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实训平台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以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例

为顺应全媒体时代的人才需求,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提出集"创、采、写、摄、编、播、评、管"八位一体的实践育人理念,并建立了全媒体实训平台即传媒电视台、安徽新苑、微信公众号AHNU新苑,文章从课程设置、资源整合和人才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平台建设的实施措施,并提出了建设意见。

研究生社会期望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以安徽师范大学为例

以安徽师范大学为例,考察研究生社会期望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采用社会期望问卷和研究生学业自我效能感问卷对安徽师范大学230名研究生进行调查。研究结论:研究生的社会期望总体上呈中等偏上水平;在社会期望中,年级差异主要表现在符合社会期望维度上;是否工作后考研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不符合社会期望维度上。研究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总体上呈中等偏上水平;在学业自我效能感中,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课程活动和科研活动自我效能感维度上;是否跨专业考研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课程活动、科研活动和社会实践自我效能感维度上。符合社会期望维度与科研活动自我效能感和社会实践自我效能感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新闻传播主体的多维对话及其行为策略

新闻生产与传播就是新闻记者代表新闻媒体与社会事实信息之间发生的一场“对话”,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传播对话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单向报道而言的双向交流方式。在当下的新闻传播活动中,新闻传播主体间的对话主要分布和建构在新闻传播主体与事实主体对话、新闻传播主体与新闻当事人主体对话、新闻传播主体与文本主体对话、新闻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对话、新闻传播主体与智能机器人主体对话等五个层面,并逐渐形成了五个基本格局。在全球化和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主体间的对话主要体现为跨语境对话、跨文化对话、跨时空对话、跨媒介对话、跨文本对话等多种形式与新型形态上。

新闻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新探索与新范式——评丁柏铨等新著《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舆论舆情——新媒体语境中的考察》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与舆论舆情——新媒体语境中的考察》一书,将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舆情和新媒体这三个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立足新媒体语境,从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着重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及其生发舆论和舆情的触发机理与多维关系等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在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上,呈现出一套对研究内容与方法在认知、判断、推理逻辑上的新范式。这些新范式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掌握并拥有对新闻传播学新概念的定义权和话语权、开辟和拓展新闻传播学研究领域新的边线与疆界、重视与运用定量研究对定性研究结论的量化与佐证、注重并实现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结合研究的逻辑自洽。

国际传播视域下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构建——以新闻驯化与新闻反驯化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在国际传播策略性叙事中,如果把与“新闻驯化”相一致的传播本土化和与“新闻反驯化”相一致的新闻全球化这一对表面上的矛盾纳入“球土化”的理论视域进行考察,则是可以调和与协商解决的,进而还可以为国际传播中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中国的世界观和可资借鉴的传播方法论。在“球土化”视域下建构融通中外的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对于中国的主流媒体来说既是风险挑战也是时代机遇。坚守国家宏大叙事的立场,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把中国的国际传播工作与国家形象建构勾连起来,是新时代中国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与发展的观测点、发力点和动力所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价值意蕴——基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奠定了文化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的重任。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传播观集中体现在文以载道、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文以化人等与文化媒介、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文化的传播与致效等密切相关的三大层面。从文化传播学视角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鲜明的本质特征,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阐明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支持与传播协同--基于对大学生信息接触的访谈

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是世界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也是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的“非传统安全事件”,信息传播对于加强公共卫生治理意义重大。从用户的信息接触和媒介使用的视角出发,访谈新冠肺炎疫情中有过静态管理经历的大学生,研究发现,其获得了来自人际传播和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的情感支持,媒体的导向和内容并重的信息支持,以及通过多层组织传播实现的国家“在场”的物资支持,但多元信息传播方式也造成了舆论生态失衡。各种传播媒介应从社会责任出发,传播真实客观公正的信息,提高传播内容的专业性,实现传受双方的双向快速互通,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助力信念坚守。

