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与北周宗教变革

庾信参与北周三教论衡的事迹保存在与周武帝的唱和二教诗中。其诗作融汇三教典故,表述三教融合思想,颂扬周武帝的三教论辩技巧,与北周宗教变革有着紧密关联。与庾信同期的入北南士,或通过诗文创作,或通过三教论辩,表述三教思想。庾信等入北南士的文化活动,带动了北周社会对南朝佛教文化的接受,也由此影响了北周宗教变革。他们对北周文化变革的广泛影响,给北方佛教徒留下深刻的记忆。佛教徒在反思北周灭佛的历史时,创造了庾信受多头龟恶报的应验记,以其作为对庾信的宗教审判。

唐五代帝王诞节三教论衡考述——以白居易《三教论衡》为核心

三教论衡是唐五代帝王诞节庆生贺寿活动之一,更是节俗史、宗教史、戏剧史研究的重要课题。白居易《三教论衡》是现存记录此一诞节活动的较为完整的唯一文献。以白居易文为核心,与相关资料相印证,可以勾勒唐五代诞节论衡的一般状况:论衡者的宗教身份、角色常被极度关注,而具体名姓大多被忽视;论衡内容,常按照祝贺圣寿、娱乐帝王的目标,围绕三教经典展开;论衡方式,一般由三教分座次轮流主持,按照一对一或一对多展开;论衡过程中每座设有论主,论主不但要参与辩论,更要承担开场、过场、退场等环节过渡任务;为了在激烈的辩论中达到会同三教、祝贺圣寿的目的,诞节论衡很可能在庆贺开始前就进行论辩设计。

梁武舍道事佛与唐代三教论衡

梁武帝舍道事佛是中古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大疑案,但此一说法真正被关注是在唐代。与其斤斤计较此说的真伪,不如从唐代宗教文化环境中考察其发生与功能。从现存文献来看,唐代帝王史臣在反思南北朝政教关系的潮流中,将梁武帝崇奉佛教与萧梁亡国联系起来,道教徒也乘势将此提升为佛教亡国论,但梁武帝舍道事佛并未被儒、道二教关注。唐初佛徒对儒家、道教的批判采取了不同的回应方式,梁武帝舍道事佛主要承担起了抨击道教的使命,但受儒、道联合批评佛教惯例的影响,此事同时具有了扬佛、抑儒、贬道的宗教功能。唐代佛徒对梁武帝舍道事佛的叙事突出了宗教对抗关系,这是对傅奕等道教信徒攻击佛教的响应。

唐代皇帝诞节的贺寿礼制

从唐玄宗朝皇帝生日定为全国性节日开始,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至宋代皇帝圣节礼制最终成熟定型。唐代诞节礼制作为圣节贺寿的形成阶段,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就贺寿对象而言,从玄宗千秋节的突出皇权中心,到逐渐接纳民间的生日祝贺父母习俗,并最终形成了圣节为皇帝、皇太后同时贺寿的圣节礼制。就皇帝对百官群臣的诞节赏赐而言,从玄宗朝的重物质、尚豪奢向中晚唐五代的重精神、尚荣誉转变,同时又接纳了民俗节日进衣的传统,至宋代则以赏赐衣物为主。就百官臣子的进献内容而言,从千秋节设计的甘露、醇酎、金镜、绶带等贺寿礼物,很快演变成豪华进献,并变相成为赋税之一种——诞节银。圣节礼制在宋元明清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影响。其节日之设计与演变,对当代节日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教训价值。

《集古今佛道论衡》的编纂、版本与学术价值

《集古今佛道论衡》是唐初释道宣编纂的一部佛道交涉著作。该书经道宣两次编纂后,又掺入了后人杜撰的一些内容。唐高宗朝的宫廷佛道论衡是该书编纂的直接诱因。因为对待掺入文献的态度不同,《集古今佛道论衡》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3个版本系统。该书在中古文献学、宗教学以及文化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非常值得关注。

敦煌本《佛法东流传》的学术价值

敦煌卷子抄录之《佛法东流传》,成书于唐高祖武德年间。此书对于研究中古时期的佛教、道教以及佛道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佛法东流传》之编者通过节录佛教伪史,建立起自己的中国佛教历史观。中古时期依附汉明帝感梦求法传说形成的一批佛教伪史著作,据此得到部分保存。其叙述佛道斗法时,详细征引了道教经目,亦可见北周至隋唐之初的道教经目与南朝陆修静《灵宝经目》的密切关联。通过此书所载佛道论衡的议题、焦点以及解决路径,可窥见李唐王朝以老子为皇室之祖的政策引起佛道冲突的诸多细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海路佛教传播

印度佛教是中国佛教的源头。中印佛教的传播,通常有海、陆两条道路。海、陆佛教交流,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打通。中印佛教交流实现了海、陆环形循环,相对于陆路佛教传播,海路传播研究相对要冷清一些。不过,钩沉中古时期的佛教入华文献,可以发现:自魏晋始,海路弘法的道路逐渐顺畅;至东晋南北朝,外籍僧人沿海路来华者渐具优势。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交流史的一大盛事。

白居易外丹烧炼及其道教信仰

道教信仰,是白居易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元和后期,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期间,亲自于庐山建炉烧炼丹药.此后多个时期,都有烧丹之举.宋人姚宽《西溪丛语》、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对乐天烧丹一事有过详细考证.②然而,白居易一生的道教信仰,并非直线发展.从时间来看,前、后期对待道教的态度并不一致,元和前期白居易对道教就多有揭露和批评;从行动上来看,白居易既烧炼丹药,又反思、怀疑外丹和神仙道教之说.

