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认知状况研究

作为保障妇女权益的专门法律,社会公众及女性自身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知晓程度和评价状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女性的权利意识和法律观念。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与十年前进行的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数据相比,社会公众及女性自身对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知晓程度明显提高,但是对该法的评价有所降低。公众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知晓程度的提高与我国政府对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以及在全国开展的普法教育密不可分。随着权利意识和法律观念的提高,公众对法律内容及法律实效的心理期待也会相应提高,同时由于妇女权益保障法主要对中国妇女各方面权益进行综合性、原则性规定的特点,都可能导致公众对妇女权益保障法有用性评价降低。

中国法治建设应实现向宪政的转换

中国自1979年以来的法制重建对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似乎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困难:一方面,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以实体法迅速覆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另一方面,社会生活的不和谐日趋严重,贫富不均、公正和效率的失衡正在成为中国社会最突出、最尖锐的社会问题。法治建设和社会和谐的失衡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中国的法治建设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公众参与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所谓参与（Participation），就是让人们有能力去影响和参加到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决策和行为中去：而对公共机构来说．参与就是所有民众的意见得到倾听和考虑．并最终在公开和透明的方式中达成决议。公众参与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民主制度．应当是指公共权力在作出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决定公共事务或进行公共治理时．由公共权力机构通过开放的途径从公众和利害相关的个人或组织获取信息，听取意见，并通过反馈互动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行为产生影响的各种行为。

论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的关系

检察权的性质是法律监督权和法律监督权即检察权是法学界关于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关系的一般认识。这两个论断最初是为了回答由检察机关宪法定位与实践背离所引发的争议,但它们在逻辑上和历史上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也难以作为当前检察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在现行法律制度中,法律监督权应当是检察权的上位概念,检察权是一项专门法律监督权,而检察权与法律监督权概念外延上的落差可以作为检察权的可生长空间。

一条宪法方法论的新进路——基于对服务型权威理论的评析

在对宪法权威来源这一重要宪法学命题的解读中,政治宪法学强调不成文宪法、政策与利益的权威性;宪法教义学强调价值和宪法文本的权威性。英国法理学家拉兹基于三个命题的"服务型"理论走一条不同于前人的权威阐释之路,给现代宪法学理论中关于宪法权威的讨论提供了一条介于事实和规范之间的新进路。宪法学作为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兼备的法律科学,既非重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法伦理学,又非价值中立立足社会现实的法社会学。因此宪法权威理论的本质,乃是把"政治的宪法"与"文本的宪法"合二为一,在保持灵活性的同时不破坏价值性。从拉兹的权威理论所指示的方法论道路所得启示,有助于使我国宪法学研究摆脱事实与规范相脱节的尴尬困境,真正成为关切现实的规范学科。

就业促进法难止就业歧视

“公司想辞退你，完全不必说你是乙肝病毒携带者，但其实就是这个原因。”近日，反歧视民间公益组织北京益仁平中心发布了《2008外外企乙肝歧视调查报告》。被主办方邀请到发布会现场的北京的罗先生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去年年底，公司组织新员工体检，他被查出是乙肝病毒携带者，结果被公司以培训阶段表现不合格为由辞退。

财政改革倚重公众监督

公众有对预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预算的科学化、法制化、民主化和公开化是财政改革的明确方向。

公共预算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公共预算改革主要应实现以下三个目标:预算编制科学细化,预算信息得到充分反映;预算审查民主化、程序化,体现公众参与和立法民意机关的审查批准;预算执行监督科学化,广泛化。预算公开应逐步推进,当前最有意义的是编制一份人大代表和普通民众都看得懂的预算,逐步推动预算改革的深化。

民生的“里子”重于政府的“面子”

［背景］为迎接国庆60周年，一些地方大搞“形象工程”；而经济危机影响下，财政本就紧张，使得一些民生支出受到了影响。 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哪些项目支出应该优先保证，哪些支出可以缩减，是一个应由民主程序决定的问题。这反映了政府执政理念和政策导向的真正尺度。

