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建议权在民企行贿犯罪合规治理中的综合运用

对民企行贿犯罪司法治理模式进行审视后发现,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表现为民企行贿犯罪在实体方面的去犯罪化倾向,以及在程序方面案结事了的处置特征。企业合规检察建议作为一种全新的诉源治理手段,伴随着企业合规制度改革在民企行贿犯罪治理中愈显重要。从本质上而言,这是以检察建议权本身具备的启动灵活性、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犯罪司法介入从“办案”到“治理”的转变等功能和价值为根基的新型治理模式。在民企行贿犯罪治理中,应尝试根据不同节点准确把握不同类别企业合规检察建议的特点,构建针对不同对象的检察建议衔接机制,完善涉企检察建议运行管理机制。

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案件质量保障机制研究

民事行政案件的办案质量是民行检察工作的生命线。本文从阐述案件质量管理的有关理论以及分析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再审改判率入手,结合笔者所在的蚌埠市检察机关实施ISO案件质量管理的工作实践,对如何构建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案件质量保障机制作一探讨。

论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措施

检察机关实施的特殊侦查措施具有控制性、隐秘性和侦查措施的从属性的特征。其种类应根据案件性质和犯罪嫌疑人主体的不同而应有所区别。特殊侦查措施的审批和实施程序应坚持格外严格的程序规范,其实施过程中的各种案卷记录文书的形式和内容应特殊规范化,以保证该项措施调查收集的证据具有证据能力。

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制度反思

实证研究表明,涉及检察监督的诉讼类和行政裁决类信访案件数达全部信访案件数的80%。社会转型期大量信访矛盾滋生、信访制度本身承载过多的权利救济功能、司法中客观存在执法不规范等问题是涉检信访案件数呈比例上升的主要原因。涉检信访终结机制的构建,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规范信访行为,提高社会法治信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机制研究

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是政法工作的基本任务,近年来涉法涉诉信访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依法有效化解涉法涉诉信访矛盾是政法队伍义不容辞的职责。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推进信访法治化的重要举措。文章认为,当前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检察机关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工作存在需求得不到满足、规范化水平较低、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尚需进一步完善并提出对策建议。

量刑建议存在的问题及其变革措施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是刑事诉讼改革的一项措施,在实践中促进了公诉职能与审判职能的相互制约。但该制度绩效的实证研究忽视了辩护权和审判权的诉讼职能。在实践中量刑建议制度存在一些不适应当下刑事诉讼理念的缺陷。结合刑事司法制度改革,量刑建议制度变革途径应坚持扩大适用空间,主任检察官对量刑建议有独立的判断权,对被告方提出无罪或部分无罪的案件,应将犯罪事实调查程序与量刑程序分设,在法庭做出有罪判决后,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以保障量刑辩护权。

涉检信访类型化终结机制研究

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机关,面临的信访案件呈现复杂多样、处理难度大的特点。涉检信访终结机制应采取分类终结模式:对司法性的涉检信访,采取司法化模式;对行政性的涉检信访,采取三级终结形式;对国家赔偿类涉检信访,采取报告备案方式。要建立相应的保障协调机制,确保信访者权利能够得到实现,确保终结涉检信访案件有效退出。

合规考察报告制度塑造的双重逻辑

真实性、全面性、准确性是企业合规考察报告的基本品格。“合规腐败”与“监管失职”是合规考察报告出具活动中的主要风险。制度风险理论要求,企业合规考察报告品格的塑造应形成对制度的依赖。从“对事规制”和“对人规制”两个维度出发,完善合规考察报告本身的监督机制和针对合规监管人履职的监管督促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和避免权力滥用、权力怠惰风险,维护第三方机制的运行权威,方能实现合规监管的有效性。

构建和谐稳定社会指标体系问题研究

本课题来源于安徽省委政法委拟定的重点调研课题。鉴于本课题实际上是一个跨学科的课题,本文拟先从介绍社会学、统计学有关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入手,在借鉴国内外制定有关和谐稳定指标体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省政法工作实际,对安徽省和谐稳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问题作一探讨。

