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对外开放:路径、挑战和展望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举措。教育对外开放通过支撑服务国家现代化,推进教育自身的现代化,以及提升人的现代化助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建设。当前,教育对外开放面对世纪疫情与百年变局的现实挑战,面对从跟跑、并跑到部分领跑的发展定位挑战,面对落实多元现代化的发展成效挑战。为此,应当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对标新发展格局,通过在地国际化和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以及扬弃现代性和弘扬本土文化精髓,明确开放定位;锚定高质量发展,通过推进制度型教育对外开放、筑牢公派留学、发展国际教育服务贸易、构建开放的教育服务大市场等,创新开放路径。

中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经验与方案

过去40年我国在建设开放经济中主动构建适应开放经济合作与竞争的规则体系,持续提升参与开放经济发展、合作与竞争的能力,积极有为履行开放经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当前我国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正面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政治格局调整冲击、开放经济治理能力学习“天花板效应”以及全球长期停滞风险限制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我国开放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必须加快从适应规则到参与制定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规则的转变,提高适应开放经济的普惠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和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以及优化财政、货币与汇率政策调控并加强全球宏观调控政策协调。

中国高端人才布局与流动特征研究--以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为例

高端人才是推动国家科技进步的关键群体,其布局和流动对区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对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布局和流动特点的多维比较研究发现,中国高端人才呈“中心—外围”式布局,且这一特征主要源于学者在入选人才计划前的流动。高端人才流动具有阶段性特征,在入选人才计划后,学者向外围流动的偏好较入选前有所增强,但规模有限。中西部和东北部等地区的人才困局不仅仅体现于高端人才不足,更体现于较小的研发人员队伍规模以及相对封闭的高端学术劳动力市场。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高端人才配置效率、实施差异化的人才制度、完善既有人才管理政策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扶贫政策对农村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证据

我国脱贫攻坚事业的全面成功,不仅带来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村家庭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提升。研究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双重差分(DID)方法,以2014年开始的精准扶贫政策为政策工具,测算和评估了扶贫政策对我国农村家庭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使农村贫困户家庭子女的平均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提升约5.7%,主要体现在接受大专以上层次教育概率的显著提升,但对本科以上层次受教育机会的提高不明显。研究结论为评估我国扶贫工作的政策效应,推动新时代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高等教育机会公平提供了必要的经验证据。

高等教育国际分校的治理形态研究——以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六国为例

高等教育国际分校治理比单一国家背景下的大学治理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和利益诉求。行政、市场、社会和学术四种基本外部机制的作用强度和方式有所不同,据其作用于分校内部组织、财政、人事、学术和问责的不同形式,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六国国际分校在理论治理形态上主要分为三种,即政府治理与学术自治并存治理、法人化治理和创业型治理。总的来看,国际分校治理在呈现多样化治理形态的同时,也反映了逐渐强化的共同治理特征;高等教育国际分校达成有效治理的关键,是在治理自主性与应对外部环境之间寻求平衡。同时,学术机制的式微构成了国际分校治理的挑战。

如何提高财政性教育扶贫的精准度?——基于广东2016—2017年度专项支出的实证检验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而财政是教育治理的基础保障。财政性教育精准扶贫支出绩效决定着脱贫成效,其关键在于回答“如何度量真实绩效”以及“现有绩效如何”。回应国内绩效管理“公共性”的理论发展需求与“高分低效”的现实困境,对财政性教育精准扶贫绩效的度量应涉及量化标准和价值标准。基于中国扶贫攻坚的时代背景,应用财政绩效评价的“价值—工具”理念和方法,对广东省教育精准扶贫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进行界定并检验,结果表明:增加贫困家庭收入、及时发放困难学生补助等量化目标已基本实现,但尊重学生自尊及自主选择等价值目标差强人意,也出现拒绝扶助与“贫困无奈”等现象。“价值—工具”目标检验方式显著提升绩效评价精度。进一步地,根据现有结果,除体制性因素外,“贫困”的主观特征是导致扶贫难以精准化的重要因素。要改变扶贫难精准的状况,首先要强化脱贫内生动力,尊重贫困户及其子女的既有生活方式;其次政府应进一步优化与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最后还应逐步加强对“懒贫”决策行为的研究。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分布及流动特点研究——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的分析

