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国如何获得国际支持——以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为案例的研究

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得到国际支持,提升崛起的国际合法性是中国获得国际支持的必要条件。学界普遍认为,国家获得国际合法性应遵循四个原则,即与国际社会拥有共享价值、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保持战略克制,其中与国际社会拥有共享价值应被置于首要地位。本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国-—美国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国际支持的案例研究表明,当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调整,原有国际社会的共享价值已经不能维护国际秩序时,崛起国提出的国际倡议即便与国际社会的共享价值不符,只要它能起到缓解当时世界最紧迫的现实问题的作用,也能得到国际支持。这显示在崛起国获得国际支持应遵循的四个原则中,崛起国提供能维持世界和平与国际秩序的公共产品的重要性可能要大于其他三个原则。因此,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未必是中国崛起获得国际支持的必然障碍。与此同时,中国可以从美国的和平崛起中得到某些启发。

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

冷战后中国的对外安全战略中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阎学通冷战后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与此同时国外政治家们因各种不同原因开始考虑起一个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强大后会采取对外扩张的政策吗？自１９９２年起＂中国威胁＂论成了国外中国问题研究的一种重...

朝核问题与中国的政策

2009年以来,朝鲜核政策的钟摆已明显指向拥核,朝核问题进入了关键时刻。在内外力量的合力下,朝核问题可能有三种前景:走上拥核不归路、引发军事冲突甚至战争、重新纳入对话解决的轨道。朝核危机的持续升级给半岛形势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在近期,半岛形势更为紧张,朝鲜与美日韩之间发生擦枪走火、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在中远期,如果朝鲜继续进行核导试验,甚至成为事实核国家,朝鲜与美日韩的军事对峙只会更加严重,半岛将更加远离和平稳定,朝鲜要想专心进行经济建设、改善民生也将更无可能。面对朝核与半岛的严峻形势,中国的对朝政策应与时俱进,有所调整:一是应积极主动地介入朝核问题的解决,二是要切实把握好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稳定的关系,三是要坚决避免被他国的错误做法牵着鼻子走,四是要对可能发生的紧急事态和突发事件做好充分准备。只要坚持将本国利益、全球共同利益及朝鲜半岛人民的长远利益相结合,中国就一定能立于不败之地。

“弥赛亚意识”与俄罗斯“大国主义”外交

俄罗斯外交一直以其鲜明的"大国主义"强硬作风为世人所知,除了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等因素之外,文化尤其是东正教文化及其核心教义"弥赛亚意识",对俄罗斯外交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带给俄罗斯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这影响了他们对其国家利益与国际地位的判断,恢复大国地位一直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在"弥赛亚意识"的作用下,俄罗斯人天生具有一种崇拜强权人物的心理和对集权政治的惯性容忍,这种特有的文化心理影响了俄罗斯的对外决策机制,使其总统在对外决策上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弥赛亚意识"已经成为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稳定成分。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民族复兴和东正教的回归,"弥赛亚意识"必将越来越深入地作用于俄罗斯外交。

对冷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文本分析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下文称报告)是冷战末期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阐述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文件,历份报告体现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演变,其中2017 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报告首次在冷战结束后将大国竞争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该报告被认为对美国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然而,既有文献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原因的解读不一,国际局势的变化、国家利益的调整与总统党派更迭成为三种可能的解释。本文对历份报告进行词频统计,将报告中的高频词汇按照对战略环境的判断、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识别、对战略手段的选择等组别进行分类,并按时间顺序整理这些数据,得出历份报告的词频变化图谱,以此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变原因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美国政府对战略环境的认知的改变构成了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主要原因,其中重大事件对战略环境判断的影响直接而明显。与其对战略环境判断的多变性相比,美国政府对由军事安全、经济繁荣与价值观作为其主要的构成要素的国家利益的界定具有稳定性。总统个人党派背景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体现在对战略手段的选择上,并不构成导致国家安全战略转变的动因。