认罪认罚案件中上诉权限控的法理基础和实施进路

2018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以立法形式确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但对与这一制度相关联的被告人上诉权问题却未予规制。而适用认罪认罚程序并作出一审判决后依然有相对较高的上诉率,这必然引起对被告人上诉权合理行使问题的审视。从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运行的制度条件和现实基础出发,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被告人上诉权进行必要的合理规制,是符合诉讼效益和公正、权威价值追求的诉源实质化治理的检察探索。具体而言,可以法定量刑幅度为标准,对被告人上诉权进行分层规制,并从提升检察官量刑规范化能力、发挥值班律师效用等方面予以配套跟进,实现诉讼效率与程序正义平衡的最优化。

林桃森冤案平反的沉思

据不久前媒体报道,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令,对原海南行政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林桃森18年前被错判的"投机倒把"案依法进行了改判。经再审审理,宣判林桃森无罪。鉴于林桃森已含冤去世8年,法院是在林的家里宣判的。72岁的李法静女士代替丈夫接受了这个姗姗来迟的公正判决。林桃森同志如死而有知,当会瞑目于九泉了。林桃森案始发于"海南汽车事件"期间。1986年5月22日,原海南行政区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林桃森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林桃森不服,提起上诉。

运用检察权保护国有资产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确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权力具有干预性与制约性的双重属性。由于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因“内部人控制”等因素导致国有资产面临着大量流失的可能性。而充分利用检察权的双重属性,通过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民行监督、支持起诉等方式保护国有资产,在我国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能性。

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探析

社区矫正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主管部门是司法行政部门，同时需要审判、公安以及其他社区矫正组织共同参与，需要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只是一种事后的、外部的监督权，人民检察院不宜参与到拟设置的社区矫正常设机构包括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机关等在内的社区矫正委员会中去，而只能对社区矫正工作中不符合法律的问题提出检察建议，此观点实际上即片面的理解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权监督一语的含义，限制了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应有作用的发挥。下面笔者就检察权对社区矫正应具有的意义、作用作一探讨：

优化检察公信力测评方法的几点建议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检察机关执法办案考评机制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规范了检察机关内部的业务考评机制，要求以检察统计数据为主要依据，同时要重视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特别是案件当事人对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执法办案质量和效果的评价。为有效落实《意见》精神，笔者试就检察公信力的测评方法加以探讨。

论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立法完善

一、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缺陷 我国的减刑制度来自于《刑法》第78至80条之规定，即78条：“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刑：(一)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二)检举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经查证属实的；

银行工作人员以假存单骗用客户存款应如何定性

银行工作人员为开拓银行营销业务,劝说客户在本行进行存贷,这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在此过程中,银行工作人员制作假存单,并凭借其掌握的客户信息骗用客户存款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和处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意见不一,存在较大分歧。日前,本刊与安徽省蚌埠市检察院共同组织疑难案件研讨会,特邀请专家对此进行探讨。

撤回提请批准逮捕情况的实证分析

在审查批准逮捕实践中,公安机关出于灵活处理案件的动机,将没有法律依据的撤回提请批准逮捕作为一种隐形的程序运用,其结果是造成了审查批准逮捕阶段的程序倒流,对不批准逮捕制度造成了直接的冲击,扰乱了正常的刑事诉讼进程,妨碍了检察监督的开展,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形成了现实的威胁。因此,只有废止撤回提请批准逮捕,才能圆满完成审查批准逮捕阶段的刑事诉讼任务。

侦查监督制度改革方向之思考

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当前我国对侦查权的制约有侦查机关的内部约束和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律师的辩护制约和法院的审判制约等外部控制方式。从效果上看，在侦查机关内部进行体内制约，由于这种自律性的控制易受到法外因素的干扰，难以保证其控制行为的中立和公正，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约。在外部控制方式中，律师的辩护制约，

试析滥用职权罪

试析滥用职权罪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检察院陈儒一、滥用职权罪的概念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滥用职权或超越职权、或者故意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原是行政法上一个常用的法律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