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皖北地区产城融合发展的域观分析——以蚌埠市为例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皖北地区产城融合提出了要求和路径。以蚌埠市为例,从人口、产业结构、工业经济效益和空气质量达标天数等数据,采用定量和定性方法,分析经济理性、制度质态、价值文化对产城融合的动态影响。认为经济理性引发产城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不强,制度质态对产城融合发展的承载力不充分,价值文化对区域产城融合发展的引领作用不显著。要以催生内生动力、强化制度质态、塑造区域价值文化为切入点,多措并举推进产城融合发展。

党政联合文件信息公开问题研究——以45份行政判决和裁定书为例

党政联合发文是党和政府基于我国实际进行社会治理的一种必要且特殊的方式。党政联合文件具有党政双重属性的特点,这导致其可能处于权力规制的模糊地带。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司法解释,在审理此类文件的信息公开问题时,司法裁判难以形成统一标准,司法公信力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党政联合文件信息公开既面临着法律适应的困境,公民权利也面临着难以救济的窘境。党政联合文件信息公开可以通过在立法上拓展政府信息的内涵和公开范围、司法上基于实质性而非形式的认定标准等途径进行规范和约束,以此来促进党务信息与政府信息、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以及更好地保障公民的权利。

利益视角下企业数据利用行为正当性标准构建研究

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企业数据的利用和竞争也愈加激烈,亟须法律保护。从利益形态看,企业数据呈现相互重合叠加的利益形态,这使得企业数据的保护不仅关系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还可能关系人格、社会及公共利益。从流动性看,企业数据则呈现高度的动态特性,应用场景变化快。这些数据与物的不同之处,导致为企业数据赋权非常复杂。从经济学上看,企业数据赋权面临着收益不确定问题,甚至还可能有负面效应,以行为规制方式保护企业数据则相对可行。司法机关在以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数据利用行为从而实现对企业数据的保护上仍存在着行为正当标准不明、局限性较强等问题。要想有效保护企业数据方面的利益,亟须构建清晰统一的行为标准。基于企业数据的利益叠加性,利用行为规则的构建更适合秉承利益平衡理念,对不同利益形态的企业数据分类,采用不同的行为正当标准,以实现保护企业利益的同时,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从而更好地释放数据价值,促进数据经济发展。

精准扶贫中基层组织的二元性质及现实影响

中国的精准扶贫取得了显著成就和决定性胜利,但反思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仍然是必要的。从基层组织这一微观视域加以审视,发现基层组织作为精准扶贫实践的主体具有三重二元性质,而三重二元性质构成了一个可以放大自由决策权的弹性约束空间。在弹性约束空间内,以自我决定为核心的变通执行、以自我利益为核心的选择性执行和以自我保护为核心的消极执行等策略主义出现,精准扶贫的政策执行产生偏斜运动,精准扶贫政策目标偏离,会出现“材料扶贫”“口头脱贫”“文本脱贫”等现象。

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时代意义和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面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这对促进非公有制经济领域“两个健康”、优化营商环境、净化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要探索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建立健全亲清政商关系的推动机制,建立健全“亲”的工作方式方法,建立健全“亲”的政商交流和服务平台,教育党政干部端正亲清工作态度,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