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风险的社会放大及其法制因应之道

1988年,Kasperson及其合作者创立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以风险的社会属性为基础,揭示了风险在传播过程中的放大过程。通过分析"三鹿奶粉事件",可以发现该分析框架对食品安全风险放大具有解释力。为应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社会放大,不能止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度,而应当构建以多重食品安全风险为对象的风险评估法律制度,构建灵活多元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法律制度,探索食品安全风险社会放大的法制因应之道。

税收法治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以提高税收质量与总量为重点的分析

税收法治是基于现代法治理念,在遵循税收法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作用于税收法律关系各主体,并贯穿于税收立法、执法、司法、监督全过程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实践。税收法治具有规范功能与社会功能。当前,我国税收法治建设是与税收质量、总量的提高以及经济发展密切联系起来的,并显现出一定的法律工具主义特征。税收法治作为一种应然状态与动态过程,在实现路径上,应当立足我国现实国情,以税收法治的功能为基础,充分尊重与发挥税收法治的规范功能和社会功能,积极培育税收法治观念;提高税收立法水平,不断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健全税收法律制度;健全税收执法内控机制,规范税收执法行为,提升纳税服务水平;完善税收纠纷解决机制,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裁量基准效力研究

自裁量基准制度创立以来,在实践中便面临着内外交困的效力困境。裁量基准效力包括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在内部效力上,裁量基准通过其上下级行政领导关系不仅产生事实拘束力,而且产生法律拘束力。在对行政相对人的外部效力上,不同属性的裁量基准对公民权利和义务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裁量基准作为解释性的行政规则,在将细化的标准运用于具体的案件以规范行政裁量权的过程中,必然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影响,进而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在与司法审查的关系上,裁量基准既能够成为司法审查的"论证"依据,以补强法院的论证过程,又能够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接受法院间接附带的司法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