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背景下社会力量参与第三次分配:时代内涵、实践形态与路径省思

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力量自愿通过慈善活动与志愿服务对各类资源进行重新配置的社会活动,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充性制度安排,对于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价值。社会力量参与第三次分配的主要形式为慈善组织进行信息收集与募集善款、市场企业进行利益与资源共享、社会个人进行捐赠与志愿服务,但同时也面临着结构失衡、成长受阻与信任危机等现实困境。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从法律层面、制度层面、治理层面、环境层面与监督层面反思社会力量参与第三次分配的路径:通过完善《慈善法》相关法律体系优化社会力量的参与渠道,通过公正合理的制度措施激发社会力量的参与热情,通过构建“善”治导向的共同体促进社会力量的参与长久,通过营造积极健康的慈善生态稳定社会力量的参与环境,通过建立多元协同的监督机制改善社会力量的参与实践,旨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第三次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的功能作用与发展路径

社会组织党建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在社会组织中群众基础的重要阵地。新时代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在政治引领、结构耦合、社会服务和价值认同上实现有效融合,通过驱动引领发挥了功能效用。但也存在制度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政治引领功能渗透不力、组织治理结构不够嵌合、业务融入互动不够紧密等困境。新时代以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必须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以制度建构规范社会组织党组织工作,以政治引领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以组织嵌合建构交融的组织关系网络、以功能融合推动党建与社会业务深度互融。

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保障机制研究

新型研发机构是一支新兴的科技研发力量,对于建设长三角区域创新高地具有重要意义。安徽省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在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的过程中面临功能定位单一、区域政策壁垒和资源流动不平衡等问题,政府应当通过明确功能定位、建立协调机制和搭建综合性服务平台等政策保障措施加速长三角创新共同体建设。

基于SFIC模型的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路径研究

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同属于养老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其作用重在二者协同发展,即二者相互协作实现养老服务的充分供给且达到二者共同发展的双赢效果。通过创新性地将SFIC模型用于养老服务体系发展分析,构建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分析框架,从星光老年之家、公建民营养老机构、政府购买养老服务、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四个案例比较剖析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的起始条件、助成性领导、制度设计、合作程序,提出改善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起始条件、发挥助成性领导对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创造性作用、优化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制度设计、在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中实现良性合作四个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

公益组织的数字化转型与行动适应--数字赋能的视角

疫情期间,原有公益组织线下的组织优势、技术优势和服务优势明显式微,公益组织纷纷探索数字化转型之路。本文基于数字赋能的视角,调研1001家公益组织发现,公益组织数字化转型在结构赋能、心理赋能、资源赋能等方面面临较好的发展境遇。同时,公益组织存在互联网协作与知识管理不足、数字化技术难以提升自我效能感、数字化公益人才与规划缺乏等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与困境。基于此,本文从组织管理、效能强化和资源协同三个方面提出公益组织的数字化转型行动适应之路,以期为新时期公益组织迎接数字化考验提供有益参考。

我国社区治理领域政策分析与评价研究——基于“过程—工具—内容”三维分析框架

均衡完善的社区治理政策工具组合能够有效引导、激励和规范社区治理,提升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基于政策文本分析视角,通过构建“政策发展过程—政策工具—政策内容”三维分析框架,对58件国家层面的社区治理政策文本进行文本编码与频数统计,多维度、交叉组合量化分析政策演进规律,可知我国社区治理政策整体上经历了社区管理、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三大阶段,三种基本政策工具整体分布相对均衡,但政策工具内部结构失衡,社区治理政策内容偏好突出,阶段性特征明显。为加快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应着手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依循政策演变规律,完善社区治理政策体系;推进基本政策工具有机平衡,实现次级政策工具结构统筹优化;优化政策内容分布,补齐社区治理政策制定短板。

双重机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路径研究——以B市“一组一会+”治理模式为例

在不增加资源的情况下,常设组织架构如何应对“平急”双重需求是当前基层治理中的难点。B市“一组一会+”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通过“双重机制”运行,为适应“平急”需求的基层弹性治理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本。本研究拟从“政党与社会”关系视角出发,以中部某省B市“一组一会”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社会情境下,如何通过“政党引领社会”强化基层治理弹性。研究表明,“一组一会+”中“党小组”成为连接上级党委与基层党员的枢纽,“理事会”成为吸纳社会不同治理主体的重要平台。基层党组织借助压力传导机制纵向强化党组织体系,通过建立“跨级连接双向信息流通渠道”“矛盾纠纷分级调处制度”和“问题闭环处理”机制等举措提升基层治理回应性。借助动员激励机制横向整合社会不同力量,通过“资源输送”“服务对接”、增强治理的“有效性”和“便利性”等举措保障基层治理的精准性。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通过“双重机制”构建立体治理网络,提升了基层治理的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