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南三閣:《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版本系統研究之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録》的現存版本皆源自《永樂大典》,且無一例外地經四庫館臣之手編訂删削,但在編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多有因館臣私鈔而流出的版本;七閣《四庫全書》修繕告竣後,南三閣藏書允許赴閣鈔録,亦多有南三閣傳鈔本流布於世。這些因不同途徑流傳於世的版本,差别微小,爲判定版本來源與版本系統帶來很大困難。儘管如此,仍可根據版本比對並輔以傳世史料,排除傅圖本、重圖本爲南三閣傳鈔本的可能,基本判定中大本爲文瀾閣傳鈔本,南圖本爲文宗或文匯閣傳鈔本,並進一步認定現存浙江圖書館的文瀾閣補配本除了包含文瀾閣原本及清光緒間丁丙兄弟補配的内容,還摻入了文宗或文匯閣本《要録》的若干卷册。通過對現存《要録》與南三閣相關若干版本的探討,不但釐清了該書的部分版本系統,爲更好地利用《要録》提供了便利,也爲進一步發掘版本研究背後更爲廣闊的歷史學意義奠定了基礎。

韩国国博藏《唐仪凤四年金部旨符》残卷释录与研究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馆藏编号为NMK1、NMK2的两件大谷文书,与此前经过大津透、榎本淳一缀合并命名为《仪凤三年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的文书属同一案卷。通过与以往刊布的残片文书的缀合,这一组文书更为完整地提供了庸调等物征收与配送相关信息,对于具体了解唐前期的财赋管理制度,尤其是财政物质的征收配送细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还可较清晰地展示财政类旨符的编写结构,便于从整体上把握此类文书的内容与性质。

经典、民俗互济中东亚汉文化圈的认同与个性——以朝鲜半岛苏轼《赤壁赋》流播为中心

朝鲜半岛文人对苏轼赤壁泛舟行为的仿效任性而通脱,对《赤壁赋》的艺术体验执着且痴迷。文学经典与民俗活动互渗融合,自娱自乐和自我求证里“小中华”的属性认同不免夹杂着些自以为是,但其间形塑生长着较短量长,难以掩饰的文化自信确是事实。而这一切发生的背景,缘于自宋以来朝鲜半岛和中华文化认同关系的迁转。《赤壁赋》流播集中于高丽中期到朝鲜王朝后期的七百余年里,朝鲜文人以周边区域的位置身份展示了对中国中心权威的挑战,其文学创作扩大了中国古典文学史版图,映射出宋型文化的博大深邃。经典将长久赋能东亚汉文化圈的创造性和生命力。

宋元砧基簿問題再探——以兩件未被討論過的元代砧基文書爲中心

南宋時期出現的砧基簿,雖經宋、元、明學者多方研討,但仍存争議,且缺乏實物論證。本文揭示了兩件未經研究的宋元砧基文書實物:一爲元江西道源書院砧基文書,形成於元中後期,因襲宋末學田砧基簿,堪稱宋元學田砧基簿的代表;一爲元江西林塘砧基文書,由宋末名臣江萬里後人在元朝置造,具有分家析産産權證書的特點。兩種砧基簿的内容、格式可以證實一部分以往對砧基簿的研究論斷,但均未提及學者强調的土地“打量畫圖”。砧基簿在其演變中,受不同時期、官府、理念的影響,會出現不同内容格式的官民文本。最晚到南宋後期,以李椿年、王鈇爲代表的兩種經界法都成爲製作砧基簿的基礎。林塘砧基簿是一份由於社會背景發展而導致某些要素不全,因家族分家析産需要而置造的産權備忘録,主要面向家族内部;而道源書院砧基簿爲應對宋元之際部分學田被霸占的困境,特意凸顯了田土糾紛、宣示産權的内容。隨着宋末以來核田簿、魚鱗圖册、類姓簿等土地簿籍愈發嚴密成熟,官民共有的砧基簿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元中後期以後,砧基簿可能完全成爲民户自行置造並保存的財産證明書了,這種形式的砧基簿在明初還有存在。