从传播学视角探究IP属地公开现象

运用传播学理论以及在网络上进行观察,探析IP属地公开的原因、现存的争议以及能否以此来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的新路径。研究认为:网络上个体、群体与组织的存在加速了IP属地的公开,以往的全匿名时代不复存在;IP属地的公开是约束网民行为、维护正常网络空间的尝试,但随即引出的“地域黑”、灰色代理产业链等也引发了受众的观点博弈;在网空间的传播治理上,该功能打破了匿名性原理,提高了网络发声的门槛,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形成,为网络空间治理找出新的路径。

以庄子媒介思想看中国传播学的本土研究

文章采用文本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依托古代文献探究庄子的媒介思想,并将其与麦克卢汉的思想进行对比,达到传播学本土研究的目的。文章论述了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现状,即虽有学术队伍但是理论发展缓慢,本土的传播学建设成效不大。而古代先贤的媒介思想属于传播学本土化的范畴,因此研究庄子的媒介思想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文章详细介绍了庄子的生平经历,分析了庄子的媒介思想,发现庄子认为“心”是一切的中心,而庄子所认定的“心”主要指的是精神,“心”就成为一种媒介。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媒介不是中性的;英尼斯也认为媒介是具有一定的偏向性的。而庄子也对媒介冷暖有不同的看法,最大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机心”,媒介的使用是否会使人“异化”。庄子也对如何使用媒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人不应被形所束缚。但庄子的媒介观存在不足之处,他对于所有媒介都感到忧虑,持悲观消极的态度。文章最后站在更宏观的角度看待目前中国传播学本土研究所遇到的问题,如问题意识不明确、原创度不高等,从而提出构建设想,旨在推动中国传播学本土研究更好地发展。

新时代安徽文化传播力提升的五重向度

面对“两个大局”的深度演进和互动,以及技术创新带来的传播环境的变化,如何衡量与评价安徽文化传播力,从安徽文化传播实践中提炼概念和要素,并提出系统性追问,是时代赋予的新命题。现基于新时代话语体系和媒介新技术的迭代,从媒介视角出发阐释如何讲好安徽传统话语中的文化故事、现代叙事下的发展故事、全球视域下的开放故事,探讨安徽文化传播力的提升策略,不断增强安徽文化的影响力。

新媒体时代新闻主流媒体的角色期待与价值认同建构——以几则新闻传播实践案例为中心的考察与省思

在新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养与业务素养应当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内涵和发展外延,无论是对于传统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还是新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而言,都具有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认知价值和应用价值。无论是政治话语语境下新闻工作者的政治素养与业务实践,还是新媒体语境下新闻工作者的业务素养与业务实践,都是考察与考量新媒体时代新闻工作者政治素养与业务素养的重要指标和参照系。新媒体既对主流媒体的生存和发展构成挑战,也给受众对主流媒体的角色期待与价值认同带来新的契机。对于新媒体时代的主流新闻媒体来说,既要把政治家办报、政治家办媒体对政治素养的要求提到重要议程和位置,也要把着力提升主流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摆到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进行审视与思考,与时俱进的发展品质不仅是对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要求,也是对新闻工作者增强自身素养的新要求。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

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众多学科中,文化传播学是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理论领域和建构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生产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文化生产及其传播活动与传播主体、文化价值、文化传播的渠道和方法、文化传播的生成效果和社会影响等具有密切的勾连。文化传播主体论、文化传播价值论、文化传播方法论、文化传播效果论是阐释和研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几个观测点和考察逻辑进路,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理论范式。

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传播: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建构

中国国际传播工作,既要具有融入全球信息传播共建共享机制的大格局与大视野,也要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土化发展要求相辅相成,同频共振。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国际传播的建设性工作需要厘清这样几个基本范畴和发展思路,即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传播的本质所在、中国国际传播工作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化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理念下的中国话语建构必须要考量的前提是,中国话语具有自己的形成规律及其内在规定性、中国要善于与世界开展文化交流和主体间对话,以及中国话语面向国际化建构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出发点。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理念中,中国叙事体系建构主要体现为:中国叙事在呈现上要与西方叙事保持本来的差异化、中国叙事体系要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设计理念进行本土化定位、中国叙事体系要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格局进行国际化建构。

