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淮南子》的廉政观及当代价值

廉政观是《淮南子》政治思想的重要内涵,内在体现出君廉、吏廉与民廉的三重理论维度,深刻反映出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政反于朴"的根本主张。以"君廉"为核心内涵,《淮南子》廉政观试图以"清净无为"思想影响与制约专制君主的政治实践;以"吏廉"为重要组成,《淮南子》廉政观树立政治典型,力图有效推动官僚政治走向良性发展;以"民廉"为社会基石,《淮南子》期待王朝政治实现内在的整体和谐,在良政与美俗的现实互动中达到"通治之至"的理想状态。

论《淮南子》之“学”

《淮南子》具有丰富的学习思想,对人类学习过程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认识。在道、儒思想的不同影响下,《淮南子》表现出两种既有交集、又相迥异的学习观。一方面,《淮南子》坚持黄老道家的基本立场,对儒家之"学"进行批评,凸显出尊道抑儒的理论倾向,而另一方面又试图从整体上调和与兼容这两种学习观。受道家心性思想熏染,《淮南子》从基本原则、根本目的与理想境界等三个方面阐发其"尊道养生"的"为己之学",彰显出显著的生命美学意识,这既对秦汉时期的学习思想有所发展和丰富,也对现代人类的身心健康、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墨家政治思想对《淮南子》的历史影响

尊"禹"是《淮南子》与墨家政治思想的历史契合之处,但其具体内涵有同有异,深刻反映出《淮南子》对待墨家思想的复杂的政治态度。强烈的"求治"意识是《淮南子》与墨家思想的政治共识,在此基础上《淮南子》对墨家的基本政治主张有所反思和汲取。"圣王之治"是《淮南子》与墨家相同的政治理想,墨家蕴含"利民"思想的"圣王"观对《淮南子》影响深刻,成为后者"民本"思想的重要理论资源,但《淮南子》并未完全认同与接受墨家的"圣王"观,而是站在黄老道家的根本立场,有所取舍和融会。

《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之比较

《管子》与《淮南子》都蕴含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而且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历史联系。强调农业生产的政治性,坚持"农本"理念,是《管子》与《淮南子》农业生态观的理论前提;在此基础上,二者论农都凸显出天人关系的特殊性,主张天、地、人相和谐的生态发展;二者都反对人类对自然生态的过度干扰和影响,深刻反思人类农业活动的现实的局限性。与《淮南子》相较,《管子》农业观在生态意蕴上缺乏更为浓厚的黄老道家气息,且其农本立场受到"重商"思想的一定影响,但《管子》所主张天、地、人相和谐的"三度"农业生态观对前者影响深远,成为其农业生态思想得以承继与融会的重要资源。

论《淮南子》林业思想及其生态意蕴

作为秦汉时期黄老道家的代表论著之一,《淮南子》蕴含丰富的林业思想。《淮南子》林业思想以重林、用林、植林、护林与赏林为基本内涵,从中凸显自然性、政治性与人文性的理论特点。《淮南子》林业思想的生态意蕴极为深厚,在黄老道家的历史影响下,体现出强烈的自然意识、整体意识与和谐意识,这在秦汉林业思想史上堪为卓识。就实质而言,《淮南子》林业思想是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的有机融合,其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的核心理念,对现代人类的身心和谐、世界和谐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和借鉴意义。

《淮南子》论“谏”及其思想内蕴

"谏议"是专制君主政治的重要内涵之一,秦汉时期的《淮南子》对此有着深刻的反思和认识。《淮南子》认为谏议对统治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政治上能矫正君失,和辑君臣,促进王朝稳定发展。《淮南子》反对刚愎自用,拒谏妄为,主张统治者应理性求谏、善于听谏和积极纳谏,对自身政治行为有所约束和调控,构建良性的君臣关系,实现"圣王"之治。《淮南子》论"谏",在政治哲学上,受到黄老道家的决定性影响,而在政治权术上,道、法思想则有所相通;与道、法相比,儒家的思想影响略显逊色。《淮南子》论"谏"不仅在秦汉道家中最为深入,而且也成为西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谏议思想之一。

《淮南子》与《法言》论“学”之同异——兼谈汉代“学”论的道、儒之变

在西汉时期的论"学"之作中,《淮南子》与《法言》颇具代表性,二者充分反映出道、儒两种不同思想立场的学习观。在学习的重要性、态度及条件等方面,《淮南子》与《法言》存在交集之处,但在学习的目的、内容、精神及境界上二者又有所不同。道、儒思想的立场差异,是《淮南子》与《法言》论"学"异、同的根本原因:前者追求原性返初、清静无为的道家之学,从"治身"和"治国"两方面批评儒家之学;而后者则立足儒家教化观念,强调仁义礼乐之学的根本性,反对道家之学。在儒学独尊、黄老衰歇的时代变化中,《法言》所代表的儒家之学,最终成为影响汉代士人的主流学习观。