在国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背景下,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以下简称"哲社高端人才")队伍建设意义重大。本文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为对象,分析高校哲社高端人才的区域分布、组织集聚以及人才流动特点。研究发现,我国哲社高端人才分布具有典型的"中心-外围"特性,且这种不均在区域层面愈发严重,但在机构层面逐步缓和;高端人才流动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可划分为起步期、快速上升期和回落平稳期三个阶段;尽管我国人才流动已颇具规模,但高端人才流动仍以经济驱动为主,组织声望的驱动作用减弱。高校哲社高端人才队伍建设可着力于对易流动群体的关注,在引导人才有序流动的基础上,优化人才布局,充分发挥高端人才在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刚性约束失灵与变异:公共政策“层层加码”现象再解释——以H省“控煤”政策为例

公共政策目标分解过程中的“层层加码”现象长期存在。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政策分解过程中,鉴于下级执行者弹性执行政策而致使目标难以实现的状况,本级政府倾向于采取“对下加码”的策略来满足上级的刚性要求,进而形成指标“层层加码”的现象。“层层加码”本质上是常规刚性要求的变异,会带来新的执行不力问题。要走出“层层加码”误区,使刚性要求回归正常轨道,则应积极创造刚性执行的可行条件,通过协调“控煤”政策和经济发展及民生保障间的关系、完善配套政策、提高政策认同度等以扭转政策“弹性执行”现状,以保证“控煤”政策达到上级所要求的刚性执行目标。

风险社会中封闭社区的现实价值思索

近年来关于封闭社区和开放街区的话题日愈引起社会各界争论。在当今风险社会中,随着极端天气、自然灾害、重大流行病以及社会安全问题等频发,封闭社区的现实价值再次得以凸显,主要体现为:风险社会中居民个体对安全感的极度诉求,居民认知性差异下的一种空间居住形态选择,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下基层社会应急防控的有效举措。

为高职百万扩招更好落实进言

2019年5月8日,教育部发布《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启动高职扩招100万工作。实施一年来,百万扩招任务已经高质量完成。为贯彻落实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要使更多劳动者长技能、好就业”的要求,2020年7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六部门专门印发了《关于做好2020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全面深化职业教育改革,进一步稳定高职扩招规模,确保稳定有序、高质量完成2020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高职第二轮百万扩招工作正式启动。

企业持有现金如何影响劳动力需求?——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的流动性管理如何影响劳动力需求是一个关系到宏观流动性政策是否能够稳定就业形势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流动性约束的工作搜寻模型,认为企业需要持有流动性资产应对经营不确定性和工作匹配冲击,这将会降低企业创造岗位和雇佣员工的数量。基于上市公司数据和工具变量识别策略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持有现金比率显著降低了员工雇佣规模,表明企业基于经营和谨慎预防动机而持有一定比率的现金会抑制劳动力需求。异质性分析表明,低固定资产密集型、高劳动成本密集型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抑制性效应相对较显著。进一步回归分析发现,企业的销售人员、技术人员等岗位都因现金持有策略而被相对缩减。宏观层面降低不确定性和提升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缓解企业流动性偏好的政策有助于促进更加充分就业。

基于大数据应用的城市生命线复杂风险智能预测预警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运行系统也愈发复杂。规模庞大的交通、通信、供水和供电等城市生命线相互交织在一起,其内生复杂性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相互作用使得城市生命线的复杂风险日益呈现出高度不确定性、复杂演化性和严重危害性等特征。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城市运行系统积累了海量的数据资源,同时也使得多领域、跨模态的数据采集和融合分析成为了可能,这为城市生命线复杂系统的全面感知、风险要素的融合分析、风险演化的精准预测以及风险情况的及时预警提供了宝贵的数据资源和技术支撑。与此同时,在数据采集、数据融合和数据分析等方面也面临新的挑战。为此,要强化风险意识,通过完善城市生命线的复杂治理体系,构建跨领域跨模态一体化的综合预测预警平台和加强数据融合分析等关键技术攻关,进一步推进城市生命线复杂风险预测预警的智能化。

