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对泰国投资可持续发展研究

文章基于2015-2022年成立的431家泰国中资企业经营信息,考察“一带一路”背景下泰国中资企业发展状况。其中,2018-2022年,泰国中资企业总营收和净利率数据显示,泰国中资企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资产负债率等财务指标数据显示,部分泰国中资企业可能面临较高财务风险。案例分析发现,泰国中资企业应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充分重视资金结构合理调节。文章从微观层面厘清泰国中资企业的经营绩效,进一步为中国企业赴泰国投资提供实践参考。

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10—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低端迈向高端,充分释放自身蕴藏的巨大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对外贸易与制造业机器人使用:行业开放促进技术进步的新证据

本文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提供的制造业分行业机器人数据,以2009年六部委联合出台的汽车出口促进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行业对外贸易对机器人使用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汽车出口促进政策实施以后,汽车生产行业及与汽车生产关系紧密的行业,机器人存量和增量规模相比其他行业有更大幅度提高,证明行业对外贸易水平提高,会显著增加机器人使用规模,并且无论出口还是进口水平提高,都会同样促进机器人存量和增量增长。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本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行业开放提高机器人使用规模,依靠用工替代和研发鼓励两条路径实现。本研究为行业开放促进技术进步提供了新的理论和证据,也为国家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计划提出了有益建议。

中国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困境与突破

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已成为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推进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是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应对全球变革的必然选择,其主要包含更大范围对外开放、更宽领域对外开放和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三层内涵。目前,中国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如存在制度性障碍、国际竞争力不强、重点行业开放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服务业开放形成压制等。基于此,文章提出了中国服务业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突破路径,即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深入推进机制创新改革,推动服务业重点行业分层次有序开放,以“内循环”高效联通“外循环”,积极融入全球服务业网络等。

“营改增”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理论与实证

本文以“营改增”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全国企业税收调查微观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这一税制改革对企业创新的理论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营改增”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这一结论在经过替换度量指标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机制分析表明,“营改增”通过自主研发效应和分工外包效应两个渠道促进了企业创新。最后,本文从三个维度进行拓展性分析发现:一是“营改增”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的研发外包,对研发外包依赖型企业的促进效应更突出;二是“营改增”显著促进了企业的绿色低碳创新,并主要通过促使未开展绿色低碳创新的企业投身绿色低碳创新来实现;三是“营改增”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促进效应更大,但对小微企业的影响较小。本文从理论层面探讨了“营改增”对企业不同视角下的创新效应,并全面分析了“营改增”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地位

随着数字技术与贸易的深度融合,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深刻影响。本文基于对47个国家2014—2021年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算,实证分析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实行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措施会抑制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该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旧成立。从对不同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来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第一产业没有显著影响,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有负面影响,并且对第三产业影响更大。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能够通过增加贸易成本、抑制技术扩散以及阻碍中间品交易畅通等渠道,降低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本文为中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提供新的可能路径,并拓展了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理论边界。

中国PPP项目的双边道德风险研究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社会资本和政府的双边道德风险对中国PPP项目投资意愿和投资规模的影响有待深入探讨。基于手动收集的2015年和2016年中国PPP项目数据和测算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双边道德风险指标,采用Heckman模型来实证检验中国PPP项目投资意愿与投资规模如何受到政企双边道德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地方政府在PPP项目立项招标中居主导地位,因而政府道德风险水平越高,即地方政府负债率越高或市场化水平越低或腐败程度越高,则PPP项目的投资意愿越高。(2)政府道德风险水平越高,PPP项目的投资规模越大;而企业道德风险水平越高,PPP项目的投资规模越小。因此,应加强PPP项目管理,鼓励民营资本积极参与PPP项目,以进一步规范和促进我国PPP模式的健康发展。

后疫情时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数字化转型策略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后疫情时代,企业的生产方式及记账方式存在从线下走向线上的现实需求,由此产生了企业进行财务管理数字化转型的强烈动机。文章认为,财务管理数字化建设,能够实现物质流、价值流、信息流为一体的实时、可控的生产模式,提高企业对外部市场的资金响应能力,提升财务管理对企业战略决策的指导力。为促进后疫情时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文章认为企业应制定清晰的财务管理数字化转型规划;健全数据管理标准,提高财务数据的利用率;加强不同部门的数据沟通,推动数据共享。