略论《淮南子》的“无为而治”思想

成书于西汉武帝初年的《淮南子》倡导"无为而治"思想,其重点阐述的统治者应遵从自然界的规律,正确处理好与民众、臣子的关系,施行仁政等内容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受当时客观时代背景和政治因素的影响,《淮南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并没有付诸实施,但其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却不容忽视。

论《淮南子》之“水”

《淮南子》蕴涵丰富的水思想,堪称秦汉时期道家水文化的历史代表。"知水"是《淮南子》水思想的基本内涵,源于其对现实中水资源的自然性及社会性的深刻认识。立足道家立场,《淮南子》主张人们要善于"法水",尤其是统治者,不论是治国,抑或治身,都应鉴水之性,以水为师,践行柔弱不争的政理。在社会实践中,《淮南子》还提出人们必须"因"水而治、以水为资,积极加以利用,实现人、水相谐的理想状态。《淮南子》将水资源与自然环境、人类社会视为有机的统一体,追求内在和谐的生态发展,这种传统水文化的可贵的思想资源,值得现代人类反思和借鉴。

论《淮南子》的管子观

作为秦汉道家的重要论著,《淮南子》对管子有着多方面的思想认识,表达出由衷的尊崇之情,将其看作春秋时期的政治伟人之一。虽然《淮南子》对管子生平所言不多,但极为推重,赞赏其忍辱进取、兴国为民的政治精神,称扬其尊王攘夷、佐桓兴齐的政治功业,视之为"贤相"楷模。立足黄老,《淮南子》论管与儒、法家有异,彰显出鲜明的道家精神,并试图借鉴管子兴齐的政治经验,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

《淮南子》论管仲及其思想内蕴

作为秦汉道家的重要论著,《淮南子》对管子有着多方面的思想认识,表达出由衷的尊崇之情,将其看作春秋时期的政治伟人之一。虽然《淮南子》对管子生平所言不多,但无论是对管子之功,对管子之才,还是对管子之思,都是极为推重,赞赏其忍辱进取、兴国为民的政治精神,称扬其尊王攘夷、佐桓兴齐的政治功业,视之为"贤相"楷模。立足黄老,《淮南子》论管与儒、法家有异,彰显出鲜明的道家精神,并试图借鉴管子兴齐的政治经验,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

论《淮南子》的君道思想

《淮南子》一书综合百家之说,试图为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一套完备的理论学说,书中对为君之道进行了详尽而独特的论述。它承袭了道家"法自然"的思想,但又反对其纯任自然的消极主张而用儒、法思想中的积极因素进行改造;它吸收了儒家有关道德自律的思想,用以改造法家关于君臣关系、重势等方面的学说,从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法家的苛酷,从而建立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主要从君道无为、君臣异道和修身正己三个方面来论述其君道思想。

《淮南子》论“李斯”二题

《淮南子》对秦相李斯的政治实践深为批评,认为其促成秦王朝的历史性覆灭,罪责难逃。在《淮南子》中,虽然仅在《人间》与《修务》中两次提及"李斯",但却以儒家为主,兼融黄老、墨家,体现出多元化的思想意蕴。《淮南子》着重从儒家"德治"与"尚贤"思想出发,对李斯进行政治反思和批评,揭示其内在的历史局限。黄老与墨家,对《淮南子》的李斯之论也有所影响,但逊色于儒家。《淮南子》论及"李斯"时,提出"阴德"、"治乱"之说,这在秦汉时期的"李斯"论中新颖独到、别具深意。

清末安徽芜广铁路建设失败中的决策因素

清末安徽商办全省铁路公司在路矿论的指导思想下,在误判皖南经济发展前景的基础上决策优先建设芜广铁路,忽视了皖北地区的利益诉求,未能有效调动全省各地参与铁路建设的积极性。这些决策失误致使芜广铁路未能赢得安徽地方工商界的有力支持,融资困难重重,最终工程建设因资金匮乏而遭遇惨痛失败。

凤台花鼓灯道具岔伞源流考析

岔伞是凤台花鼓灯的重要表演用具,其舞台道具原型应是宋代宫廷乐舞中的"竹竿子",器物形制原型应源自北宋中元节出现的竹制"盂兰盆"。岔伞形制的演进折射出花鼓灯艺术与地域民俗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过程。通过梳理凤台花鼓灯道具的流变历程,可以确定清代人认为花鼓灯起源于宋代的说法是可信的。

近代俄式枪械的传入对鄂伦春民族发展的历史影响

近代以来先进的俄式枪械不断传入鄂伦春地区,提高了鄂伦春民族的狩猎能力,丰富了其悠久的狩猎文化;另一方面,对弹药的严重依赖弱化了鄂伦春民族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加剧了外来文化的传播与渗透,降低了与中央政府的政治互信。俄式枪械作为不容忽视的新技术因素既巩固了鄂伦春民族传统的狩猎生存模式,也是促使清末民初鄂伦春民族"弃猎归农"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