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对外开放:路径、挑战和展望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举措。教育对外开放通过支撑服务国家现代化,推进教育自身的现代化,以及提升人的现代化助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当前,教育对外开放面对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的现实挑战,面对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的发展定位挑战,面对落实多元现代化的发展成效挑战。为此,应当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对标新发展格局,通过在地国际化和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以及扬弃现代性和弘扬本土文化精髓,明确开放定位;锚定高质量发展,通过推进制度型教育对外开放、筑牢公派留学、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构建开放的教育服务大市场等,创新开放路径。

对外贸易与制造业机器人使用:行业开放促进技术进步的新证据

本文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提供的制造业分行业机器人数据,以2009年六部委联合出台的汽车出口促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行业对外贸易对机器人使用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汽车出口促进政策实施以后,汽车生产行业及与汽车生产关系紧密的行业,机器人存量和增量规模相比其他行业有更大幅度提高,证明行业对外贸易水平提高,会显著增加机器人使用规模,并且无论出口还是进口水平提高,都会同样促进机器人存量和增量增长。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本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行业开放提高机器人使用规模,依靠用工替代和研发鼓励两条路径实现。本研究为行业开放促进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理论和证据,也为国家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计划提出了有益建议。

中国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困境与突破

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已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对全球变革的必然选择,其主要包含更大范围对外开放、更宽领域对外开放和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三层内涵。目前,中国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存在制度性障碍、国际竞争力不强、重点行业开放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服务业开放形成压制等。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中国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突破路径,即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深入推进机制创新改革,推动服务业重点行业分层次有序开放,以“内循环”高效联通“外循环”,积极融入全球服务业网络等。

话语历史分析视角下新时代中国青年形象的对外传播研究——以《中国日报》2013—2020年中国青年新闻报道为例

以往的中国青年形象研究多关注西方媒体对该群体形象的“他者叙述”,本研究站在“我者建构”的角度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国际新闻媒体对外传播出的中国青年形象。通过采用语料库驱动的话语历史分析法分析《中国日报》2013—2020年中国青年新闻报道的议题设置特点和话语使用策略,发现《中国日报》向国际社会呈现的是一个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和社会责任、在个人成长中优缺点并存、自身发展需要外界帮助的中国青年群体形象,由此揭示出了与西方学界不同的青年媒体形象,在青年形象研究中发出了中国声音。

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10—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低端迈向高端,充分释放自身蕴藏的巨大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双循环”对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影响与对策

随着全球经济的衰退及新冠疫情的蔓延,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愈发复杂。在此背景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对中国外贸的平稳发展意义重大。文章以中国外贸发展的国内外形势为起点,首先着重分析了国内循环对中国总体贸易、重点行业贸易、数字贸易以及外贸企业的影响,然后进一步从"一带一路"、亚投行、RCEP、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等视角研究国际大循环对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作用,最后探讨了国内国际双循环下中国外贸发展的路径优化策略,以期能使中国对外经贸发展再上新台阶。

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分析、趋势研判与政策建议

随着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中国经济复苏步伐强劲,成为疫情影响下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外贸形势持续向好,“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贸易新业态加速发展,但全球范围的疫情防控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世界经济复苏充满变数。因此,中国应继续打好“稳外贸”政策组合拳,正确处理好国际贸易政策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国际贸易规则这“三对关系”,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区域开放格局,提升全球经济治理话语权,拓展对外贸易合作领域,构建中国对外贸易国际竞争新优势。

贸易网络地位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1970~2018年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采用1970~2018年WITS数据库中的双边贸易数据,测度了150个国家(地区)的贸易网络指标,以分析贸易网络地位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本文的主要发现是:全球PageRank中心度核密度图呈现“右偏”,即只有小部分国家(地区)存在较为广泛的贸易联系,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相对集中,但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全球贸易网络越来越呈现出“多中心”的现象;一国(地区)在贸易网络中地位的提升会显著促进其OFDI流量增加;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在发达国家中更显著,同时金融危机后比危机前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贸易网络地位通过提升本国的金融发展水平、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促进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此,通过提升我国的贸易网络地位,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可以促进我国向资本输出的投资大国转型。