文化价值观在对外政策中的重要作用

对外政策是国家决策者为了实现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处理与他国或其他国家行为体关系的战略和行动方针。由于对外政策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不单是物质利益的问题,而是广泛地涉及到价值认同和道德伦理评判,文化价值观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着深刻而持久的作用。首先,文化价值观确定了国家对"我者"的认同,其次,文化价值观是确定与"他者"关系的重要依据,第三,文化价值观决定了大国对外政策的道义追求。

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

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评估阎学通很多学者认为，在同一历史时期，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都是一样的，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崛起决定于一国的内在因素，尤其是一国的富国强兵政策。史学家保罗·肯尼迪（ＰａｕｌＫｅｎｎｅｄｙ）认为，美国、俄国、日本、中国都处于一种既不能...

国家利益的判断

国家利益的判断阎学通我国理论界对国家利益的研究虽有十多年的时间了，但对国家利益的研究多局限于讨论国家利益的概念，或论证国家利益应为对外政策目标的原则，有关如何用科学方法判断国家利益，特别是如何判断我国国家利益的研究还不多。本文试图分析冷战后判断国家利...

中国崛起的可能选择

中国崛起的可能选择阎学通世界中心转移至今是国际关系研究中尚未解开的谜。一个国家如何崛起成为世界主导国家的研究已经很多，对于新兴大国成为世界中心国家的成败分析也有了许多成果。本文亦就大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作一简单的分析。崛起与挑战国际社会的基本性质与国内社...

张沱生谈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 全球性大国要拼危机管控

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决策的历史沿革,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的历史意义,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沱生。

2010,“多事”的一年——中国安全与对外关系的“势”与“事”

“今年的事情……还真是很多。”这是张沱生走进《世界知识》会议室．与迎候的沈国放总编辑寒暄之后说出的第一句话，他说出了随即开始的这场研讨会的主题。的确，人们都感到2010年的不寻常。朝鲜半岛局势诡谲莫测，中日“撞船事件”后严重对立，东海南海主权利益纷争加剧，周边各种海上军演频繁登场，一些国家对华心态微妙变化，美国借势高调“重返东亚”，中美关系从年初就开始接二连三出现波折……种种事件俨然形成一种“势”，用冯仲平的话来说，中国和世界好像进入了一个互不适应、互不理解的时期。

朝鲜第四次核试与东北亚新变局

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使朝核武实力、核意图、相关各方对朝核和朝鲜及朝鲜半岛等战略性议题的政策进一步明朗化。朝方既然排除万难,把核武开发推进至"热核武器"阶段,就更不会轻言弃核。美国更不可能以武迫朝弃核。在此情形下,美韩日等相关各方对朝核的政策将转向"现实主义",即不公开承认、却不得不被迫在政策实践中按照朝已实际拥核的新现实调整其相关政策,其对朝政策重点将从诱迫朝弃核转向加紧对朝搞"政权更迭"。由此,东北亚格局将发生一系列新变化。美韩日加强同盟关系、共同加大对朝"政权更迭"的力度,虽不至于导致东北亚恢复原有的冷战格局,但朝鲜半岛及东北亚局势势必更复杂、更混乱、更紧张。

“韩流”:韩国政府对华公共外交论析

21世纪以来,"韩流"在中国的风行不只是一个文化现象,韩国政府是"韩流"背后的主要推手。随着中国在世界和东亚地区影响力的日益增强,韩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华公共外交。而"韩流"是韩国对华公共外交的主要资源。韩国政府通过制定和推广"韩流"的文化战略,设立专门推广"韩流"的政府机构,以政府主导、政府指导企业和政府引导民间三种方式来实施对华"韩流"公共外交,并取得了显著效果。"韩流"公共外交的成功除了韩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韩国政府与企业、民间的密切合作之外,韩中两国稳定的政治关系、两国文化上的相似性、"韩流"在推广过程中注重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以及大众的参与,也是促使其成功的主要因素。