新型农村传播体系建设的公共性逻辑

媒体参与农村现代化治理,对于推动农村振兴、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单向宣传模式下,媒体参与农村现代化治理面临着功能失调、结构失衡、行为失范、方式阙如等一系列困境,这些问题掣肘了媒体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功能释放。究其根源,传统传播体系是以工具性为核心的功能定位,忽略了农村社会、文化需求和利益诉求。文章认为,以公共性为核心的公共利益发声与公共准则协商机制在满足农民基本需求、防范农村社会风险和促进农村社会健康和谐发展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美术家办报:传播视域下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版画艺术

抗战期间,新四军版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要美术阵地之一,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莫朴、吕蒙、赖少其、杨涵、吴耘、沈柔坚、涂克、邵宇等属于新四军的知名美术家大多数都具有专业美术院校的学习经历,且都在新四军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这些美术家成为媒体人,在参与办报的过程中注重了传播时效性、信息丰富性、形式新鲜性,重视普及与提高,从而在版画创作中凸显了以传播为导向的战斗性、文化性、多样性等特征。一系列表现军事行动、社会政策、生产生活的,以及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新四军版画作品,通过报刊、展览、集册、张贴等多种渠道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作立场、思维与方法,可为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借鉴。

全球与地方: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的国际传播探究

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文明之间的交往生态也在迅速发生变化,国际传播领域出现了全球信息流动的碎片化、情绪化,以及全球新闻信息真实性、客观性受到质疑等现实问题和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更多行为主体参与其中,以构建立体化的国际传播格局。此时,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创新实践、高校留学教育的文化传播,以及专业纪录片的讲述都拓展了国际传播的实践范畴;而将国际传播作为一个经验的研究领域,做好理论对话和经验解释应该成为未来学术研究的突破口。

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中大学生村官形象的叙事策略及价值研究——以《一棵枣树》为例

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刻画的大学生村官形象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随着纪录片主流价值和艺术审美的发展,一些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在叙事策略上有了新的突破,摒弃了以往纪录片浓重的说教意味,转换受众思维,以独特的叙事手法呈现故事内容和人物形象。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一棵枣树》向受众全方位展现真实立体的大学生村官形象,为日后塑造大学生村官形象的乡村振兴题材纪录片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也使受众了解大学生村官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做出的工作实绩,从而引起社会对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关注。

短视频时代主流媒体新闻报道的创新策略

在媒体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短视频作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迅速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引领着新闻语言和呈现方式的变革。本文旨在分析主流媒体如何通过整合短视频这一新媒体形式,创新表达方式与内容策略,以保持并增强其在公众中的话语权。同时,探讨主流媒体如何借助短视频平台实现新闻语言的创新,从而形成更加生动、多元且接地气的报道风格,以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发展需求。

文本盗猎视角下青年群体中的红色短视频传播研究

青年群体作为短视频平台的主要用户,他们的价值观念深受短视频传播内容的影响。近年来,在青年群体中兴起了对红色影像素材进行二次创作的热潮,但由于缺乏有效引导,很多作品在对红色文化的内涵进行文本阐释时出现了不少问题。对此,主流媒体应当从青年群体创作红色文本的视角出发,通过采用微观叙事、借鉴网红传播模式、打造算法规则体系等方式助力青年群体积极传播红色短视频。

国家形象广告中华文化传播取向的缘起、动力及其纠偏

国家形象广告作为国家公关的重要手段之一,可发挥快速改善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公共外交效果的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世界各国间的竞争从原有硬实力的比拼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较量,对国家形象的关注与研究,不仅以文化为核心聚焦,还引入了品牌的认知和思维,重视以广告为载体的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这构成了国家形象广告文化传播取向的缘起;中华文化自身发展与传播所遵循的价值主张,以及党和国家支持文化发展与繁荣的高度自觉,则构成了国家形象广告文化传播取向的动力支撑。而借助具体的广告来展示“文化中国”,并依据不断变化的环境适时调整广告的形式、内容与叙事技巧,最终弥补、缝合以往国家形象广告所产生的文化断裂现象,则是国家形象广告文化传播在不断纠偏中前进的实践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