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代同堂家庭协同教养观念的质性研究

本研究旨在考察当代中国三代同堂家庭中父母和祖辈的协同教养观念。研究选取10个家庭中的8位祖辈和8位父母,采用焦点小组访谈和个人访谈的方式搜集数据。研究结果表明:父亲与母亲平等地分担子女(10—13岁)的教养责任,祖辈在养育孙辈方面有从属的作用;祖辈的溺爱和滞后的养育方式是父母和祖辈间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但这种分歧可以通过沟通和支持来调和,并且父母和祖辈都认为沟通和支持是协同教养的关键。因此,在三代同堂家庭教育方面应加强父母(尤其是父亲)和祖辈对协同教养重要性的认识,明确祖辈“溺爱”界限,确保“帮忙不添乱”,以此减少祖辈和孩子父母之间的养育冲突,有效提升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和幸福感。

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的发展历程

浙江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也是东亚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更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门户。纵观历史,浙江古代海外交流史的历程可以概括为:奠基于史前,发端于汉晋,跃升于盛唐,兴盛于宋元,剧变于明清,转型于近代。在中国海外交流史的巨大历史图景中,浙江就是这样从边缘逐渐发展为东亚海域的枢纽,进入16世纪之后又率先被纳入全球海上贸易网络中,并且以被动的方式消极而又艰难地应对着全球化浪潮的一次次冲击。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不仅以无比磅礴的气魄勇敢地直面新型全球化的猛烈挑战,而且还通过脚踏实地的拼搏,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并且借助科技创新的巨大力量影响着全球化的进程。因此,只有改革开放才能使浙江不断繁荣富强,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腾飞。

近40年来宁波港史研究回顾与展望

古代宁波港是指1840年之前木帆船时代的宁波港口,其中心地带是三江口。在过去的近40年间,学术界对于古代宁波港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起步阶段(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00年),相关研究从学术废墟上开始复兴。第二个是发展阶段(从2001年开始到2012年),推动学术研究迅速开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第三个是兴盛阶段(从2013年到现在),主要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虽然关于宁波港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依然有许多学术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汉学家卜士礼的中国陶瓷鉴藏与研究

英国学者卜士礼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要的中国文物鉴藏家、艺术品交易商和汉学家,可谓是西方中国艺术史尤其是中国陶瓷领域研究的先行者。在华期间,他不仅投入以中国陶瓷为中心的古物鉴赏和收藏活动,还立足于深厚的学问探讨和诠释中国陶瓷艺术。卜士礼研究中国陶瓷的方法,以中国学术成就和方法论为基础,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着其后之研究者,其著作成为了后续同类出版物的范本。卜士礼丰富的中国陶瓷学著述,充分显示了其中国陶瓷研究的前沿性和系统性,也成为了欧洲学界理解和阐释中国陶瓷文化不可或缺的学术资源。

明代“纂修准貢”論析

“纂修准貢”是指明代地方儒學生員因參與官方文獻的編纂、繕寫等工作,得以准歲貢身份入監或聽選授官。纂修准貢始於永樂朝,不少參與謄寫《永樂大典》工作的楷書生員得以准貢,此後長久未行。至萬曆時,纂修准貢再起,但准貢人數極少。天啓、崇禎時,纂修准貢較盛行,主要途徑:一是參纂實録准貢;二是纂修官署志准貢;三是纂修玉牒准貢。纂修准貢,有時亦被視爲恩貢,但其選拔要求和方式與狹義的恩貢有很大不同,其應作爲“准貢”的一種,不宜完全等同於恩貢。纂修准貢爲政府纂修典籍提供了所需人才,亦爲地方儒學生員提供了上進之路,形成一條通過纂修官方典籍准貢,再授州縣佐官或學官的仕宦發展路徑。但明後期纂修准貢者就任學官,占缺較多,又對歲貢生就任教選造成擠壓。纂修准貢並非常舉,是明廷在科舉正常途徑之外的一種變通與調適。

法国汉学家毕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法国汉学家毕欧受业于儒莲,是法国学院派汉学的第二代学者。受家学渊源及工程技术背景的影响,在转向汉学研究后,他致力于专研中国的典章制度与技术史。他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相关问题也抱有浓厚且持久的兴趣。更为难得的是,他在现代学术规范初步确立的19世纪上半叶,自发地运用现代学术范式,提出并探讨中国历史地理问题,例如历史气候、海岸线变迁、黄河改道、地面高程、地震分布、地磁变化等历史自然地理议题,以及古代疆域、历史地理工具书的编纂等历史人文地理议题。这些议题在百年以后仍然受到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关注。毕欧的这类研究是欧洲汉学家以近代学术规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最早尝试。

