本科院校秘书学专业校园实践活动模式探索--以安徽师范大学秘书学专业为例

秘书学作为新兴学科,自2012年被教育部列为独立本科专业以来,尽管发展态势良好,但在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等方面仍有些许不足。本文通过分析与探索本科秘书学专业校园实践活动模式,力求构造优质实践模式,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安徽师范大学秘书学专业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连续几年专业排名本科院校首位。本文以安徽师范大学秘书学专业校园实践活动模式为例,探究本科院校应用型秘书学人才培养模式,进而摸索学生培养多元化的路径,以期推动本科院校秘书学专业的发展。

基层调研倾听学子心声 科学设想助力教学改革——关于安徽师范大学建立秘书学实践教学平台的调研报告

本次调研主题是关于建立秘书学实践教学平台的调研,笔者以安徽师范大学秘书学2013级、2014级、2015级三个年级学生为对象,共发出问卷233份,收回有效问卷206份,通过对问卷的整理、分析和归纳,得出调查结果。

近代翻译文学:教育观念转变的“引擎”

鸦片战争以降,西学翻译和教育变革成为国人呼声最高的两剂救亡药方。对于翻译中伴随的异质性,如何作用于教育转型的进程,进而引领着教育观念的转变,值得寻绎。潮水般涌入华夏大地的泰西文学,促使近代人才观不断位移,各类译著中的西方人物,焕发出别具一格的魅力,为国人树立了一种新型人才“标杆”。西方教育小说中的教师,呈现出与传统中国教师截然不同的面相,成为形塑崭新师生关系的直接资源。在翻译小说的浸染之下,通俗文学逐渐深入人心,并在课堂上下、校园内外枝蔓攀升、花蕊广播。国人的知识结构在翻译文学的影响之下进行重组,中国教育模式得以吐故纳新,新的教育生态也逐渐建构起来。

论《大学美育》教材的当代演进

《大学美育》教材经历了十多年的探索期与二十年的平稳发展期,自2020年之后迎来火速增长期。其35年的变迁史,先后受到美学热、通识教育观念以及国家政策等不同力量的推动,但在知识体系如何架构等关键问题上始终论证不够。国家政策制约着《大学美育》知识再生产的形态与走向,但后者在应对和解决国家急需方面似乎力有不逮。有鉴于此,加强教材研究殊为必要。

黄侃在北京大学如何讲授《文心雕龙》——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考原》一文论证前提的思考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考原》一文以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征引为前提,判断黄侃在北大“词章学”课堂讲授《文心雕龙》的篇目内容以及授课讲义的编撰情况。由于这一前提并不可靠,故所得结论亦难令人信服。其实,范文澜撰写《讲疏》时已拥有黄侃讲授《文心雕龙》的全部讲义,而“词章学”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文章作法为主,并非无所不包。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有前后期之分,前期主要是在“词章学”课堂讲授创作论部分的篇目,后期则在“中国文学概论”课堂重点讲授总论部分的篇目,至于文体论几篇,通常作为讲授创作论和总论时的例证,贯穿于前后期,用以配合串讲。

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起源于近现代历史文化中的“到民间去”思潮。中国文学进入当代时期,这种叙事模型随着中国当代历史的变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特定的时代特征。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主要表现为下派干部到农村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则主要叙述青年学生发动群众干革命或改造自我。新时期文学则有三种型式,即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中对“流放地”“下放地”人民的感念、改革小说中的“到工厂去”领导改革、寻根文学对民间神秘力量的发现和文化反思小说对民间的反思。新世纪以后的文学中,主要表现形式为身处城市的机关干部“到农村去”扶贫和搞乡村振兴,也包括“纸上还乡”等返乡叙事。当代文学中的“到人民中间去”叙事具有多种社会文化功能。