发展银发经济 市场化机制与政府监管不可或缺

发展银发经济要利用市场机制,并不意味着完全依赖市场,政府可以通过将基本养老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补齐市场机制无法覆盖的“保障性”养老需求。近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国内首部有关“银发经济”的政策文件。该文件旨在利用经济政策工具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挑战,标志着中国的银发经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作为新科技革命中诞生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深刻重塑了原有的经济活动形式,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了全面准确了解数字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能够发挥的积极作用,在阐述数字经济与新发展格局基本概念和科学内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数字经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逻辑机理和实现路径。研究认为,当前经济循环活动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4个环节均存在堵点,阻碍了新发展格局的构建,而数字经济发展在通过推动产业升级、激发内需潜力、聚合区域市场、助力创新驱动进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同时,通过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机制转变、创新国际贸易模式促进了国际大循环的畅通;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增强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动效应,有助于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研究表明,为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积极作用,需要进一步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建立自主创新体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在国际市场中加快数字产业“走出去”的步伐,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数字贸易竞争力。

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实证研究

高质量就业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中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其蕴含的扩就业总量、提就业质量的巨大潜力愈发成为研究的焦点问题。文章采用中国2001—2020年面板数据,基于就业规模与就业质量的双重视角,构建时间序列的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并对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的关系机制等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一是长期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规模、就业质量有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规模有负向作用、对就业质量有正向作用。二是短期而言,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就业规模具有负向作用,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具有正向作用。三是在作用机制方面,存在数字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就业质量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以及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说明数字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同向同行,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传递。研究结论为今后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就业效应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与方案

过去40年我国在建设开放经济中主动构建适应开放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规则体系,持续提升参与开放经济发展、合作与竞争的能力,积极有为履行开放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当前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政治格局调整冲击、开放经济治理能力学习“天花板效应”以及全球长期停滞风险限制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必须加快从适应规则到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规则的转变,提高适应开放经济的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优化财政、货币与汇率政策调控并加强全球宏观调控政策协调。

新电商赋能经济发展的价值与贡献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的突破式发展催生电子商务模式业态不断创新,新电商成为赋能企业转型升级、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的关键力量。新电商通过对“人、货、场”进行重构,以内容激发用户兴趣为起点,从注重功能型消费转向全面体验型消费,基于智能技术精准实现人货匹配、多场景融合创新,通过社交互动触发网络效应,实现效果转化。新电商模式缩短消费决策链和供应链,从消费端和供给端实现双向降本增效。新电商以需求端为入口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尤其赋能中小微企业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通过新兴智能技术赋能以人为中心的资源整合模式,构建由链向网的数字化新电商生态,促就业稳民生,助力乡村振兴和国货复兴,畅通“双循环”,带动产业协同创新,加速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高等教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路径与贡献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提升高等教育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和效率,既是教育领域落实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任务,也是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应有之义。本文以2000—2019年中国31省份面板数据为依托,通过构建高等教育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互补效应模型,基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技术、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传导链条分析高等教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及其实现机制。研究表明,高等教育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贡献,且这种经济效应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异质性。高等教育对经济质量贡献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边际收益递减、产业转移以及教育政策支持等因素共同促使了高等教育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较强的提质增效作用。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高等教育能够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推动技术创新以及发挥与产业结构的互补效应等路径多维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新时代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可以从空间、产业、规则三个层面理解其时代特征。其理论内涵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以新发展理念为价值引领,以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愿景;以互利共赢、共建共享为基本原则,推进外贸创新发展;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双向投资的协调发展;基于创新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跃升;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基于此,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必须突破现有瓶颈,立足“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围绕制度型开放这一关键点,大力推进贸易创新发展、营商环境制度性优化、自贸试验区集成创新、主动对接并引领更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经济形态,发展势头强劲、涉及领域广泛、效应不断释放,已成为数字经济重要组成并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但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平台垄断、数据安全、新的收入差距、监管体系不健全、法治保障不完善、与美国平台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等问题。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对我国稳定经济运行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指出:需要推动“国民共进”,筑牢经济安全防线;加强数据认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坚持和维护按劳分配主体地位,优化社会分配格局;健全监管体系,补齐监管短板;完善重点领域立法,健全平台经济法律体系;多措并举,支持平台企业发展等建议促进我国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北亚经济共同体构建

