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后中国大陆沈从文研究的新动向

2010年以后的沈从文研究,因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步迈进,呈现出新的风貌。沈从文作为作家与学者的个体价值,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场域影响,沈从文对当代文学创作的启发与影响,沈从文作为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等,都是过去没有深入展开或者没有展开研究的。沈从文研究的重要性与关注度虽不及鲁迅,但远远超越了郭茅巴老曹;沈从文的被研究度与张爱玲虽大体持平,但沈从文更被主流研究者所关注。

被消费的感伤:沈从文与于赓虞

沈从文曾在早期论及于赓虞的诗,但其后期的相关论述中便不再提及。这与其在创作追求上更具通变意识有关。上世纪20年代,沈从文新诗写作的风格与内容,都受到于赓虞诗的感伤性影响;所不同的是,沈从文的感伤更具消费性,而于赓虞的感伤则更显本真。不同感伤的形成背景,是沈从文诗能超越于赓虞诗的根本所在。

日本漢文小説《囨譚》考

一開篇漢文笑話對江户時期京都、大阪等地“小咄”(短篇笑話)的盛行所起到的引導作用早已爲人所知。最初漢文笑話僅僅是漢文入門工具書名目下的隨筆消遣品,或是文人爲了誇耀文才而創作的東西。早在江户中期寬延年間,岡白駒出版了《譯準笑話新語》。在其影響下,《善謔隨譯》、《笑堂福聚》等作品相繼問世。而北陸高岡地區的漢學者寺崎蛠洲的漢文笑話集《囨譚》也正是繼這些作品出版後,於江户後期文政甲申年(1824)秋出版的。

中国屈原学会代表应邀赴日作学术交流

日本“中国出土资料学会2010年度第二届例会暨日本文部科学省研究‘中原楚文化项目特别研讨会＇”于2010年12月4日下午一点在东京大学法文二号馆一号大教室召开。中国屈原学会徐志啸、汤漳平和黄灵庚三位副会长应邀参加，并先后在研讨会上作了学术演讲。兹摘要如下：

北宋时期的《盗贼重法》

前言在宋代的治安立法中,施行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至徽宗大观二年(1108)的《盗贼重法》是个夺目的存在。由于《盗贼重法》是在北宋时期群盗和军贼等盗贼集团相继发生、社会愈发不稳定的情况下出现的,因此,若是在治安上被规定为重法地的州县犯强盗和劫盗(持杖强盗),将会受到比普通盗罪更为严厉的处罚。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隐匿这些罪犯或为窝藏罪犯提供各种便利的人亦给予严罚。

汤显祖戏曲研究在日本

汤显祖的戏曲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经历了江户、明治、大正、昭和以及当代几个阶段,梳理汤显祖在日本的几个时期的研究状况,可以从日本学术发展的维度了解汤显祖研究在日本学术史中的书写脉络,彰显汤显祖《牡丹亭》东传日本的文学特征和文化内涵。

略论节戏中的月令承应戏

清代宫廷中每逢节庆,必会演戏庆祝。上演戏目称为'节戏',一般为具有节庆象征意义的短剧。具有代表性的,是始于张文敏的一系列月令承应戏。除月令承应戏以外,成书于乾隆年间的《九九大庆》中所收部分大戏亦被称为节戏。它们通常被被认为完成于乾隆治世,但其最初的创作时间、具体内容以及上演情况等诸多问题却仍不甚明了。本文拟围绕节戏相关问题展开讨论,阐明月令承应戏的演变和宫廷演出的特征。

《蒹葭》再考——求女與求賢的類推

對於《蒹葭》的主題,古今解釋多有分歧。今人大多否定古注,將其視爲戀詩。本文通過男女之戀與君臣之情的類推,認爲作求賢之詩的解釋,在漢代自有其合理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