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付帮助型犯罪的治理困境与司法因应

近年来,信息网络犯罪呈现社会危害大、综合治理难的双重困境。支付帮助型犯罪案件数量的持续增长,超额入罪要素与轻缓化处理结果,衍生侦办方式异化、退赔困难、预防效果差等消极现象。症结在于事后治理的传统模式与古典学派的预防论已然脱节、宽严相济政策演变为“严而不厉”政策,司法环节的碎片化认定、流水线操作进一步扩大行为规制漏洞。亟须从提高案件侦办效率、激活刑事和解制度等方面完善体系。从明确打击重点与实质化适用掩隐罪角度廓清宽严相济政策。从优化信息互联互通、追赃退赔等角度实质化参与综合治理。

多次盗窃中“次”的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之衔接判断

多次盗窃系行刑交叉立法范式,其正当性基础在于将客观立场与主观立场相结合的社会危害性理论。将犯罪停止形态融入次目的计量时,需注意仅有未遂形态的行政不法行为符合要求,中止与预备形态无需计量;基于未遂形态行政不法的纳入,应当承认多次盗窃的整体亦存有未遂停止形态。将连续犯理论融入次目的计量时,在兼具形式数罪、实质一罪的场域,次目的计量应坚持一罪立场;在连续犯的具体认定时应坚持限缩立场。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融入次目的计量时,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系罪刑均衡原则的当然要求;但该原则并不等同于禁止二次评价,基于评价的非彻底性及全面性要求,存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仍可进行评价。

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价值及建构

文章以分析实证主义为研究方法,分析了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在司法现实中运行现状并进行原因解析,指出法律的逻辑秩序与法律的实践秩序间存在冲突,认为在实现公法目的与维护私益之间应保持一定平衡。同时从多个维度研究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内在价值与功能。最后通过对"四个关系"的思考,着力构建权力具有内敛性、法律体系具有逻辑性、制度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的、社会主义特色的刑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90后大学生法治思维与培育对策探究——以苏北某高校调研为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局面,高校作为人才培养重地应高度重视法治教育。90后大学生法治思维培育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意识形态领域正确价值导向的需要,还是大学生成长发展中不可缺少的技能。通过对苏北某高校90后大学生法治思维现状实证调研分析,探究法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从制度管理者、法律课程主讲者、法治活动主体等视角,提出促进培育90后大学生法治思维的对策。

刍议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律性质

关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律性质的讨论,学界的观点集中于帮助行为的正犯化、帮助行为的量刑规则以及独立构罪,各有论道,各有争议,似乎无法确定更优路径。梳理现有观点,发现在共犯框架下讨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会出现共犯罪量上升、罪刑下降的逻辑矛盾,难以辨别该罪与共犯的关系属于想象竞合还是法条竞合,突破共犯理论以及与正义理念相悖等问题。尝试从立法的倾向、适用的独立性、中立行为规制的避免以及体系顺畅等方面倡导应当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律性质解释为独立构罪。

实践中的民俗习惯研究——以司法视野中民俗习惯的具体形态为视角

民俗习惯是一个民族文化积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司法中可以有效加以利用的本土资源,是社情民意的产物。它反映了社会成员安排生活、调适关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民俗习惯的产生、发展、变迁也要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当今中国,民俗习惯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在司法实践领域,以积极、务实、审慎的态度研究、运用民俗习惯,可以理解和回应当代中国群众的情感需求、可以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状况和社会需要进行正确的认识,使审判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需要,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

论诚信之德与法治之道的和谐共进

诚信之德和法治之道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两种不同的调节范式。通过对诚信之德意蕴的思考与法治之道的追寻,探寻二者的辩证关系:诚信延伸以辅法治,立法先要立信;市民社会的人际诚信,守法先要守信;用法为民提升公信力,执法者必要执信。而法制为诚信运行提供制度保障,法治诚信为诚信实践提供理念保障,法治之道为诚信践行提供人本保障。二者和谐前行需要各自独立的空间,又需要相互借鉴促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惩罚和激励机制。疏理以明志,诚信与法治的德与道的结合化梦想促和谐。