从实践来看,东北亚各国经济互补,无论是制度合作还是功能合作,都具备一定基础,但总体而言,东北亚地区共同的整体性合作平台缺失。面对全球变局,东北亚亟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增进构建“经济共同体”的区域共识,整合并完善既有合作机制,形成区域合力,共同应对外部不利环境的冲击,同时还应依托数字经济等积极因素,激发地区经济发展活力,共同谋求经济复苏与增长。未来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构建东北亚经济共同体,应该以凝聚“区域共生”理念为基础,通过制度合作、功能合作、地方合作、应急合作的“四重叠加”,打造面向未来的东北亚经济区,具体包括:基于经济链接,凝聚形成东北亚“区域共生”理念;加强“区域意识”,推动东北亚各国的集体认同;深化多层次合作,夯实东北亚经济区建设根基;强化国家发展战略对接,逐步推进东北亚经济区建设。

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创新模式研究:测度、演化特征与驱动机制

产业链安全是关乎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对产业链升级中创新问题的深度探究有助于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创新性地构造并测度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创新的位置指标,探究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创新模式的演化特征以及内在原因。研究发现:第一,总体来看,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沿价值链创新位置呈现“√型”反转的特征,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初期,企业主要从事价值链相对下游化的创新活动,而自2004年起企业逐渐向价值链上游开展创新。第二,从内在结构看,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呈现“√型”反转的特征主要由中低技术企业的创新活动驱动,相比之下中高技术企业仍然处于相对下游创新的位置,但中高技术行业的创新上游化追赶势头迅猛,二者差距正不断缩小。第三,从驱动机制看,贸易自由化和外资自由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下游化,而本土市场一体化和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促进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上游化。同时,本土市场一体化和技术吸收能力的提升还有助于激发贸易自由化和外资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上游化的积极效应。

区域贸易协定覆盖率与研发网络中心度

本文计算了区域贸易协定(RTA)覆盖率指标以反映一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发展情况,用研发网络中心度反映其在全球研发网络中的地位。研究发现:全球RTA覆盖率均值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国际贸易表现出更为明显的“集团化”特征。RTA覆盖率对研发网络中心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主要通过优化研发环境和增强技术溢出获取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同时包含“WTO+”和“WTO—X”条款的RTA覆盖率,在网络中位于核心、半核心位置国家RTA覆盖率的提高将显著提升其研发网络地位,且相比诸边协定,双边协定覆盖率的提升作用更大。本文为我国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上游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企业产品多样性

文章通过整合2000—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产品产量数据库,形成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再将其与基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和投入产出表测算的上游服务业开放指标进行合并,形成了可用于实证分析我国上游服务业开放如何影响企业产品多样性的研究数据。文章的主要结论如下:首先,上游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企业产品多样性的提高,且这一结果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显著成立;其次,机制分析表明,上游服务业开放通过推动制造业上游服务市场的规模扩大、质量提升以及成本节约提升了企业产品多样性。此外,异质性分析显示,基于服务依赖度的视角,依赖度更高的企业更能充分发挥服务市场开放带来的产品多样性提升效应;基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共同集聚视角,共同集聚水平更高的地区即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衔接更加紧密的地区,服务业开放带来的产品多样性提升效应更加突出。最后,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揭示,从产品动态来看,服务业开放不仅从总量意义上提升了企业产品多样性,还显著加快了企业包括新产品进入和旧产品淘汰两方面的产品转换;从企业动态及行业维度来看,服务业开放在吸引企业进入的同时还会减缓企业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