明清海外贸易中的合伙制探赜

明清时期,从事民间海外贸易有着极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而资本组织方式尤显重要。在这一时期的海外贸易中,海商除了独资、领本等经营方式外,还经常使用合伙方式。合伙制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它既是海商规避风险、降低成本意识的表现,又是海外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事海外贸易是东南沿海商人重要的收入来源,其中的利润分配原则又决定船员(包括船长)的收入,而合伙的类型对利润分配有着重要影响。合伙制有效推动了明清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并在明末清初达到高潮,同时也为近代股份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从“天城”到“杭城”——14-20世纪中叶欧洲对杭州的认知历程

意大利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不仅到过杭州,而且首次向欧洲人介绍了被他称为Quinsai的杭州城,并称之为"天城"。从14世纪开始,为了找到这个"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欧洲人一直试图确定Quinsai的位置,并形成了多种说法。哥伦布1492年首航美洲时,认为Quinsai位于他所到达的古巴附近。1521年,西班牙殖民者攻陷阿兹特克帝国(Aztec Empire)首都后,欧洲学者甚至提出了墨西哥城就是Quinsai的说法。16世纪,直接来到中国活动的欧洲人,则将Quinsai推定为中国的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南京、苏州和杭州等。14—17世纪的欧洲制图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把Quinsai标绘在东亚大陆不同的位置上。17世纪中期,在杭州生活过多年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地理学家卫匡国,第一次明确地将Quinsai考定为杭州城,但错误地认为此词是汉语"京师"的音译。20世纪前半期,经过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最终得出了Quinsai源自汉语"行在"一词的可靠结论。在长达6个多世纪的历史中,"杭州"成为欧洲学术研究中一个持续讨论的热点,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近代英文报刊上的“中国觉醒论”

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清朝灭亡,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在每一次劫难之后,总有一些西方人天真地认为清朝政府一定会革故鼎新、变法图强。于是,至少从1844年开始,英文报刊上不断出现“中国觉醒”的惊呼,进而讨论“中国觉醒”后会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有些西方人看来,“中国觉醒”后,必将“重新称霸世界”,从而对欧美直接构成威胁。这些言论,就是“中国威胁论”的前身。“中国觉醒论”在近代英文报刊上的一再重现,不仅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折射出近代中国艰难坎坷的历史进程。

巴尔托利《历史汇编》中国部分的资料来源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藏有17世纪意大利学者巴尔托利的手稿《历史汇编》。研究表明,该手稿中国概况部分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利玛窦、卫匡国、曾德昭、何大化、卜弥格等耶稣会传教士的著述及信件;关于1611—1640年耶稣会在中国活动的内容,主要来源于耶稣会中国年报以及入华传教士的信件。巴尔托利的名作《耶稣会史:中国卷》正是以《历史汇编》为底稿写作而成的,具有扎实的史料基础。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一个缩影——以“浙东学派”概念的构建为中心

“浙东学派”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初,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关于其命名、性质、内涵及定义的研讨从未中断。清末,梁启超最早揭橥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浙东学派”概念。((1))民国时期,又有章太炎、傅斯年、陈训慈、姚名达、周予同、张其昀、刘咸炘、何炳松、邓广铭、蒙文通、宋念慈、张寿镛、钱穆、李源澄、金毓黻等著名学人先后论及“浙东学派”。((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持续深化了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纵观“浙东学派”百年学术研究,一方面成果斐然,粲然可观;另一方面,“浙东学派”研究史本身的积淀也殊为丰厚,作为学术史与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具备了多维的学术意义与价值。中国近代史学呈现复杂多样化的状态,中西史学碰撞、新旧学问争锋,彼此相互渗透、磨合,在缤纷融合中完成了近代化。“浙东学派”是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后建构的一个概念,同时,因为“浙东学派”承载了诸多传统史学的学理与内涵,抱持不同治学取向的民国学者通过对“浙东学派”的研究来表达各自的学术主张——新文化的拥趸者希望以“浙东学派”为理,沟通中西,改造文明;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以“浙东学派”为名,钩沉绝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无论贬斥抑或表彰、谬误抑或精准,各派学者的尝试与努力在客观上都促进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转型。

“海洋文化与形象史学论坛2023”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4月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古代文化史研究室、《形象史学》编辑部、《中国史研究动态》编辑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海洋文化与形象史学论坛2023”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宁波召开。会议共发表论文38篇,来自全国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一、海洋文化研究。安子毓《中国早期海神信仰述略》对中国早期海神儵、忽、禺、崦嵫等进行了介绍与分析。

哥伦布与《马可·波罗游记》

西班牙塞维利亚哥伦布图书馆中,保存着一本哥伦布写过批注的《马可·波罗游记》。新的研究表明,哥伦布是在1497年之后才获得这本《马可·波罗游记》的,因此,这本《马可·波罗游记》与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无关。在1492年首航美洲之前,哥伦布只是通过其他著作以及地图等资料,间接地了解到《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些内容。虽然哥伦布在发现美洲之前没有直接阅读过《马可·波罗游记》原书,但他知道《马可·波罗游记》中讲到过的“刺桐”“行在”“契丹”“日本国”等东亚地名,并于1492年10月12日到达美洲后,不断地寻找这些地方。这一事实不仅反映了《马可·波罗游记》对哥伦布的间接影响,而且还说明,东亚元素是引发欧洲人进行地理大发现的一个重要力量。