行政诉讼原告举证问题研究

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对原告的举证问题作出规定,只是在后来的司法解释中设定了原告举证的规则。本文认为,行政诉讼中的原告举证在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权利,在某些法定情况下它属于一种推进义务。文章还结合现行法律规定与行政诉讼理论讨论了应由原告举证的具体事项。

行政裁量控制浅析——以裁量基准为视角

行政裁量问题始终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日本学者田中二郎指出，行政法的精髓在于裁量。现代国家的行政权行使依赖于行政裁量，而对行政裁量的认识、规范的过程就是依法行政和实现依法治国的过程。对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的行政法学研究也是如此。行政裁量研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行政裁量权力赖以行使的标准——裁量基准制度。

论刑法适用中道德评价因素的考量

道德评价能否在刑法适用中予以考虑,是刑事司法中的难题。一方面,道德评价在刑事司法中的体现是普遍存在的实然现象;而另一方面,法治原则一般又要求道德评价不应介入司法领域,否则,依法司法的理念将受到冲击。从理论上来看,道德评价可以在刑法适用解释中予以考虑,与其让道德评价潜在地、非理性地影响刑法的解释与适用,不如理性地承认和接受道德评价因素,并对其规范、限制和合理运用。道德评价因素在刑法解释和适用中的考量既是法理的要求,也是刑法原则所许可的,那种绝对排斥道德评价的观点,看似符合法治原则,但实际上并不能成立。从社会学的视角判断,刑法适用中考量道德评价因素是社会和谐的需求,也是社会学解释方法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对道德评价的考量与运用,应当在法律方法论的范围内,并在对其认真甄别、选择的基础上进行。

论我国中小股东权益保护制度的完善

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一直倍受各国公司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我国于2006年1月1日施行的新《公司法》弥补了旧公司法关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不足,突出了中小股东权利受损的可诉性,为保护中小股东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但新《公司法》在中小股东权益保护机制上仍然存在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保外就医中高血压条款的应用与审查探讨

在适用罪犯保外就医新标准中,由于基层法医鉴定人对高血压条款理解有差异,致司法实践中出现歧义,难以把握标准。于此,本文从高血压靶器官损害诸多规定与罪犯保外就医要求的对应关系切入,探讨使用具体临床检查结果或检验数值判断所产生的计算难点、选择困惑和理解歧义等问题,认为针对高血压条款适用的具体问题,既需要基层法医鉴定人加强对保外就医新标准的学习、应用与研讨,又亟需权威部门,特别是标准制定部门给予具体释义,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富春茶社”属谁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一)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二)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三)伪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的；(四)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五)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下列行为属于商标法第52条第(五)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行为：(一)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相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的。”

创伤及手术后系统性炎症反应综合征鉴定1例

1案例1.1简要案情伤者徐某,男,38岁,既往体健。2012年10月21日21时许,被他人用刀刺伤腹部、左臀部及左上肢等处。1.2病史摘要2012年10月21日22:17:22全身多处外伤入住某县医院。体查:T 36.8℃,P 85次/min,R 16次/min,BP 14.9/9.46 kPa(110/70 mmHg);右上腹及左上腹部可见一长约2 cm弧形伤口,深达腹腔;左侧腹部有一长约1 cm伤口,深达肌层,活动性出血;左侧臀部见长约2 cm伤口,深度约10 cm;左上臂可见二处各长约2 cm、1 cm伤口,肱三头肌肌腱部分断裂,压痛阳性,活动性出血。

民事诉讼反诉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反诉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但是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其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规定,只是在《民事诉讼法》第52、126、129条以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6、184条比较原则性的规定了反诉制度。主要只是涉及"反诉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

罢免董事长，到底谁说了算

2003年1月22日，某公司召开董事会，研究码头交接等问题。会议进行中，一董事突然提出罢免董事长这一临时动议，在董事长申辩此举违法的情况下，动议却获得通过。此后双方演绎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大战。

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关“当事人如实陈述义务”的几点思考

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往往为胜诉而故意作虚假陈述,对法官查明案件事实造成误导和阻碍,有时导致裁判不公,严重破坏司法活动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为避免此,应对当事人陈述作功能性分析,区分证据性陈述和一般性陈述,并在民事诉讼立法中,根据当事人陈述的不同性质,对当事人如实陈述义务赋予不同内涵,合理构建违反当事人如实陈述义务的法律责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