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历史分期有多种方式,主要有"共和"、"中华民族"和"世界化"等标准。在"共和"与"中华民族"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民国成立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民国以前的"古代"为专制或民族纷争时代,民国后的近代是共和或中华民族形成的新时期;在"世界化"标准中,中国历史以明清之际为界分为两大时期,清以前的"古代",中国处于停滞与封闭状态,近代是中国融入世界也是反抗西方侵略的时期。1930年代后,多样性的分期方式简化为单一的"世界化"标准,并由此形成中国历史公式,成为历史书写的基本样式。梳理清末民国时期教科书中的历史分期,其意义不仅在于了解史家如何运用分期策略来建构中国民族的历史,还在于检视我们今天业已形成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模式。

政学分合与知识生产:清末中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研究

教科书编写过程是政府与学界共同制造知识的过程,双方在生产一种"合法"知识过程中充满了文化与政治的矛盾。清末政府希望新教育培养既能维护清朝统治、又能振发国民志气的新式国民。作为学校教育主要载体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与政府教育目标有所分合:在振发国民志气方面有相同之处,能够配合政府实现培养新式国民的教育目标;但对"忠君"与维护清朝统治有不同看法,更多反映的是编者对培养新式国民的理解。学者们在编写教科书时,一方面会在某种程度上配合政府的教育目标,一方面又与国家意识形态有所疏离,这使得教科书和政府与学界的期许都有一定的距离,从而影响到通过学校教育而形成的民众知识观念,也蕴含着社会意识演变的多种可能性。

北洋政府时期省立安徽大学的筹办与纷争

"五四"之后,省立安徽大学开始筹办,从安徽大学期成会到安徽大学筹备处,省内外学界为之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无法解决的经费问题使这些努力均化成了泡影。1926年,安徽大学筹办终于迎来了转机:40万元的大学筹备基金,省长和教育厅长的明确支持,安徽大学计划会议的召开,安徽大学一度即将变成现实。但在随之而来的校长人选等问题上,以省长为代表的皖北教育界和以教育厅长为代表的怀宁教育界发生了严重分歧,安徽大学最终也因纠纷不断而胎死腹中。

学制改革与地方纷争:1920年代安徽实施“新学制”研究

1923年,安徽教育厅长江暐召开实施新学制讨论会,在安徽推行新学制。然而,根深蒂固的地方主义让安徽的新学制改革大打折扣。在安徽的新学制改革中,由于经费短缺,高级中学发展明显滞后,这直接导致三年后初中生升学的困难。而此时,筹办安徽大学,将高中改办预科的动议,又引发了中学"三三制"与"四二制"的争议。新学制改革的困难与阻力,以及自由与弹性,在安徽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新旧冲突与地缘派系纷争:北洋政府时期安徽学潮研究

北洋政府时期安徽学潮次数多,仅1919年至1926年见诸于报刊的就有53起;涉及地域广,几遍及安徽全省;起因复杂,以推翻校长的风潮比例最高;善后不易,学潮牵涉各方,多数为对抗性矛盾。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新旧冲突。五四时期,新思想、新文化在安徽学生之中广泛传播,为安徽趋新势力的崛起奠定了队伍基础。五四之后,安徽知识精英联合学生从事校园改造,守旧势力则利用学生排斥异己,新旧双方通过学生在校园角逐,从而使得校园风潮屡屡发生。二是派系利益纷争。地缘认同引发的冲突引人注目。北洋政府时期的安徽学潮,虽受全国学潮的影响,但与全国学潮并不完全同步,更多受制于省内政治环境的影响。在学潮发生发展过程中,旅外皖籍精英亦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为往圣继绝学——写在《孙子研究》创刊十周年之际

一《孙子》既“热”又“冷”。有资料表明,在国外,中国古代的典籍以《老子》影响最大,其次便是《孙子》。不过,《老子》作为道教的经典,是一部宗教文献。在非宗教文献中,《孙子》的影响超过《论语》,影响最大,被欧洲汉学家石施道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非宗教性论著”^([1])。

清代安徽地方志与淮河流域风俗研究

地方志是研究一个区域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不同时期修撰的地方志都有对淮河流域风俗的详细记载。通过对清代安徽地方志的解读,证明其在研究淮河流域风俗中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方志类资料的优缺点进行分析,以发现使用这一类型资料的合适方法,最终使方志类资料在研究区域文化中获得与其价值相当的位置。

1924年安徽省立五师风潮研究

以1924年安徽省立五师学风潮为中心,探讨了孙养臞等学界名流与学生背道而驰的原因。五四之后,受自由民主思想感召,安徽频发学潮,这些学潮大多以学生的胜利而宣告结束。在胜利面前,学生不免沉醉其中,动辄用学潮的方法解决校园问题,对正常的教学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孙养臞等学界名流渐渐改变态度,与学生渐行渐远。