《坤舆万国全图》与“郑和发现美洲”——驳李兆良的相关观点兼论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中外学者公认,明末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于1602年在北京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但近年来,美洲郑和学会会长李兆良在一系列论著中提出,《坤舆万国全图》其实是郑和为了“准备第七次”下西洋而绘制的,“成图时间为1428—1430年”,该地图证明了“明代中国人比哥伦布先抵美洲”。李兆良的著作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专家甚至将其誉为“石破天惊”之作。但认真分析李兆良所依据的中外文资料,可知其观点在史实上是错误的、在逻辑上是乖谬的,完全违背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因而根本不能成立。

宋以降苏州城的“厢”与“乡”

宋代苏州(平江府)城内分为四“厢”与十“乡”两种相互叠压的区划。自明清至宋元回溯考察,可知明清四“隅”继承了宋代四“厢”,是附郭县管辖的赋役、治安管理单位,“图”是在“隅”的框架下划分的,延续了宋代“厢”下编排保伍的方式;自北宋废除乡里制后,十“乡”去组织而存区划,明清时期成为以土地庙为中心,以土地会首为头目的“民俗文化社区”。明代苏州府城之“乡”被纳入“图”的体系中进行规范,“乡”与“厢”(“隅”)经历了由叠压到联结的转变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术研究的复苏(1978~2000年),主要成就是确立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学术界关注的重点是泉州。第二个阶段是学术研究的兴起(2001~2013年),主要动力是泉州、广州、宁波等城市提出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中外考古学新发现有力地推动了相关研究。第三个阶段是学术研究的空前繁荣(2014年至今),主要得益于国家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学术界在这四十余年间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此前一个多世纪的总和,而且拓展了研究领域,解决了许多学术难题,提升了学术研究的水平,并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单幅“天下图”演变谱系

“天下图”是古代中国人根据天圆地方宇宙观绘制的世界地图,包括单幅地图和书籍插图两类。单幅“天下图”在汉代已经出现,书籍插图则产生于北宋。单幅“天下图”的演变谱系是:汉唐时期绘制在丝绸上,绘制者是高官重臣;宋代又被刻在立于官学中的石碑上,为科举考试服务;1550年左右出现了作为民间大众读物的“天下名胜舆图”,绘制者是底层知识分子,通过市场网络传播;1600年左右,从“天下名胜舆图”中派生出一种变异的新型单幅地图;清代,“大清万年一统”系地图成为最流行的单幅“天下图”,直到清末民初才逐渐被以“世界地图”为题的单幅地图取代。中国古代地图学具有自身的鲜明特点,并非按照欧洲模式演进。在尊重科学准则的前提下,如何吸纳其积极元素,值得思考。

明清鼎革之际中国天主教徒朱宗元及其同伴——读《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有感

201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中文名为夏德明)的《在地之人的全球纠葛:朱宗元及其相互冲突的世界》(Global Entanglements of a Man Who Never Traveled:A Seventeenth-Century Chinese Christian and His Conflicted Worlds,以下简称《全球纠葛》)。20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张旭鹏翻译的中译本。《全球纠葛》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好评。

日本东福寺栗棘庵所藏《舆地图》再探

日本东福寺栗棘庵收藏的《舆地图》是一幅南宋石刻地图的拓片,而不是木刻印本。图面残存的注记达2600余条,在中国现存明代之前的古地图中,是注记数量最多、历史及地理信息最丰富的单幅地图。仅就东北地区而言,这幅地图上的“灶洞山”“簇宫”“阿水谷河”等地名,以及关于“御寨新京”“木叶山”等地的长段注记,都是其他文献中所没有的。《舆地图》的来源目前尚不清楚,但肯定不是黄裳所绘《地理图》。《舆地图》的价值表明,中国古代地图文化的成就可能要远远超出我们现有的认知。

中国古代的乌贼形象及开发利用

乌贼,亦作“乌鲗”,统称“墨鱼”。乌贼属于头足纲,是乌贼科动物的统称。乌贼体内墨囊发达,遇敌即放出墨汁而逃避。乌贼肉厚味美,供鲜食或干制。中国沿海常见的乌贼有“金乌贼(Sepia esculenta)和曼氏无针乌贼(Sepiellamaindroni),后者产量更高”1。在中国古代,乌贼是沿海渔民大规模捕捞和利用的海洋生物之一。在古籍文献中,乌贼还有“海螵蛸”“乌鲗”“鱡”“河伯小吏”等多种俗称。随着人们对乌贼认知的不断加深,其药用和食用价值逐渐得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