傅奕《益國利民事十一條》輯考

武德四年,傅奕上《减省寺塔廢僧尼事十有一條》,請高祖廢除佛法。其上表疏中的《益國利民事十一條》佚失。《全唐文》雖有輯録,然體例不嚴,不明文獻先後、不著録出處。日本學者西山蕗子的輯録,基於《破邪論》的研究,不能算作嚴格意義上的文獻輯佚。今以道宣《列代王臣滯惑解》所録《益國利民事十一條》爲主,參之以法琳、明概、李師政、道世等人反駁傅奕之作,輯録《益國利民事十一條》佚文,復其概貌。從輯録文獻來看,傅奕的排佛思想雖有南北朝佛道論争風氣融合的傾向,但北朝佛道之争風氣更爲明確。《益國利民事十一條》不但影響了傅奕本人的排佛思想,更影響了武德九年裁汰佛教的宗教政策。更有甚者,還影響了中唐韓愈的排佛態度和立場。

傅奕《高识传》考论

《高识传》是傅奕编纂的排佛著作,成书于贞观年间。其书虽佚,然释道宣《列代王臣滞惑解》保留了许多信息,可窥其概貌。《高识传》内容为魏晋至唐初25位帝王大臣排斥佛教之事迹。编排体例上,《高识传》分帝王、臣子两部分,每一部分又按照时间顺序编排。编纂方法上,以辑录排佛言行、事迹为主,间以傅奕个人的评议。《高识传》对于研究傅奕排佛思想、唐初三帝宗教政策,以及唐初三教论衡,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唐五代皇帝诞节三教讲论道士考

唐五代时期的皇帝诞节,常有以讲论三教为皇帝祝贺之举。有关僧道诞节讲论之记载,要比儒士朝臣丰富许多。诞节讲论中表现优异之僧道,都会获赐“三教谈论”之称号。左右街僧录与左右街道门威仪,作为佛教界与道教界的上层精英和宗教管理者,他们也常常以对等的身份,于皇帝诞节讲论三教,为皇帝贺寿。今钩沉文献,道士诞节讲论者有18人。其中,获赐“三教谈论”者6人,出任“道门威仪”者6人,赐号与道职不明者6人。虽然诞节讲论道士见于文献记载者数量不及僧人之一半,然通过僧道互证,可以更多恢复唐五代盛行200年的诞节讲论的面貌。

唐五代皇帝诞节三教讲论僧人考

开元十七年,玄宗生日八月五日设为千秋节.从这一年开始至五代结束,皇帝诞节大多于宫廷举行儒释道三教讲论,以此庆贺皇帝寿辰[1].诞节讲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2],但在基础文献方面,尤其是诞节三教讲论之儒释道论辩人员的考定上,一直缺少系统研究.诞节讲论之儒士,载于文献者不多,且多为朝臣,有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四门博士韦渠牟、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陆亘、前随州刺史李繁、秘书监白居易、吏部侍郎杨嗣复、吏部郎中崔戎、谏议李贻孙、给事杨汉公等12人.道士诞节讲论见于文献记载,亦寥寥数人.唯独僧人诞节讲论者,文献记载颇丰.本文拟从僧人之赐号、职位等入手,考证皇帝诞节三教讲论之僧人姓名,勾勒其与三教相关之事迹.希望通过对诞节讲论之僧人群体事迹的搜集,拓宽唐五代皇帝诞节三教讲论的研究路径.

唐五代佛教论议考述

佛教论议是佛教义学发展的一大动力[1]。隋唐时期,宗派佛教兴起,各宗派通过判教将不同佛经纳入自己教派理论体系之中。宗派内部对佛经教义的整合多于质疑,佛教论议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受此影响,《宋高僧传》中这一方面的记载较《高僧传》《续高僧传》要少得多。文献不足,成为唐代佛教论议研究的一大障碍。20世纪敦煌宝藏的发现,为了解唐代佛教论议的面貌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敦煌文献中有一大批专门记述佛教论议的卷子。这批卷子数量巨大,内容丰富,是唐代佛教论议研究的重要参考,但相关研究尚不够深入[2]。因此,本文将从历史视野入手,分析唐代佛教论议程式的继承和变革,以期对唐代佛教论议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三教论衡与《文心雕龙》的学术批评

三教论衡是佛教入华后与中国本土之儒家、道教产生的文化冲突.魏晋南北朝学术史上,三教论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现象.刘勰身处三教论衡这一时代学术氛围之中,亲自参与三教论衡,撰写《灭惑论》,回应道教对佛教的攻击.刘勰《灭惑论》对此一时期三教论衡成果多有继承.《灭惑论》与《文心雕龙》正是刘勰在三教论衡氛围下开展的学术批评与文学批评.三教论衡的学术理性精神、三教融合方法、三教调和思想,与《文心雕龙》文学批评有着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