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的学术启示

学术研究建立在文献与学术史两种根基上。学术史既是原始文献的再度解读,又包括理论建构的研究前沿。回顾百年曹操文学研究史,不仅可以熟稔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理论重构,重新认知历史上曹操“外定武功”的真实人生、“内定文学”的审美价值,而且可以在历史研究的曲折过程中发现历史人物的权力与道德的悖论存在、意识形态的时代与传统的二元张力、文化思潮的立新与破旧的“批评焦虑”以及文学研究的印象与整体的不同认知。通过历史研究重新发现历史,才可能在理论观念上有所突破,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建构一种新的研究模式。

文化传播视野中的大学美育教材编写策略研究

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以及高校美育课程体系的先导者,大学美育教材应主动遵循传播学的基本规律。除了在宏观上积极响应国家美育政策之外,还应在微观上以清晰明确的编写理念为指引,妥善设置议程;慎待内容架构,优化信息编码;讲清理论难点,力避信息耗散;阐明知识要点,坚持受众中心。唯有如此,方能以切实有效的举措推动课程建设朝着更高层级发展。

论汉末瘟疫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汉末瘟疫不仅对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还对建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末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了战争资源、战争胜负,因此也间接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形成;汉末瘟疫造成大量文人的死亡,强化了生命意识的自觉,影响了文学主题的书写,从而刷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生态;汉末瘟疫所造成生命意识的强化、忧生之嗟的生成、死亡主题的勃兴,进一步影响了建安文学苍凉风格的形成。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学理论创新与文学批评实践

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理论何来、批评何为的问题需要被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生成要植根于文学实践中,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文艺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借助于更广泛的译介,积极创造本土化、形象化的文论术语,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文学批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铺路架桥的重要作用,关注文学本身,阐发文学的语言、形象、情节之美,紧扣时代精神,发挥价值导向作用,构建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召唤无愧于新时代的伟大艺术精品。

论战争对三国文学版图的影响

战争深刻影响了汉末三国时期的地域格局和文学版图,董卓之乱导致洛阳文化、文学中心地位的彻底丧失,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促使了许邺文化、文学中心的确立,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文学版图的形成,中原文学在战火中不断演变并走向鼎盛,而接受中原文学辐射的吴蜀文学又因战争割据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元代金人别集编刊及其序跋的文学史意义

元代是金人别集编刊的重要时期。由于文献散佚严重,存世序跋成为考察金人别集编刊的重要文本,为编刊的时间、空间、编刊人及其流播情况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元代金人别集序跋还有评介金代作家、传承金源文脉、总结文学理论、开启元代文风等功能。序跋对作家人格、学养、文学成就的推扬及其经典地位的确立,对“以诗文为余事”和“以诗为专门之学”文学功用的探讨,对气格论、唐诗旨趣和易代之际将苦难转化为“清和”美学的体认,以及所体现的民族、儒释道、南北文学的多元融合,都对元代文学的走向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师心与复古之间:湛若水的文学思想与创作

作为明代重要心学家,湛若水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受到其心学思想与仕宦经历的共同影响。湛若水以“心”作为文学的本源,将心学工夫论引入诗文创作,在文道观上强调“德业”与“举业”合一,在性情论上追求情感与道德的协调,是心学家论文的重要一端。同时,受复古思潮的影响,以及湛若水供奉翰林、半生为官,与复古诸子交往的经历等,又使其部分诗文带有复古倾向和台阁遗风。湛若水的文学思想表现出由复古转向师心的趋势,成为沟通师心与复古众多文学思想中的重要一家。

皖桐诗派的遗珠:清初安徽诗人方熊交游考论

方熊是活跃于明末清初的一位安徽遗民诗人,他因曾刊刻《陶渊明集》六卷(世称《陶诗诵说》)而为陶诗研究者所关注,但是他的生平事迹却消散于历史的烟云之中。方熊生性豪爽,尤爱游历,这使他成为诗人间的“联络人”。他与桐城学者的交游,反映了清初桐城诗派的活动细节。他与其他安徽人的交游,勾勒出清初“皖桐诗派”的生成路径。他与遗民的交游,反映了清初遗民诗人群体的生存状态。而他与入清后采取合作态度的诗人群体产生交集,则表明清初诗坛在地域、遗民等面向之外还具有更加复杂、多维的面向。