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及其对朝政等方面的影响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前后居庙堂四十二年,以恪守成宪而著称。宋仁宗在亲政前,因深受传统教育与母后管教的影响,形成温顺的性情。这一成长经历促成了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并将其渗透到朝政以及个人生活之中。他依赖文官士大夫处理政务,以包容的方式运用皇权,这不仅使得朝堂颇具宽松的氛围,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官政治的发展。在此阶段,统治集团因循守成,缺乏变革的动力和魄力,从而面临愈益严重的内外挑战。故当时虽称承平,宋廷域内统治稳固,特别是在崇文抑武路线引导下,文教建设蒸蒸日上,由此颇得后世宋人的赞誉。但与此同时,边患未绝,甚至几度出现了边防危机;政治上则日趋保守,致使朝政积弊随之加深。宋仁宗时代的统治,就此呈现出明显的内忧外患之势。

从层位理论谈宋代馆阁与文学的关系

宋代馆阁庋藏编校制度,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生态土壤,其选拔培育制度则成为文学发展的动力向导。文字职掌与评比激励,促进应制文学的大量生产;官方文化普及与文人理想践行的合力,玉成文学总集的编撰。馆阁文化场域的特殊性,文人渊薮的丰富性,致使文学创作在政治身份、文学身份、私人身份的不同比重呈现中绽放出多元活力。文学策应馆阁政治文化的影响,可谓积极与消极并存,表现在讽颂抒情的功能实现与弃“刺”尚“美”的功能转变。

宋徽宗“即真之诏”考辨--兼论南宋政权继统构建中的史书编纂

宋徽宗八字“即真之诏”应是可信的,而“圣语”“即真”二字诏书说不足凭信。“即真之诏”的书写和传递过程大致是:建炎元年四月十日左右,宋徽宗书写诏书,并交付曹勋;七月二十八日,曹勋逃归南京应天府,并将诏书上呈宋高宗。在南宋政权的继统构建中,作为宋徽宗之子的纯正血统是赵构获取大位的重要前提,其即位后获知的“即真之诏”又进一步服务于赵构登极的正统性与统治的合法性构建。围绕“即真之诏”的史书编纂,主要有以下变化:宋高宗建炎年间以客观记录其来龙去脉为主;继而在宋高宗绍兴初年,耿延禧、汪伯彦等人很可能有意调和“即真之诏”的书写时间与曹勋逃归上呈的时间;随着宋高宗的统治趋于稳固以至于此后的宋宁宗时代,其叙事的政治性渐弱,又复归客观。

从干办官到计议官——南宋初年枢密院新设属官考略

为应对军政形势的剧烈变动,南宋朝廷增设了枢密院属官——干办官,以协助处理军政事务,随后改为计议官,这预示着宋廷赋予了计议官更为重要的机速、赏功之责。计议官不仅负责措置战争所需、宣谕抚定地方,而且有监察地方军政的职能。计议官来源广泛,往往是军政才能突出的吏干之才。虽是临时差遣级别较低的朝官,但计议官代表宋廷出使,颇有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之效。其作为南宋初年枢密院新设属官,虽是临时、权变的设置,却在南宋初年发挥了重要的军政作用。

方震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方震华先生长期关注唐宋时期的政治史、军事史,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①其中,中国历史上的文武关系问题是其着意钻研的课题之一。早在2001年,他便以"Power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in Imperial China: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from Late Tang to Early Song Dynasties (A. D. 875-1063)"为题,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

从宣到札:宋代枢密院主要军政文书的变化研究

宋初延续五代以来的传统,枢密院宣代表君主传宣重要军政命令,仍有一定的内朝属性。随着枢密院外朝化逐步完成,枢密院宣在官兵选任、军令传布方面应用愈广,但其重要性却趋于下降。大致宋太宗淳化元年,与中书门下札子对应的枢密院札子开始行用起来。宋仁宗以后,枢密院札子的重要性逐步提升,进而成为枢密院最为重要的军政文书。枢密院主要军政文书经历了从宣到札子、札子重于宣的变化过程。在军政运行中,这一转变得益于枢密院札子在处理各项激增的日常或紧急军政事务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顺应了宋廷统治的需要。这不仅有助于枢密院及时应对繁杂、急速的军政事务,也有助于皇权运作的强化。