疫情下的世界经济新变局及六大特征

新一轮技术革命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经济发展模式。在新冠疫情倒逼之下,新科技、新产业快速发展,如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推动全球化转型,远程办公带动干线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传统零售业加速向线上零售业转变,制造业数字化步伐加快。

供应链与信用违约互换的外部性研究——来自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9-2019年企业层面数据,从供应链角度考察信用违约互换(CDS)交易的外部性。首先,构建PVAR模型并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价格发现方面证实CDS交易对供应链上的供应商存在外部性。其次,面板数据分析发现,下游客户CDS交易对其上游供应商具有正的外部性,且在发达国家企业以及非科技行业中更为显著:供应商将客户参与CDS交易视为风险对冲行为,从而相应地提高其杠杆率。

雾霾治理、户籍制度改革与城市劳动生产率

随着城市化进程进入中后期,以及户籍制度的稳步放开,人口在城市之间的流动正取代城乡流动成为人口迁移的主流,而环境在人口的跨城迁移决策中扮演着益发重要的角色。理解环境治理、人口流动和更深远的经济影响之间的正反馈机制,对于坚定环境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的信心,激活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构建包含劳动力迁移的量化空间模型(QSM)对2008—2020年城市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结构估计,并结合285个地市的现实数据基于校准后的量化模型对雾霾治理的经济影响进行评估。研究发现:①雾霾治理能够同时改善城市劳动生产率和居民福利,且户籍改革的政策叠加效应可以进一步强化这种正向效果,在劳动力充分流动情形下,雾霾治理将推动劳动生产率平均提升7.75%。②雾霾治理对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存在多重异质性,超大特大城市、雾霾污染严重的城市治理雾霾带来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提升更大。③结合“双碳”目标下的一系列行动展开反事实模拟发现,政府强制性环保目标在督促城市改善空气质量的同时也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且“双碳”目标下区域协同治理比重点地区“加码”政策更为有效。因此未来需要重点关注户籍制度改革与环境治理的共同发力协同推进,进一步“松绑”人口流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以有效释放劳动力跨区流动的结构红利;树立共同治理目标落实多元协同治霾,依托更加宜居的城市环境激活劳动力和各类生产要素潜能,进一步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方水土一方人”——城市空间形态与家庭创业决策

本文从城市几何形态这一特征出发,探究移动互联网时代地理空间要素对家庭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形态越松散,家庭参与创业活动的概率越低。这可能是因为城市形态松散化对需求市场和知识溢出的抑制作用阻碍了家庭感知和创造创业机会,对传统信贷供给约束下的家庭创业资金和以宗族网络为表征的人脉关系资源积累的负面影响削弱了家庭创业动力。同时,文化因素是缓解城市“劣质”形态对家庭创业决策负面影响的重要力量。拓展分析表明,松散的城市形态在给家庭线下创业活动带来消极影响的同时,也会倒逼个体从虚拟空间寻求突破,促进家庭开展线上创业项目。本文结论肯定了历史长时段下城市空间对主体和环境潜移默化的培育,也说明当下创业机会和资源汇集依然对空间距离存在现实依赖,为正确理解“紧凑城市”发展理念、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研究

准确认识数字经济与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关系,有利于拓展数字经济影响的评估视角,也为发挥数字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的融合倍增效应提供有益思路。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城市群辐射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步伐正在加快,数据要素跨域流通打破了城市群内部和城市群之间的市场分割,助推城市群边界的有效扩大。数字经济促进城市群协同发展主要通过两个作用机制,一是推动创新主体跨城市跨区域进行合作创新,促进城市协同创新网络发育壮大;二是提升城市空间集中度,增强邻近空间范围内的城市要素集聚能力。数字经济的网络性、跳跃性及外部性特征放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的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和要素统筹配置机制正当其时。

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20年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对我国到户、到人的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群体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与机制,进行了系统的量化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非贫困群体,精准扶贫政策提升了贫困群体的幸福感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对于贫困深度较高、受教育水平较低、青年以及男性贫困群体的幸福感改善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获得感)、相对剥夺水平的下降(公平感)、经济脆弱性的降低(安全感)以及积极的主观心理状态转变(信心)是精准扶贫政策改善贫困群体幸福感的主要机制。本研究能够为我国新时期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借鉴。

