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州官府和社会力量对停丧不葬问题的管控与治理

明清时期,各地程度不一地存在“停丧不葬”现象。在徽州府,因惑于风水、贫困无力、习俗束缚等,停丧不葬问题较为严重,对当地的社会风俗、民众心理、礼法秩序、社会经济秩序造成较大冲击。为遏制或消除停丧不葬问题的社会危害,徽州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积极致力于管控与治理停丧不葬问题。地方官府主要通过告示提醒警示、设立义冢、经济资助、教化等举措,宗族主要通过族规家法、设立义冢等方式,乡绅士大夫、商人以及普通民众主要通过设立义冢、经济资助、教化等途径,来应对停丧不葬问题。在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协同共治下,徽州境内的停丧不葬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徽州停丧不葬这一长期形成的社会弊俗,始终无法根除。

释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西周分封制再思考

“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是对西周分封制的笼统概括。“封建亲戚”的原因在于追念夏商之灭亡,其由来有自,而非空穴来风。分封对象的称谓多有变化,含义有广狭之别,深层原因可能是基于对藩屏效果的判断。西周统治者通过分封、宗法及世官等制度将周邦与天下多邦“合为一家”。西周分封制表面上是“分”,实质上是“合”,即在王畿及四土的疆域范围内通过分封同姓亲族及异姓贵族,达到将点连线,进而扩充至面以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王畿采邑和畿外封国皆是西周王朝分封制的组成部分,但从拱卫周王室的实际效果来看,同姓封国依然是维护西周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

清代直隶义仓的兴废——兼论光绪初年方宗诚在枣强的义仓建设

文章在梳理清代直隶义仓发展史的基础上,涉及嘉庆道光年间直隶总督那彦成兴复义仓和晚清时期有关义仓的争论和义仓修复的反复等内容,尤其对方宗诚在枣强县修建义仓的情况进行了重点分析,并关注到不同时段义仓修复活动的特点和清政府义仓政策的变化等问题。清代直隶的义仓建设,始终是在官方主导下的进行的,地方官吏是影响其兴废的关键因素。

宗族、官绅与地方善举：清代桐城对地方科举的资助——以方氏试资田为中心

本文拟以家谱资料为基础,通过方氏试资田的研究,探讨清代桐城资助科举试资的善举,以及宗族和官绅在这一善举建立和演变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以期从另一视角探讨桐城地方社会的关系。方氏试资田由直隶总督方观承捐资设立,建立之初交给知县委托县学管理,道光初年收归本族自管。试资田的运营,均是委托士绅担任管事,先是县学委托张鸿棫父子担任管事近半个世纪,后又任命族内管事方墨林父子。试资田的运营过程中,也注意与其他宗族善举,尤其是姚氏试资田的合作与协调。张鸿棫祖父子三代积极参与地方善举,说明自乾隆年间开始,桐城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慈善家族和专业慈善家,士绅通过地方善举,提升了其在地方社会中的地位。

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及其精神阐释

禹治洪水并非战国时期托古言事的产物,是有据可循有理可依的史实。禹其人及其事自西周始,不仅见于传世文献,亦保存于青铜器铭文和简帛中。其所处时代发生洪水的可能性大,治水方法可操作性强是禹治洪水广为流布的重要原因。敢于担当,锐意创新,无私奉献,大爱无疆的大禹精神,是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

明清徽州官府和地方社会对假命图赖问题的管控与治理

假命图赖问题是明清时期徽州社会中一度对社会经济秩序产生严重负面冲击的社会问题。由于假命图赖问题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明清徽州官府与地方社会十分重视对假命图赖行为和相关人员进行管控与治理,以遏制或消除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负面影响。在地方官府和社会力量协同共治之下,明清徽州境内的假命图赖问题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是,作为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弊俗,假命图赖问题的管控与治理也存在着治而复发、发而复治、久治不愈等难题。对假命图赖问题“难治”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从表面看,与谋财牟利的物质冲动有关,从深层次考量,则还应与徽州当地长期积累形成的民俗、民风有关。

清華簡《耆夜》所見《蟋蟀》考論

簡本《蟋蟀》非周公所作。作爲原初本,其著作年代應比傳世本《蟋蟀》的春秋前期略早一些。中原文化在楚地影響廣泛,楚地詩學發展水準較高,詩教思想流行,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蟋蟀》是有條件傳播至楚地的。《耆夜》所載詩篇占文本比重過半,所勾勒的場景與春秋時期的引詩賦詩是有所區别的。基於楚國的社會風情,它應是戰國時期楚地士人利用詩歌素材而撰寫的詩教文獻,這正是《蟋蟀》出現於戰國楚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