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P网络借贷犯罪现象实证分析——以41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近年来，“金融创新”“互联网＋”等理念和方案得到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为互联网与金融创新的深度融合提供了广阔政策空间。与此同时，以P2P网络借贷（以下简称“P2P网贷”）为代表的网络非法集资类犯罪亦呈现出与日俱增的态势。

P2P网络借贷犯罪实证分析

P2P网贷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入罪标准、案件定性、共犯范围、单位犯罪等方面的认识分歧和裁判标准不一。本文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P2P网贷犯罪裁判文书为样本,分析此类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样态。从P2P网贷平台的性质、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本质、共犯范围的把握及单位犯罪的认定等方面探研司法实践解决路径。

认罪认罚“程序从宽”机制构建

对认罪认罚从宽中"从宽"的程序性理解具有正当性。"程序从宽"涵括撤案或酌定不起诉,是具有终止诉讼的程序制度。目前,认罪认罚"从宽"改革的重心在"实体从宽","程序从宽"机制不健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机制构建可以检察机关的四级"逐宽"起诉裁量为基础,整合"相对不起诉"和"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引入处罚令程序,形成"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处罚令"新的四级"逐宽"起诉裁量格局。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偷逃税款的认定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除实施“虚开”行为外,应当以偷逃税款为目的.根据增值税环环抵扣的原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偷逃增值税款发生于作为实际生产经营者的最终受票方的进项税抵扣环节.在整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链条中,对偷逃税款及其数额的认定应当同时考察上游开票方虚开数额以及不缴、少缴数额和下游最终受票方申报抵扣数额方能作出准确认定.

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伪造信用卡并使用行为的罪数认定——基于司法实践中两种裁判思路的分析

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改装POS机窃取他人信用卡信息,伪造信用卡并持伪卡使用行为的裁判案例进行归纳总结,司法实践中对该类案件的罪数认定有“段性整体牵连”从一重处和“线性部分牵连”数罪并罚两种裁判思路一前者有重复评价、牵连不足、遗漏评价的妣漏;后者具有合理性,即以信用卡信息为单位,线性判断窃取、伪造、使用关联行为构成牵连犯、连续犯情形,从一重罪定性;再剔除因牵连关系不重复评价的部分,根据剩余行为罪名的异同,数罪并罚。

论认罪认罚“程序从宽”机制构建

认罪认罚从宽中,'从宽'的程序性理解具有正当性。'程序从宽'涵括侦查机关的撤案和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是具有终止诉讼的程序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对'从宽'的完善以'实体从宽'制度为重心,对'程序从宽'机制关注不足,导致审前程序分流和程序激励功能弱化。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机制构建可以检察机关的'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相对不起诉—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四级'逐宽'起诉裁量为基础,整合'相对不起诉'和'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引入处罚令程序,构建'绝对不起诉—存疑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处罚令'新的四级'逐宽'起诉裁量格局,形成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程序激励与实体激励同步,审前程序分流与审判繁简分流同步,进一步实现其司法公正前提下司法效率提升的制度价值。

“钓鱼式”合同行为单位共同犯罪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合同行为的日趋广泛,利用合同形式诈骗钱财的犯罪活动屡见不鲜。在办理经济合同诈骗案件中,有的行为人因自己控制的A公司需要资金,利用自己控制的B公司进行合同诈骗,而诈骗款主要为A公司使用。司法机关对B公司"钓鱼式"合同行为是否构成单位犯罪或A、B两个公司是否构成单位共同犯罪的法律认知不统一,进而在罪与非罪问题上有较大分歧。自1997年刑法确立单位犯罪制度以来,理论及司法实践上对于单位犯罪及单位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至今尚未完全厘清,使得实践中对于单位犯罪案件的处理颇感棘手。鉴于此,本文就上述特殊情形下A、B两个公司的"钓鱼式"合同行为能否认定为单位共同犯罪进行探讨。

新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停止形态及罪数分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改装POS机窃取信用卡信息,伪造信用卡并持伪卡使用,是近年来新的信用卡诈骗犯罪表现形式。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新型信用卡诈骗犯罪三个关联行为的犯罪停止形态及罪数认定存在较大争议。基于窃取信用卡信息罪、伪造金融票证罪是信用卡诈骗罪的部分预备行为实行化,信用卡诈骗罪的着手应以对法益侵害有紧迫危险的开始使用伪卡实施诈骗行为为时点。不同信用卡信息间无事实关联的行为,不构成牵连犯;应先判断构成牵连犯、连续犯的情形,从一重罪定性,剔除因牵连、连续犯关系不重复评价的部分,再根据剩余行为罪名的异同,实行数罪并罚。

对刑法中的“行凶”建议尽快作出明确解释

2018年8月发生的江苏昆山'持刀砍人反杀案'受到社会极大关注,最终司法机关认定死者刘某系持刀行凶、于某系正当防卫。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条文中对'行凶'一词定义的模糊,导致了对'昆山持刀砍人反杀案'定性的纠结和困惑,而这种纠结和困惑,又直接牵动着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期盼和担忧。因此,对'行凶'一词的概念应当进行明确解释,作出更为清晰的界定。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对正在进行的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该条款在我国被称为特别防卫条款,是公民对特定严重暴力犯罪依法行使特殊防卫权的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