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宗教社会学研究刍议

“神圣”问题是宗教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它是人类文明原始结构中的基本要素,同时也是任何一个宗教信仰体系的源头。如何定义神圣、建构神圣关系、形成以神圣信仰为基本内核的宗教信仰特征,就大致构成了中外宗教、宗教学与宗教社会学的普遍性与共同性问题。通过对神圣问题等经典概念的梳理与讨论,我们不难发现,神圣关系、对神圣对象的选择与信仰,它们作为宗教的核心,最初只是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形式,然后体现为超自然神圣崇拜与超社会神圣崇拜两种类型,以至于人们对神圣关系的信仰或宗教形式的体现,大多离不开这两种神圣关系的建构及其社会关系的表达。人们崇拜的“神祇”与“神圣”对象是一个被建构的不同概念,无论是超自然的神圣,还是超社会的神圣,无不真实、深刻地反映了个体与神灵、社会与个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由此构成了神圣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华人社会中的宗教信仰与公共参与:以台湾地区为例

本文利用台湾社会变迁调查数据对华人社会中宗教信仰与公共参与进行了分析。总体上,宗教信仰有助于人们的捐献行为和志愿行动这两类公共参与形式。虽然不同宗教信仰的信徒在公共参与方面存在着程度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在控制信徒与宗教的组织性整合程度后变得不显著。有研究认为东方宗教的功利性格无助于提升民众公共参与,但我们的分析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组织程度高的中国传统教派与基督教在促进信徒公共参与方面水平相仿,但在自认为是佛教徒的被访者中,有明确宗派归属的佛教徒与无宗派归属的信众,在公共参与行为上存在的显著差异。这意味着造成差异的原因不在于其教义来自东方还是西方,而在于宗教的组织化程度。只要能够促进教徒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加强教徒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并通过必要的集体仪式和活动增加教徒对于宗教的认同,就可能提升信徒的公共参与水平。

宗教、社会与权力关系——“宗教市场论”的社会学解读

以斯达克等为代表的"宗教市场论"自其诞生以来就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该理论在备受诟病的同时,也颠覆了"宗教世俗化"理论的固有范式,开启了当代宗教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就宏观层次而言,斯达克的"宗教市场论"是一独特的宗教结构论,它不仅对宗教现象和宗教活动展开分析,同时也涉及到宗教与个体信仰、国家、社会、政治等相互之间多重复杂的互动关系。可以认为,宗教市场论新范式为当代学界研究中国宗教现象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刺激了更多的学者来推动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以获取丰富数据和事实来检验宗教市场论的命题在中国情境中的适用性。同时,宗教市场论亦可为宗教管理当局和宗教组织提供有益借鉴,为宗教管理方式和宗教发展思路开拓一个新的途径。

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堂—点模式”——宗教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视角

基督教的公共价值观是一个应当是如何的问题,而基督教的社会性则是一个本来是如何的问题。这就是说,一个宗教体系的社会性,直接制约着该宗教体系的公共性,左右着这个宗教体系的公共价值关怀及其社会表达形式。在现代社会结构里,凡是具有社会性的,就应当具有公共性。而这个社会性,即存在于国家权力与经济市场之外的领域之中;它的功能发挥,即能使所有的宗教体系呈现出一种现代社会亟需的公共理性,一种发挥在国家权力与经济市场之外、独立自在的公共理性。

华人社会中的宗教与环保初探

面对环境问题,宗教领袖选择对宗教经典进行重新诠释,认为宗教在处理这些议题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则越过宗教教义,直接考察华人社会宗教团体的环保参与,并得出一些初步的认识:第一、宗教与环保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宗教可以成为环保运动的同路人,并对处理环境危机做出贡献。许多宗教参与环保并非源自其教义,而是因为世俗的环保运动如火如荼。第二,有组织的宗教(如台湾的佛教)比那些没有组织的宗教(如儒教)在进行资源动员保护环境方面更有效率。第三,强调自利与个人主义的民间宗教更多地推动地方上的环境保护,而强调利他和集体主义取向的宗教团体则更具心系苍生、环保天下的气质。

信仰社会学研究要义——兼论信仰如何成为中国问题

人类信仰大抵可分为人本信仰与神本信仰两大类型,这两大信仰类型在本质上仅是神人关系的不同建构形式而已。所以,在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类型的建构中,宗教仅仅是对神人关系及其信仰的一种表现,另外一种表现则是以非宗教(可以是种族、民族、国家、政党等)的形式,涵盖、垄断了对神人关系及其神圣性的阐述,同时也是一种信仰实践模式。这就构成了宗教信仰与其他信仰之间统一整合或彼此分离的深层关系。为此,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信仰"一词,似与宗教有关,却又更与现实权力、利益、个人身份及其对信仰模式的建构紧密相关。而人们一旦谈及信仰或宗教信仰,似乎就嵌入了一个内涵多样的语境及其现实关系之中,最终构成了信仰层面的中国问题。

