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安徽史学》复刊

值此<安徽史学>复刊20周年之际,我想把我所经历、所知道的当年<安徽史学>复刊的情况写出来,作为一种史料,以资备考.

从巢湖撤市谈方志资料制度化建设

安徽省地级巢湖市撤销,由此区划调整,造成地方志资料散失,正在编纂的《巢湖市志》工作面临意想不到的困难。修志实践证明,资料是修好志书的先决条件,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搜集地方志资料是规避资料散失风险的有效方法。现代社会不可预知的事情难以避免,加强地方志资料制度化建设是修好志、出精品的保证,是地方志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础,势在必行。

王稼祥与延安整风运动

王稼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功绩和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他参与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前期,到1943年下半年,因为伤病复发,住院治疗,未能参加整风运动的后期。但是,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作出的历史功绩,仍然是不能抹煞的。一、参与发动整风运动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的。王稼祥积极参与了整风运动的发动。 1938年召开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实际上提出了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为后来延安整风运动开了先导。但六届六中全会后。

王稼祥和东北解放区的城市工作

王稼祥是在苏联治病后,于1947年5月回国到达哈尔滨的,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负责指导哈尔滨市的工作。 当时正处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中共中央为了巩固东北根据地,已经陆续派遣十名中央委员、十名候补中央委员到东北工作。党的工作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入城市,城市工作在全党工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日益突出地提出来了。在东北。

志书应用特载和专记的弊端及化解方法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若干意见》提出"慎用特载、专记",而各地编纂实践中不仅没有慎用,反而滥用,出现专记数量、名称、级别、位置、篇幅、体式极为混乱的现象,致使专记內容有类不归,割裂与正文的关系。认为,与其"慎用",毋宁不用,可从四个方面化解"特载""专记":一般专记归类增设章节记述,特大专记改设专志,数量多的专记集中设置人事纪略,小专记作小附录。

关于王稼祥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前后若干历史情节的匡正

某些重要出版物上，对王稼祥担任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前后若干历史情节的记述有误，现匡正如下：

王稼祥: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使者

王稼祥早年曾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 ,通过给国内友人的通信 ,转达俄罗斯人民对苦难的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在战争年代两次赴莫斯科治伤 ,亲自感受俄罗斯人民对中国革命者的关切。履任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 ,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访苏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

曹禺给我们作报告

曹禺——这位现代著名的剧作家,他在三十年代的代表作:《雷雨》、《日出》、《原野》和四十年代初的《北京人》,早已闻名国内外,受到象我们这批建国初期的大学生的景仰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曾经听过他的一次报告。往事历历,对于他的这次报告,至今记忆犹新。他作报告的时间是1951年10月25日下午,地点是在五河县城关一个用芦席搭盖的会场内。

冯定回忆新四军军部片断

冯定(1902—1983),浙江慈溪人,哲学家。1926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新四军军部任政治部宣传科长、《抗敌报》主编。新中国成立前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后又兼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哲学系主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平凡的真理》、《人生漫谈》等。

周谷城为我题写条幅

在我的案头,悬挂着周谷城为我题写的条幅:“行百里者半九十”。他那苍劲有力而又洒脱的墨迹,无疑是书法艺术中的上乘之作。要恰如其分地评价周谷城的书法作品,我没有这样的本事,当然不敢妄说。周谷城为我题写这个条幅,倒是有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经常萦绕在我的心头。 1949年9月,我考取复旦大学法学院政治系。刚入学,一切都感到新鲜。无论新、老同学,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并抱着为将来建设新中国的热切愿望而奋发学习。复旦大学是许多知名教授、学者荟萃之地,令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景仰不已。那时,课程设置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实行学分制。政治系第一学年课程中,规定在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门课程中任选一门,各为3个学分。

论“一大二公”和“分户承包”——兼谈李金耀包山办场

长期以来,左倾路线在人们头脑里遗留下的毒害,既深且长,使得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重大的阻挠、干扰甚至破坏。在农业生产方面左倾思想的根源,是急于追求“一大二公”。从个体生产到互助组,又到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化,好象越大越好,越公越好,大公一定比小公好,公一定比私好,只有“大”和“公”,才能解放生产力,于是,不顾条件地追求“一大二公”。这种“公有主义”必然产生“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这是“剥夺农民”,“超越阶段”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正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我们纠正了这些错误。

王稼祥与《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之际,同时来纪念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50周年,对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加强党的建设,更好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七中全会精神,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1941年7月1日《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文件,也是党的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