从“尚阀阅”到“贵人物”——唐宋官宦世家婚姻价值取向的比较

唐宋时期,官宦世家缔结婚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时代转变。唐代官宦世家婚姻的主流价值取向是崇尚阀阅,表现为旧门间互通婚姻、新贵攀附旧门以及新贵间互通婚姻。宋代官宦世家则崇尚人物,表现为对婚配对象的才能、修养、资财和家世的重视。这种转变是与唐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相一致的,其核心取向仍然是人们的社会地位。

辽宋西夏金时期族际饮食文化交流略论

辽宋西夏金时期,中国境内不同经济形态的各民族,在饮食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农耕民族饮食与游牧民族饮食的交融。一方面,农耕民族以谷物食品为主的主食不但在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副食、果品、饮品等对游牧民族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游牧民族主食的乳肉制品,逐渐成为农耕民族的副食品种,游牧民族副食蔬果类的某些品种、饮食器具,尤其是合餐制的饮食方式对农耕民族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相同经济形态的民族,其饮食文化也往往各具特色,并在民族和地区间相互交流。饮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族际交流,不但推动了各民族生活方式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相互认同意识的发展。

宋代義門優免制度的實踐--以《餘姚開元劉氏家譜》所收宋公文書考析爲中心

《餘姚開元劉氏家譜》所録兩宋時期旌表義門户部牒和優免公據史料價值較高,反映了在朝廷崇樹義門、敦風化俗用意之下,義門優免制度在實踐中卻呈現“無序”狀態。一方面,南宋朝廷爲均平賦役而追加規定,對各類優免人户只免差役,不免科配、和買等;另一方面,義門後裔爲經營家業,不避對鄉里聲望的影響,數次引據北宋時旌表敕書中“除二税外,並免諸色差徭”條款,向路、府、縣各級官府求免海塘夫役、和買及科配,並申給優免公據。爲表示關懷義門,地方官府遂在公據中依樣畫瓢抄寫旌表敕書中的表述,而不按南宋在行賦役制度寫明優免名目,使得義門後裔從反復的申訴行動和措辭模糊的公據中多次獲益,卻讓吏胥、鄉司在賦役徵派中依違兩難。劉氏義門優免權落實過程中的衝突是宋代基層賦役徵派紛擾不斷的一個縮影。

故国已远:两宋之际一位陕西地方士绅的自处与处世--以《故河南郡封公墓志铭》为中心

靖康之变后,当宋的势力遭金人驱逐,北方领土日渐沦丧之际,依旧留在故土的人群面对王朝易代,所呈现出的生活与心理状态各有不同。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故国”“新邦”的态度,也反映在行为与抉择之上。《故河南郡封公墓志铭》提供了一个两宋之际陕西蒲城县地方士绅封舣在易代前后个人的生命故事,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易代之际与个人抉择紧密相关的是个人的经历与眼界,但在“故国”视角的叙事模式下,更倾向于从“忠义”“变节”的角度去阐释个人的行为。这不但易于忽略个体生命丰富的层面与内涵,也影响了人们对真实历史的理解。

撤藩入国:宋朝对漳、泉地区归顺后的善后治理

陈洪进纳土归顺后,宋朝对漳、泉地区实施了一系列善后举措,以使其真正纳入宋王朝统治版图。如通过妥善安置陈洪进及其族人和属臣、派遣能臣干将主政此地的方式,加强了宋朝对该地区的政治防控。以废除苛捐杂税、减免各项赋税的措施安抚了当地民众。通过收编漳、泉降兵、摧毁城池军事设施、设立“军”之衙署的举措削弱了漳、泉地区的武备力量;加之对当地贼寇暴乱的镇压,强化了宋朝对这一地区的军事掌控。由于考虑到陈洪进统辖漳、泉地区时间较短,影响力小,且以和平方式归附等因素,因此宋廷对当地民众经济安抚力度有限,教化革新也着力甚小。总体来看,宋朝对漳、泉地区实施的诸项善后举措,基本符合当地实际情况,最终以较低的政治、经济、军事成本完成了该地区向平稳过渡。