金中都与金代文学的盛世风貌

迁都北京开启了金朝盛世,也是北京文学史由“地域文学”转化为“帝都文学”的开端。依托于不断完善的政治制度、爱好汉文化和汉语文学的帝王、学养深厚的朝廷文官和往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四方文士,中都由地理空间转化为多族文人交融互动的文学空间。宫阙、市井、寺院、桥梁等成为文人的书写对象,文人书写也在塑造着这些空间。文人对雪、牡丹、荷花的同题集咏折射着金朝盛世,中都空间又使文人创作呈现出典雅平和的盛世风貌。中都作家以及他们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思想,对南渡文坛和元初文坛具有启幕意义。

“文学批评”与“文本诠释”的学理关联与旨趣分野--兼及文学诠释学理论形态的“本来面相”

无论是文学理论还是诠释学的视域下,文学批评与文本诠释都是有待廓清的两个重要概念。虽然从学科研究方向上看,文学批评和诠释学二者都呈现为以文本为中心的向外发散型辐射,有着极为相近的学理关联,但是在文学批评和文本诠释中,主体的自由度却有着显然的区分,文本诠释的客观性诉求和批评家对文本所作之价值判断使得前者更倾向于文本理解之达成,后者则志在对读者欣赏和文学创作起到引导和规范之效力。当下文学诠释学的建构中,理应在区分二者的基础上,以理解文本作为文学诠释学的当行本色,充分尊重并还其“本来面相”。

时代声音下民间女歌手身份与认同——以安徽罗城民歌传承人姜秀珍为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民间歌手、民间艺人,他们把地方音乐和地方文化借助国家的舞台展现出来,成为共和国闪亮舞台中的一抹亮色,农民歌手姜秀珍就是其中一员。选取姜秀珍为个案研究,以其所属时代为时间背景,从其民歌手身份构建、转化、认同三个方面,探讨歌者对其所属时代的音乐表达方式,时代赋予歌者身份的社会环境以及时代语境与歌者对民歌文化发展脉络的影响和实践意义。

高职学报稿源研究——以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为例

高职学报由于自身原因及外部压力,其发展遇到重重困难,优质稿源流失严重。在结合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留住优质稿源、吸引优质稿源的实践基础上,文章提出了高职学报拓宽优质稿源的途径:广泛约稿,建专家库;学术至上,用好内稿;主动出击,广泛交流;缩短周期,留住优稿;优稿优酬,编后奖励。

自传式思维的文学表现——论20世纪安徽女作家的创作

20世纪安徽女作家苏雪林、戴厚英、王英琦擅长自传式思维,作品具有明显的自叙传特征。苏雪林的《绿天》和《棘心》是婚姻美梦的编织和痛苦情感的表达,戴厚英的《诗人之死》和《人啊,人!》是超前的理性思考和真诚的自我表述,王英琦用《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记录痛苦的自我超越和求真悟道的全过程。她们的代表作品具有内倾性、直觉性和穿透性的特征,是自传式思维的文学表现。

钱穆论中国文学的“人文主义”

“五四”前后中国学者运用现代“纯文学”观念评价中国文学史,要把中国文学从过去的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让文学体现独立自主的审美姿态,并主张以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地方文学等为基础建立现代文学新传统。钱穆对此予以持久而严肃的反驳,他立足于“中国文化是从大地面上发展起来”的这一偏重“统一性”的核心观点,从“人文主义”视角揭示中国文学发展与国际性、高雅性与上层性的关系。形成的“诗文正统论”既揭示了文学史的某种事实,又压抑了对后起的小说、戏曲等叙事文学的审美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