从“宗教文化”到“公民文化”——兼论当代中国宗教社会角色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宗教研究采取的是一种"以文化代宗教"的策略。这种研究模式几乎主宰了三十年来的宗教研究论著,但是也呈现了宗教文化的化约论、功能论以及局限于精英阶层的知识论倾向,最后以"弱文化范式"的形式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缺失。人们看到了不同形式的宗教文化,但忽略了不同宗教信仰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当今的多元社会中,宗教文化与其他社会文化都具有彼此认知的义务,它们应当参与"互补性的学习过程"。宗教文化必须经过"拯救性的社会化",才能进入公共对话的空间,才能进入公民文化的建设领域,并且,宗教文化只有获得公民文化的身份,才能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型。

儒教宗教论的再讨论——中国宗教社会学的视角

“儒教是否为宗教”的几十年争论,焦点集中在儒教是否有一个至上神,是否存在以此为中心的宗教制度或组织。实际上,即制度即分散的社会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儒教的关系主义宗教模式,进而摆脱了以至上神为核心的宗教定义方式,决定了儒教的宗教性表达形式,不像基督教那样,具有一神教排他性而予以制度化。因此,儒教既有对现实权力秩序的制度依赖,亦有个人信仰者的弥散型道德讲求。其大,可囊括天下;其小,能独善其身。这就建构了中国儒教的社会学意义。

镶嵌型的公共宗教——传统中国的政教关系之社会学解读

从“文化”而伦理,从“伦理”而结构,这是当代中国宗教研究范式的三段式演进。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应当把宗教置于国家与社会的架构之中,是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与社会学的宗教研究的结合。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特征为世俗权力与精神权利的模糊界限与紧张关系,具体表现为中国古代的公共崇拜与私人信仰的彼此渗透。为此,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首先是要研究宗教所镶嵌在其中的社会关系和政教关系,以能深入中国宗教、信仰的内在脉络。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以中国社会的“信仰关系”为中心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其问题可能更有争议。本文认为中国信仰是一种象征权力或符号权力的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它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

宗教与信仰的双重社会化——当代中国宗教—信仰的基本变迁

中国宗教与信仰近30年的变迁,始终围绕着宗教与信仰的双重社会化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宗教危机"的社会意义、私人信仰与中国法制建设、宗教消费方式对中国宗教—信仰的影响、"宗教民族主义"的抬头"、执政党信仰"的建构与认同等。解决这些问题,对使"宗教危机"转为"宗教转机"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理性”：佛教研究的新视角——从对马克斯·韦伯的误解说起

宗教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佛教的研究在中国只有很短的时间,却遭遇到来自佛教界和佛学界的种种排斥和误解。事实上,一个宗教信仰体系,不仅仅是其教义和哲学,更在于它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效果。从佛教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佛教的理性化趋势是其内在的需要,因此,佛教社会学的方法完全能够为中国佛教的研究带来理性化的视角和新的内容。

中国人的另一种信仰危机?——“少林寺现象”引发的宗教社会学问题

"少林寺现象"作为佛教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呈现,对中国佛教而言,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另一种形式的信仰危机。同时,它们亦引出了宗教社会学在中国的重大命题:中国人对佛教信仰的传统认同方式,中国社会对佛教的传统认同方式,佛教神圣资源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配置和利用方式,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走在了变革的边缘。随着少林寺存在模式的变化,世人的佛教信仰方式也随之改变。"少林寺现象"恰好说明,在寺庙、和尚与佛教信徒们的信仰之间已经构成了某种认同之间的冲突。于是,何谓佛教?何谓真正的佛教信仰?人们信的是"佛",还是信的是"教"?佛教信仰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究竟存于何处?这就成了当代中国人另一种信仰危机的主要内涵。

宗教场所合理布局刍议——以上海基督教活动场所的布局问题为中心

从2004年10月份开始，我们对上海市的基督教(新教)活动场所布局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目前实地调查工作已大体完成，问卷数据正在整理与分析过程中。本文先就上海市基督教堂点布局的基本情况作一初步的汇总。