民办教育政策执行弹性度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1949—2019年191件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

教育政策是研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对象。民办教育政策作为中国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其教育活动本身的公共性及与政府的关系,近年来对民办教育政策的探讨愈发成为一门“显学”。但现阶段民办教育发展依然举步维艰,其政策执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因政策模糊而难以把握其执行弹性度,进而导致政策执行效果不佳。本文通过对1949—2019年191件民办教育政策文本的分析表明,民办教育政策制定的时序特征、行政层级高低、政策事项分布状况、发文单位数量多寡等因素均对政策执行中的弹性度设置具有重要影响。为此,政策主体应把握这一规律,优先从整体上强化对民办教育政策执行的刚性要求,并在政策层级层面上遵循“高层弹性、基层刚性”的执行规定;在具体事项层面上宜遵循“横向刚性、纵向弹性”的执行规定;在部门协同层面上宜遵循“单一部门刚性、多元部门弹性”的执行规定,积极把握政策弹性度设置的规律,提升民办教育政策的执行力。

学习型城市建设:全球实践及其启示

学习型城市在国外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发展,积累并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且可资借鉴的运作模式与经验。通过对以项目为依托的欧洲经济论模式、以技术为依托的北美智能论模式、以政府为依托的东亚关系论模式和以基本发展为依托的非洲理念论模式等不同地区学习型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系统引介与分析,提炼其对新时代中国学习型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经验借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契合本土实际的推进策略:培育“学习文化”,营造全社会学习氛围;加强学习型社区建设,推进居民终身学习;创造更多学习机会,扩大教育共享范畴;加大公共财政投入,拓宽多元化资金支持;建立健全相关协同制度与联动保障机制等。

助力健康中国: 精准扶贫是否提高了医疗服务利用水平

本文考察精准扶贫对贫困群体医疗服务利用水平的影响。构建理论模型并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经验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群体的医疗服务利用水平,具体表现为同时提高住院医疗费用、住院外医疗费用和全年医疗支出,并且促进了贫困群体自付医疗费用的增长。这个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和安慰剂检验。进一步的研究证明,贫困群体提高医疗支出并非因为健康变差,而是得益于精准扶贫政策带来的就医能力增强,具体机制包括收入效应(看得起病)和工作效应(愿意看病)。这意味着精准扶贫政策提高医疗服务利用水平的效果,将直接助力健康中国战略。

进口渗透、需求异质性与企业进入

研究进口渗透对市场新企业进入的影响,对于增强市场活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一个含产品市场搜寻摩擦的企业进入理论框架,提出了进口渗透会抑制新企业进入的研究假说,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城市数据匹配构造分市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1)进口渗透度显著地降低了制造业新企业进入率;(2)主要贸易伙伴国进口渗透度对新企业进入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强;(3)产品的最终用途、行业的固定资产门槛、贸易开放进程等因素可以辅助解释进口渗透对新企业进入市场抑制效应的异质性;(4)在位企业与新进入企业相比有更高的需求获取效率,而进口产品渗透市场提升了企业的需求获取成本,这有利于在位企业覆盖市场而不是新进入者开辟需求市场,支持了异质性需求传导进口渗透效应的作用机制。为此,本文提出了减少新企业进入的开办成本、降低市场需求搜寻成本、完善产业损害预警体制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化危为机:大变局下的中国海外科技人才回流及应对

当前,世界经济下行、国际关系重构,海外科技人才就业环境受到影响,人才回流推力增强,而中国经济与研发环境持续改善,人才回流拉力提升,后疫情时期中国或将迎来一次海外科技人才回流高潮。积极推进和有效利用此次人才回流,由国家驱动转向职业驱动,坚持需求导向、引育并重,便可化危为机,推进国内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质量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