胡适两封电报时间考辨——兼及1920年安徽迎拒教育厅长风潮

《胡适全集》中有两封胡适和高一涵联名拍发的电报，内容如下： 两封电报均无时间落款，编者判断可能发于1922年③，笔者认为此说有待商榷。

民族英雄的尺度:《白话本国史》教科书案研究

1935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丑诋岳飞,推崇秦桧"为由而责令修改;有人以此控告商务印书馆与吕思勉,法院决定不起诉。《白话本国史》中的岳飞叙述,不利于在民族危机中激发民族意识来抵抗日本侵略;但其中反军阀思想,有利于国民党加强中央权力,又为南京政府所需要。该案的处理方式反映了国民党政府对民族英雄叙述的尺度:尊崇岳飞为民族英雄,突出其反抗外族侵略的一面,希望借助其抗金形象来振发国民志气;同时把岳飞叙述限制于抗金事迹中,弱化其武将身份,警惕其对军阀政治的影响,以加强国家统一。

试论“党内合作”的历史局限性——党内合作限制了中共对领导权的争取

党内合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所采取的形式,但这种合作形式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即限制了中共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争取。这种限制作用突出表现在:孙中山坚持国民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决不放弃对国民党的领导权;国民党始终保持着对共产党人的防范心态,不允许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坐大;国民党组织力的加强,为推动国民革命所必须,却又强化着对中共活动的约束;共产党的发展却催生着统一战线走向瓦解乃至最终破裂。中共争取领导权斗争的挫败,决定了国民革命失败的结局。

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研究

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为新四军发展壮大作出了卓越贡献。文章阐述了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机构、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的主要内容、海外侨胞等对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的贡献等内容。

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中的廉政建设

建立廉洁政治,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中的廉政建设,在抗日根据地廉政建设中内容突出、特色鲜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作风上保障廉政建设;建立和完善财经工作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廉政建设;严惩腐败,为廉政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中央关于建立廉洁政治的目标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基本实现。

论清代安徽书院与桐城派的传衍——以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为例

中国的学术统系与教育统系是紧密相联的,而这又集中体现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与学术传承之间的关系之中。书院肇始于私人讲学,本就与学术息息相关,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又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传播。书院与学术关系密切,通过对清代安徽三大书院与桐城文派传衍关系的研究,探讨书院与学术之间的强烈互动关系,这种互动规律对当代教育与学术的发展亦有启示。

陈独秀书信两通：兼及1921年安徽学潮

新发现陈独秀书信两通,涉及1921年安徽学潮。与以往一贯支持学生运动不同,陈独秀对此次学潮持鲜明反对态度。在他看来,学生受军阀挑唆,自相反对,是趋新势力的内讧。然而,学生对于陈独秀的忠告并不领情,甚至公开指责陈是"无风起浪"。通过这两封书信,可以看出新文化领袖与以"新青年"自居学生之间的隔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陈独秀对20年代安徽教育的关怀。

中国宣纸研究百年

宣纸是我国劳动人民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对中国宣纸传统制作技艺进行抢救性挖掘整理研究刻不容缓。中国宣纸研究有将近百年的学术历史,对宣纸近百年学术研究和宣纸革新研究的状况进行梳理,是为抢救性挖掘整理研究的首要工作。

宣纸土焙研究

土焙晒纸是宣纸传统制作技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者深入宣纸原产地,对宣纸土焙制作材料、制作工具、制作过程、工时与工价、土焙规格、烧焙与晒纸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实地考察研究,对宣纸土焙与当下主要采用的铁焙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宣纸土焙晒出的宣纸,经过千百年的历史检验,被誉为"千年寿纸",但也有某些缺陷;现代条件下采用的铁焙具有建造便捷、平面光滑匀整、劳动效率提高的优势,但也有某些缺陷。在大力倡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今天,从宣纸纸张历史检验对比和保持文化多样性、丰富性角度出发,建议宣纸产地应土焙和铁焙同时使用。

安徽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发展述论

安徽抗日根据地合作经济,是在战争和日伪顽经济封锁的特殊环境下,根据地军民把有限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发挥集体优势,提高生产率,解决军需民用需要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合作经济的创立与发展,对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根据地的经济发展、稳定市场物价、改善人民生活、保证军需民用需要发挥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以来淮河文化研究历程

新中国以来的淮河文化研究经历了酝酿、催生到正式展开科学研究三个阶段。酝酿阶段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催生阶段时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8年安徽省首届淮河文化研讨会召开前;正式展开科学研究阶段时间从1998年至今。淮河文化研究的繁荣局面正在形成。

地缘与学缘:地方教育史研究的新视角

地方教育史的研究离不开对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探讨。然而,以往受思想史研究的影响,学界更多强调的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新旧之分。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地缘与学缘角度重新思考相关问题。实际上,地方教育界的新旧区分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壁垒分明,教育界的许多矛盾和纷争也并总不是以新旧对立的形式出现,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矛盾和纷争往往正是学系和地方主义冲突与竞争的表现。可以说,知识分子因地缘和学缘关系结成的派系与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方教育的变迁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