新时期服刑人员阶段性劳动教育模式研究

全国监狱系统积极推进将“狱政管理精细化,教育改造系统化,劳动改造教育化”的理念不断融入实践工作。要实现监管事业可持续发展,当前劳动改造工作还需要在教育因素方面进一步拓展和创新。以北京市X监狱现阶段的生产情况及运行模式来看,其生产主要是依据服刑人员所从事的生产项目来布局的,监狱劳动改造工作的开展卓有成效,但是仍存在从事生产劳动的服刑人员基数下降,以及新收押服刑人员难以胜任空缺岗位的困境。阶段性劳动教育模式的构建:(一)入监初期重在劳动态度的教育考察;(二)服刑中期重在劳动技能的培养;(三)回归社会前重在劳动意识的教育,可助劳动改造教育化推动监狱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构建和谐宗教关系 发挥宗教积极作用——“宗教与社会和谐”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的"宗教与社会和谐"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和基层宗教工作者们一起,围绕"宗教与社会和谐"这一主题,就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当代宗教研究、当代宗教在伦理、慈善等领域服务社会研究、推进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研究、城乡发展中宗教领域新情况调研、破解基层宗教工作重点难点问题、宗教界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究等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研讨,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人的信仰认同模式--以儒教信仰为中心

英语中的"宗教",就西方基督教而言,是一种制度宗教;汉语中的"宗教",则不一定指称宗教制度。中国儒教当然不等同于西方语义中的制度宗教,但无疑是一种具有宗教特征的信仰结构。杨庆堃所谓"扩散宗教"的概念,与本文讨论的中国"信仰",及其在权力秩序和制度宗教之外那种私人、扩散式的信仰认同模式非常相似。为此,本文把儒教的信仰认同模式作为个人信仰与他人信仰、儒教信徒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互动结果,并以信仰"认同"作为儒教的行动单位,同时亦作为一种分析工具,经由对儒教信仰认同规则的考察,讨论儒教信仰及其信仰群体的建构逻辑,进而分析儒教信仰经纬中中国社会的模式及其演变路径。

信仰认同及其“认同半径”的建构——基于津、闽、粤三地妈祖信仰的比较研究

灵验性、地方文化传统、信仰建构方式、民间信仰精英是民间信仰的主要认同要素,灵验性与地方文化传统一般可被不同的信仰行动者所共享。信仰认同具有多元特征的层级分别,是经由信仰关系与信仰行动者所处的层级位置二者共同形塑的动态过程。以灵验性为核心,中国人信仰认同的实践逻辑具有叠合认同特征。研究聚焦于津、闽、粤三地妈祖信仰的信仰实践,同时提出"信仰认同半径"的概念工具,用以呈现信仰认同的逻辑机制,特别是信仰认同及其认同要素的内在关联。

从类型学到动态研究:兼论信仰的流动

自从杨庆堃提出"混合宗教"与"制度化宗教"概念之后,类型学建构成为华人宗教研究的主流。本文尝试进行视角的转换,用"基于类型学基础上的动态研究"来分析华人社会中信仰的流动。该视角一方面强调类型学的重要性,认为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有必要对"灵"、"义"等本土概念予以社会科学化;另一方面它强调揭示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将静态的类型学考察转化为动态分析。本文认为,动态的视角有助于关照到被类型学忽略的过程以及隐匿于其中的趋势,继而发展诸多经典理论,即研究神灵的流动有助于理解"神灵的诞生与竞争",研究信徒的流动可以丰富"改教"理论,对宗教组织流动的研究则可以拓宽"教派—教会"理论的视野。自从杨庆堃提出"混合宗教"与"制度化宗教"概念之后,类型学建构成为华人宗教研究的主流。本文尝试进行视角的转换,用"基于类型学基础上的动态研究"来分析华人社会中信仰的流动。该视角一方面强调类型学的重要性,认为在研究中国宗教时有必要对"灵"、"义"等本土概念予以社会科学化;另一方面它强调揭示类型之间的联系与变化,将静态的类型学考察转化为动态分析。本文认为,动态的视角有助于关照到被类型学忽略的过程以及隐匿于其中的趋势,继而发展诸多经典理论,即研究神灵的流动有助于理解"神灵的诞生与竞争",研究信徒的流动可以丰富"改教"理论,对宗教组织流动的研究则可以拓宽"教派—教会"理论的视野。

苦难与宗教增长：管制的非预期后果

通过比较历史研究,本文揭示了受压制宗教的成长逻辑,认为压制会产生一些非预期后果:压制往往促进宗教团体进行教义创新,提高信众的来世收益;与压制相伴而生的牺牲和污名有助于降低宗教教义所蕴含的不确定性,从而让宗教变得更可信、更真实,吸引更多的追随者;同时压制构筑了一道防护栏,将搭便车者拒之门外,提高了信众的委身程度,也增加了信众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净受益;压制会促使宗教进行制度上的创新,维持组织网络,让宗教团体禁而不止,并在动荡的社会中迅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