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人性化趋向

防止司法权滥用是法制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尺 人的生命、安全和自由的保障是最基本的人权，是法治人性化的核心内容。对这些基本人权的侵犯，有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个人的暴力，二是来自国家有组织的非法暴力。后者主要产生于司法权的专横和滥用，如非法滥行拘留和逮捕，不便的诉讼制度导致的冤假错案等。

公共决策要遵循基本法律程序

【背景】北京市交通委2009年4月5日宣布，为巩固北京奥运会交通和空气质量治理成果，在广泛民意调查的基础上，北京市决定在4月10日后继续推行“每周少开一天车”的车辆限行措施，实施期限为一年。

每个人都是改革的缔造者

30年前,中国必须改革,这是国家领导人从历史的沉痛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因此,改革是自上而下发动的;30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取得重大成就,部分人富裕起来了,却对改革产生了恐惧和顾虑。

“自我革命”并不够

一个国家的财政确实与和谐社会建设关系极大。国家财政出问题，可能导致政府危机；财政没有规矩、滥用资金，必定导致腐败丛生，民怨鼎沸。

挪威性别平等法律制度研究

挪威是世界上性别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经过长期的历史演进,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2017年通过的《平等与反歧视法》整合了挪威已有的零散的反歧视法律,不仅禁止歧视,更提出一系列积极促进性别平等实现的措施和要求,并进一步完善了保障性别平等的实施机制。本文通过梳理挪威法律框架中涉及性别平等的规定,明晰挪威性别平等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和现行体系架构,以期总结挪威性别平等法律制度的经验供中国借鉴。

挪威反歧视法律制度及其新发展

挪威的平等与反歧视立法一直走在世界前列。20世纪七八十年代,挪威开启了以促进性别平等为主的平等与反歧视立法活动,并逐渐呈现深层次、多主体、宽领域的立法特点。2017年,挪威颁行了全新的反歧视专门法案,相应的配套措施随之依法确立,此为里程碑式的平等与反歧视立法成就。至今,挪威建构了较为完备的平等与反歧视法律体系。在保障残障人士权利方面,挪威引领性地规定了通用设计和个人便利,致力于无障碍的全方位实现,其立法和实践亮点在中国就执行《残障人士权利公约》接受审议的背景下颇具借鉴价值。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

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需要在明确法律体系形成的一般标准的基础上关照中国社会和中国法的特殊规定性。由于在一国法律体系中宪法具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对宪法的理解将从总体上影响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标准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准可以从以下5个维度来予以确立:社会生活的整个领域得到法律规范的系统调整;自洽、完满法律规范体系的确立;系统、协调、有效法律实施机制的构建与法治秩序的形成;以宪法为基准的国内法与国际法调适机制的确立;以宪法为基础的常态法律体系与非常态法律体系的衔接。

性骚扰的现状及法律规制——以港台地区性骚扰立法为鉴

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工作/学习/劳动中遭受过性骚扰的女性占7.8%,而且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多地遭遇到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身体触摸以及不愿意接受的与性有关的要求。调查同时也发现,在遭受性骚扰的女性中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比例非常低。文章以港台地区立法为例说明,除了观念方面的原因外,中国现行的规制性骚扰的法律过于原则概括,法律救济途径不通畅也是导致阻碍性骚扰受害者寻求法律救济的重要因素。

从公众参与走向政府善治

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善治的政府是什么样的？就是政府与民众能够互相交流、互相讨论，政府能够理解老百姓的观点是什么。

积极保障妇女权益 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习近平主席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提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第二点主张是＂积极保障妇女权益＂,进一步明确＂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并提出保障妇女权益的途径和重点领域,即＂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增强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动能力,保障妇女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确保所有女童上得起学和安全上学,发展面向妇女的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

论宪法权利体系理论的完善

宪法改变中国，此言或许不虚。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行于社会转型的特定时刻。在改革仍然处于试水期、人民对改革前景尚不可期之时，宪法以国家根本法之形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掀开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如果说现行宪法序言和总纲部分引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基本精神，那么宪法权利体系则构成了推动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宪法对国家机构的规定则形成了对改革开放的体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