美国外资投资并购审查制度的演变及背后的逻辑

历史上,美国是跨国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受益国之一,而美国也历来标榜其自由开放的市场和投资环境。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逐步建立起一套以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为执行机构的外资投资并购监管制度。这一制度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推动下经过了多次演变,在历次制度变革中,国会向来是制度改革的积极推手,而政府则持更为审慎的态度。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在2018年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与此前历次改革相比则呈现出诸多特殊性,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本文基于对美国外资审查制度历史演变规律的研究,探讨为何最近这次的制度改革会出现特殊性。本文认为,在历史上驱动该制度演变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改革过程和结果体现了影响政府决策的各因素之间基于各自利益和立场的竞争。特朗普上任后,应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成为美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影响国内政治的各因素在对华政策上达成共识,成为推动此次制度改革的合力,因此,需要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理解特朗普此次制度变革的特殊性。此外,特朗普个人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执政风格也是导致此次制度改革出现特殊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未来这一制度会进一步趋向严格,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走出理想主义

由谁来领导世界的问题一直是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核心。美国一心想独霸世界,而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则反对美国的霸权行径。1996年大国间谁领导谁的斗争与前两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但在三个方面有较为突出表现:一是大国关系进一步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美国更加意识到,独霸世界的愿望难以实现,开始着手改善与中、俄、日、德四强的合作关系。日本更加明确,只靠经济实力要起世界政治大国作用是不可能的,在世界和地区政治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强硬的立场。俄罗斯更加认清。

美国主流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分析

美国大众传媒一直被称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并对美国政治和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然而近年来,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一再下降,其在美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公众的质疑。大部分美国学者主要从个人(媒体的消费者)的政治倾向、保守政党的政治动员策略以及民粹主义思潮的盛行等视角来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原因。本文认为,美国主流媒体自身的问题是导致其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热衷于报道颇具娱乐性质的政治丑闻;自由主义偏见使得主流媒体的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浓厚,成为政党竞争的舞台;坚持"政治正确"的导向使得主流媒体与社会现实和普通民众的心声越来越脱节。与此同时,美国的政党极化和社会分裂则是导致美国主流媒体公信力下降的外部因素。以市场化形式运作的美国媒体作为一个传递信息的中介,体现了美国严重两极分化的政治和社会生态。并且,"撕裂的社会"和"撕裂的媒体"相互作用,彼此强化。从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新闻自由"的媒体并不一定等同于健康的、客观公正的媒体。

关于中国周边外交的几点思考

2008年12月19日,"中国周边外交战略"学术讨论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召开,亚太所所长张宇燕教授主持了会议。来自国内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有关学者出席了会议,并就当前中国周边外交存在的问题、周边地区在中国未来总体外交战略中的定位、以及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开展周边外交的策略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沟通。为了反映这次会议的思想成果,本刊特设此专题,与广大读者交流。(稿件根据发言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本人审定)

走出危机、重启对话与合作——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2012年秋钓鱼岛争端的激化在中日间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安全危机,中日两国一度走到了军事冲突的边缘。2014年底,经过艰苦努力,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两国关系走出最危险的阶段,开始趋向稳定与改善。然而,中日关系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并面临新的挑战。只有进一步落实四点原则共识,切实管理好两国的海上争端、历史摩擦,继续恢复与加强对话交流和尽力开展一切可能的合作,中日关系才有望逐步恢复正常状态,重新走上构建战略互惠新型关系的正确道路。

非国家行为体的核扩散与核安全

冷战结束以来,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恐怖主义势力谋取核材料、核武器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对国际社会构成了严重的安全威胁。核安全已经成为一项国际议程,成为核裁军、核不扩散及和平利用核能三大共同目标之外的又一"共同的目标"。尽管首届核安全峰会就加强核安全和减少核恐怖主义威胁达成了广泛共识,但落实峰会共识与承诺仍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面对日益增长的核恐怖主义威胁,中国必须着眼长远,对在国际领域涉及防止核恐怖主义的一些敏感复杂的问题早做研究和准备,争取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