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的人际信任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基于A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调查

信任是人际之间沟通、合作以及参与组织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未成年犯走上越轨的道路与他们的人际信任水平比较低存在一定的关联。人际信任受到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而未成年犯的父、母教养方式均显著偏离常态。调查发现,由于未成年犯的父、母教养方式比较复杂甚至是矛盾,故而父、母教养方式的单个维度与未成年犯人际信任水平不显著相关。相对于父、母教养方式比较典型的未成年犯而言,父、母教养方式比较复杂,未成年犯的人际信任水平则比较低。

未成年犯犯罪原因调查及传统道德教育实验

100名在押未成年犯犯罪原因多种:文化水平较低,家庭教育不当,学校教育重智轻德,并受不良的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未成年犯的身心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课题组在未成年犯管教所监区开展四个多月的以《弟子规》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文化教育,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未成年犯行刑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在未成年人犯罪日趋加重的社会背景下，预防和改造矫治未成年罪犯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改善未成年犯行刑制度相对僵化的现实，有若干问题应引起重视，比如延长未成年犯的转监年龄，加强对短刑犯的刑罚力度，丰富司法保护的内容，扩大监外执行和假释范围，突出矫治、保护立场。

未成年犯行刑中的若干问题思考

在未成年入犯罪日趋严重的社会背景下，预防和改造矫治未成年罪犯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改善未成年犯行刑制度相对僵化的现实，有若干问题应引起重视，比如延长未成年犯的转监年限，加强对短刑犯的刑罚力度，丰富司法保护的内容，扩大监外执行和假释范围，突出矫治、保护立场，真正实现行刑社会化。

老年单纯收缩期高血压32例治疗体会

目的探讨提高高血压病的治疗率和控制率的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32例老年单纯性收缩期高血压的治疗。结果32例老年单纯收缩期高血压患者的治疗率达100%,SBP总控制率达71.2%。结论在合理选择降压药物的同时,应当重视高血压的非药物治疗和关于高血压的健康教育工作。

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情绪障碍的父母教养方式的特征

目的与正常健康者进行比较,探讨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和情绪障碍的父母教养方式的特征。方法选取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犯罪青少年167例作为犯罪青少年组;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80例作为情绪障碍组;三所中学的正常青少年160例作为正常对照组。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及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进行测量,对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 (1)犯罪青少年组,情绪障碍组与正常对照组在父亲情感温暖、父亲过分干涉、亲偏爱被试、父亲过度保护上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2)犯罪青少年组,情绪障碍组与正常对照组在母亲偏爱被试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犯罪青少年组与情绪障碍组之间比较,在母亲过分干涉过分保护及母亲偏爱被试因子上,情感障碍组得分显著低于犯罪青少年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及情绪障碍的发生,与其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父母过多的惩罚、父母亲过分干涉、缺乏父母的情感温暖与理解有关,所以应采取积极的家庭干预措施,指导父母正确教养子女尤为重要。

行政事业单位专项资金管理现状及审计对策

行政事业单位在我国承担着艰巨的任务,在维护公共安全、实施公共教育、建造公共设施、完善公共保障、促进经济发展、有效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加大了对行政事业单位专项资金的投资力度,投入的资金数额越来越多。但是,从行政事业单位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现状来看,许多单位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多漏洞,问题不少。要改善这一现状,需要进一步加强专项资金审计,努力探寻改善和优化专项资金审计的有效措施,促进行政事业单位专项资金的有效使用和管理。

社会支持在犯罪青少年及情绪障碍青少年依恋模式和应对方式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犯罪青少年和情绪障碍青少年的依恋模式以及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 采用应对方式问卷、亲密关系问卷和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抽取177例犯罪青少年、80例情绪障碍青少年和163例正常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①三组在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对支持利用度、解决问题、合理化、自责和退避等维度差异显著（F=7.902,8.047,59.009,19.248,5.304,7.596,10.652,6.699,11.009; P＜0.05）.②情绪障碍组依恋回避与对支持利用度、求助呈显著负相关（r=-0.470,-0.350; P＜0.01）;犯罪组依恋回避与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呈显著负相关（r=-0.232,-0.235;P＜0.01）,主观支持与解决问题呈显著正相关（r=0.272,P＜0.01）,支持利用度与解决问题、求助呈显著正相关（r=0.258,0.424;P＜0.01）,依恋焦虑与客观支持呈显著负相关、与自责呈显著正相关（r=-0.253,0.300;P＜0.01）.③情绪障碍组和犯罪组对支持利用度在依恋回避和求助之间都起到完全中介作用;犯罪组主观支持和对支持利用度在依恋回避和解决问题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犯罪青少年和情绪障碍青少年都具有不安全型依恋特征,在社会支持方面均有欠缺,且都容易采取消极退避的应对方式.两类问题青少年的依恋模式均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对应对方式产生影响,但影响路径略有差异.

男性青少年罪犯和情绪障碍患者防御机制对照分析

目的研究犯罪青少年、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与正常青少年之间防御机制的差异,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提供参考。方法随机抽取安徽省未成年犯管教所的犯罪男性青少年177人、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的男性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80例和合肥、安庆市3所中学的正常男生161人,使用防御方式量表测量,对结果进行对照研究。结果犯罪青少年组、情绪障碍组和正常组在不成熟型防御、成熟型防御和掩饰因子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值分别为21.323,7.436,8.330,P值均<0.01)。犯罪青少年组与情绪障碍组相比,幻想、退缩、躯体化、升华、压抑因子得分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值差分别为-0.954,-0.695,-0.723,-0.420,-0.530,P值均<0.05);解除、制止、理想化、假性利他、隔离、交往倾向因子得分明显较低(均值差分别为-0.870,-0.594,-0.480,-0.675,-0.488,0.577,P值均<0.05),而统一化和消耗倾向因子分高于情绪障碍组(均值差分别为0.727,0.801,P值均<0.05)。结论犯罪青少年和青少年情绪障碍患者在心理防御机制运用方面总体相似,但在部分防御机制的运用方面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