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检察监督背景下调查核实权的完善研究——基于行政检察与行政公益诉讼的分立与融合关系

随着检察监督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检察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重点关注的热点话题。近两年,行政检察的涵盖范围不断拓展,定位也从诉讼监督转向行政行为监督为主,由此与行政公益诉讼之间的共性也越来越多。尽管在“四大检察”的语境下,两制度在形式上又是处于分立的状态,但在底层逻辑、制度目的和实施理路上等实质内容都存在很大的相通性,由此两制度的融合关系也应予以关注。作为两制度实施的重要手段和保障,调查核实权的未来发展研究与制度完善也应当建立在这一背景之上。综合规定及实施现状发现,我国调查核实权目前存在规范依据缺乏、强制性不足、行政检察与行政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协同不力等问题,需要在补足法律依据的基础上赋予调查核实权以直接刚性,并构建和完善两制度调查核实权的协同与制约机制。至此,行政检察监督才能有效发挥制度合力。

交强险中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问题研究

机动车交强险中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赔偿问题,是司法实务中引发争议最多领域之一,在机动车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的情况下,由于商业三责险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考虑到交强险立法理念以及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的关系,交强险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的确定和赔偿顺序问题,关系到被侵权人最终的获赔数额以及被保险人的实际利益。保险法学者和司法实务界对此有很多不同的观点,笔者通过相关争议和学说进行分析,来回答两个重要的问题:(1)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该按比例分摊;(2)在交强险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该优先赔付。

从美国Cosby v.US案反观中国缺席审判制度的完善

2018年10月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引入了缺席审判制度,该制度对于解决海外追赃这一难题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缺席审判制度是以牺牲程序正义为代价的,因此存在天然缺陷并需要配套的规制和救济机制进行完善,但我国在此存在疏漏。美国Cosbyv.US案件作为缺席审判的典型案例,对中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该案反映出的缺席审判决定的谨慎性以及适用条件的严苛性对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程序完善和权力体系构建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基于此,缺席审判制度的完善应当首先厘清各类案件的适用范围,在此基础上强化诉讼程序的规制作用,同时加强保障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并匹配完善的救济制度和相关规则、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