“低端锁定”还是“协同发展”?——关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考察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双边经贸领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是否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事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持续响应战略合作及能否深度推进双边经贸关系。本文利用1998—2018年的双边贸易数据,基于国际生产分工协同发展的视角和合成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我国产品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在国际生产分工格局的结构升级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存在消极的“低端锁定”,而是产生了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作用,具有较强的需求互补效应和供应链效应。本文研究对于优化“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和深度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也是对所谓“中国出口冲击”相关研究的回应。

数字经济下的竞争政策研究——欧盟应对数字经济下竞争监管的实践与启示

欧盟拥有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竞争政策体系,在规范数字经济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崛起对现有竞争秩序形成挑战,传统反垄断分析框架逐渐难以适用,素有市场经济"经济宪法"之称的竞争政策亟须做出调整。欧盟竞争政策当前面临对数字经济反垄断行为认定和识别困难、监管和竞争执法难度加大等挑战。为充分保护竞争,欧盟从健全数字竞争规则、创新平台竞争监管方式、更多赋权给成员国竞争执法机构、加强反垄断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应对数字经济下的竞争监管挑战,为我国数字经济下竞争政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参考欧盟应对数字经济的监管经验,我国应从健全反垄断制度规则、明确执法机构权责、创新反垄断执法手段、强化反垄断执法的跨国监管与合作等方面来不断强化数字经济下的竞争监管。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稳出口关系研究——基于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保持出口稳定增长是各国决策层的关键目标,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是目前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本文尝试从微观视角出发,研究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企业出口稳定性之间的实证关系。结果发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了企业出口稳定。根据机制效应分析: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提高效应以及管理效率进步效应三条渠道促进了企业的出口稳定。分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制造业投入数字化、通信服务化、销售服务化和研发服务化显著稳定了企业出口。本文从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服务业开放的角度为我国“稳外贸”提供了启示。

RTAs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深化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数字贸易规则深度指数,利用改进后的引力模型实证检验RTAs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RTAs中数字贸易规则深度的提升显著促进了签署国的增加值贸易。不同内容的数字贸易条款和不同类型的RTAs对增加值贸易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其中数据流动条款促进作用最强,而多成员RTAs的数字贸易条款促进作用大于双边RTAs。从影响路径来看,数字贸易规则深化主要是通过减少跨境数据流动约束和倒逼国内营商环境优化来促进双边增加值贸易。本文研究有助于深化认识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因素,为中国加强数据跨境流动探索、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高水平制度供给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提供参考。

中国产业智能化与智能产业发展——政策驱动视角

机器人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正处在生产成本上升与转型升级困境中的我国制造业带来了技术改造、培育竞争新优势的重大机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城市机器人进口数量、新设机器人企业数量以及机器人专利的丰富数据集,以201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确定为政策冲击,采用双重差分法从政策驱动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我国产业智能化及智能产业的发展。本文研究表明,在产业智能化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确定促进了机器人在国内生产活动中的应用,推动制造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在智能产业方面,产业政策壮大了智能产业的市场规模,新设机器人企业数量显著增加,以专利的数量与质量、联合创新与技术转让所度量的创新活动得以加强。本文的研究凸显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技术革新的时代背景下明确的产业规划与部署对于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研究——兼论网络型城市群建设

数字经济时代,流动空间成为配置资源的底层逻辑,各种功能要素的空间流动不断冲击与重塑城市间联系,成为一体化空间网络的新机制和新动力。本文基于企业数字技术合作专利大数据刻画中国数字技术城市网络,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索网络地位提升的组态路径,以此响应网络型城市群建设的空间实践。研究发现:①数字技术城市网络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结构流动性,空间连接的“流动”与“黏性”并存。表现在核心节点强而不多,并与其他核心节点产生“强强联合”的高密度连接;边缘节点多而不强,呈现“择优”依附于核心节点的弱连接。②数字技术城市网络总体受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高校”分布格局的驱动呈现多重异质性,需要因地施策培育多样化的网络系统。南方依托民营企业形成了多层级多中心紧密度高但覆盖范围小的网络结构,要激励核心节点做强以提升辐射带动能力;北方依托国有企业形成紧密度低但覆盖范围广的、以北京为单中心的结构,要鼓励去中心化合作并推动形成新的稳定节点。③城市的网络地位受到行政级别、经济规模与营商环境生态共同影响且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在上升。其中,“技术-组织-环境”条件的完善是提高城市网络地位的主要方式,而“组织主导型”发展路径是数字经济发展低水平城市嵌入网络的可行选择。本文为新发展格局下建设网络型城市群,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拓展要素流动空间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