困境与突围:再探北宋西北缘边城寨堡生活用水保障

在北宋西北缘边这样的特定区域,以及战争频发的特殊境况,作为战略物质的饮用水成为城寨堡选址着重考虑的两大要素之一。由于西夏多以围困断水作为攻城的惯用策略,使得水源保障与否关系着宋朝城寨堡的存废。为了摆脱饮水困局,宋朝一面效仿古人,使用“拔轴法”修墙圈水入城,以陶瓦作圈防沙制井;同时创造性地采用多层穿石凿井技术,首次广建水寨保护水源地,并给部分士兵发放薪水钱购买基本饮用水,多元化的水源供给方式有力地保障了城寨堡日常生活用水。而在城寨堡战时遭围期间,宋人虽以凿井寻水、突围取水、杀马饮血、依靠雨水等方式来缓解饮水匮乏状况,但始终无法彻底摆脱战时乏水的困境。

重农与游幸——北宋君主的观稼活动析论

北宋朝廷在沿用前代籍田、祈农典礼之外,还开创了观稼劝农制度。自宋初,皇帝与近臣、宗室每年定期去京郊御园、禁苑查看农作物的生长、收播情况,并唱和诗文、宴饮听乐,以此垂范稼事。这一举措后来成为“祖宗故实”的重要内容,并礼仪化。“观稼”形式灵活、花费较少,是朝廷常规的劝农活动。宋初亟须恢复农业生产、“以和止战”处理边患国策的形成与执行、官方对农业信息搜集获取需求的增强等现实背景感召着君主观稼不辍。此外,由于具有重农与文治色彩,观稼也为君主提供了合理的游幸时机。北宋中期之后,观稼从京城流布到州县,成为一种地方官劝农与郊游的方式。君臣观稼是宋代官方重农的象征,营造了农业突破性发展的社会环境。

刚柔相济——宋朝对十国旧疆军事善后举措探析

宋朝征服十国后,对其采取了多项军事善后举措。除令少量归降军队解除兵籍、复员返乡外,大部分十国军队均被强制编入禁军,降将也多被解职受监;将原十国军事性都城和军事重镇加以摧毁,以削弱地方武备力量;通过平定降兵反叛和贼寇暴乱,以及收缴民间兵器的措施维护地方稳定;通过屯驻军队、新建衙署重建地方军事秩序。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宋朝加强了对十国旧疆军事控制的能力,有效避免了十国入宋之际社会秩序的动荡。与秦、汉、西晋、隋、唐等完成统一的朝代相比,宋朝更注重对新征服地区军队的收编和新型军事性行政区划“军”的建设,而在摧毁地方城池、收缴兵甲方面着力相对较小。同时,诸多经济安抚举措的配合实施,使原割据势力再次反叛和当地贼寇聚众暴乱的情况较前代大大减少。

南宋初年中央统军体制的调试及其运作方式研究——以御营使司的兴废为线索

南宋建立后,既有的枢密院-三衙体制已经废弛,宋廷迫切需要组建新的中央统军体制。御营使司便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初设的御营使司,主要职能是"总齐军中之政"。随着御营使司长官人选从李纲到黄潜善、汪伯彦的转变,御营使司统军局面逐渐形成,三省、枢密院反成其陪衬。由于外有金人追袭、内有诸将难制及统军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御营使司的职能趋于衰减。维扬之变后,御营使司丧失边防措置权,三省、枢密院的职能开始有所恢复。苗刘之变后,御营、御前军分立,"御前"统军的局面开始出现。在吕颐浩主政时期,中枢军政运行仍存在诸多弊病。范宗尹主政后,赵鼎主持改革中央军制,罢废御营使司,并向"御前-枢密院"体制转变。南宋初年中央统军体制的调整,对于勉力维持风雨飘摇的南迁朝廷立足东南,有重要意义。其运作方式,对新的统军体制亦有重要影响。

科举社会视域下宋代世家发家故事发覆——以浦城章氏家族为例

浦城章氏家族发家故事表面看是表彰大义活全城的练夫人,实则是神圣化家族发家史,服务于凝聚和壮大宗族的实际需要,蕴含着为宗族跻身和立足世代官宦家族寻求天命依据、增强宗族神圣性的意图。浦城章氏家族发家故事为文人广泛记载和传播,是宋代科举社会“科名前定”论的表达和宣扬。科名前定故事流行于宋代,缘于其对科举社会矛盾有所纾解。宋代世家发家故事所宣扬的社会观念,其所以能够形成并为社会大众广泛接受,无疑受神道设教等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