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现实主义正名——《老实街》在当代文学中的美学意义

王方晨所著的《老实街》是一部近年来少见的现实主义力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体现了现实主义在当下所能达到的高度与艺术特点。在批判对象上,作品中有对社会阴暗面的揭示,但作品更普遍更重要的是聚焦'老实街'上的那些以传统美德恬然自居的人。作者深深明白,人们未必完全相信那些作为教诲的'道德想象',因为'世道的嬗变'和'亲身经历'更能使他们体会到生活的复杂性。这种不带预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不带对人物或憎或爱的感情偏颇、既锐利又客观的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中是少见的。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生平及著作考述

蔡友梅是清末民初知名的京味儿小说作家。本文依托北京早期白话报中的相关材料,对其笔名、生卒年、家庭背景和主要经历进行了考证,并探明其存世的京味儿小说一百余部。

“大师热”引发的思考

2009年2月,有学人发表文章,从年龄、身世和学问三个方面对"国学大师"文怀沙提出质疑,而号称"国学泰斗"的文大师对此始终未给予正面回答。一石击起千层浪,"文氏事件"引发了学术界对"大师"现象新一轮的争论。5月9日,"‘大师热’引发的思考"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与会学者围绕"大师热"以及专家学者的社会形象与社会责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现将有关文字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东北人不是黑社会”——大众文化的城市江湖想象与社会主义锈带的情感结构

"东北人都是黑社会"是从21世纪初开始流行的大众文化的地域修辞,除了各种名人有"黑道"身份的传闻已经或有待证实外,书写东北城市暴力的文艺作品在最近十多年间被不断生产出来。本文以《东北往事》的小说文本为中心,结合《东北人不是黑社会》等相关作品,分析大众文化的城市"江湖"想象及其空间表述,借此探究一种形成于特定历史地理条件的情感结构。

毕飞宇:中国文学依然是弱势的——关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与“当代汉语写作国际化”的对话

采访时间:2013年3月18日。本采访稿内容已经过受访人确认和授权。邓如冰:毕老师你好!你2006年参加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WP)。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包括资金来源是怎样的?毕飞宇:这件事其实特别简单,聂华苓老师向我发出了邀请,我就去了。资金当然是聂老师筹措的。大约在2000年之后,美国政府就不再为中国作家提供资金了;为了这件事,聂华苓老师没少奔波,还得罪了一些人。

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把自己当碗菜——曹文轩访谈

受访人:曹文轩,作家,学者采访人:胡少卿,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教师记录人:余欣采访时间:2012年11月2日晚8∶00—9∶20采访地点:北京某酒店本采访稿内容已经受访人审阅和授权胡少卿:今天我们交流两个方面的话题,一个是关于你本人作品的海外传播,一个是你作为作家、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看法。近期有报道称你的小说在韩国已成为"无声的畅销书"。2011年你的作品曾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版权输出奖。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大家徐剑胆考述

清末民初,北京报业的兴起催生出一个京味儿作家群体,徐剑胆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对民国报刊的爬梳,徐剑胆生卒年、籍贯、笔名、交游、生平等情况首次得以厘清。

北京话处置标记“给”的来源与历时演变

在早期北京话新材料的支持下,本文对处置标记"给"的历时演变进行了系统考察,认为广义处置和致使义处置用法是其狭义处置用法扩展的产物,而狭义处置用法则来源于介引与事的两种特殊用法。本文还对《当代北京口语语料库》中的处置用法进行了定量分析,探明了"给"字处置式在当代北京话的地位和基本面貌。

《古船》之价值与张炜的四种形象

重读1980年代重要长篇《古船》,从四个方面剖析《古船》在长时段中的价值:地方志式写作取代了“按观念筛选材料”的写作方式,具有保卫记忆的作用;小说思考的命题有穿透时间的敏锐性和开阔性;在叙述技巧方面营造一种“侦探感”,有利于保持可读性;用诗歌的思维方式构筑象征体系,形成瑰丽、奇异的效果。

北魏石刻楷书在不同用途上的书写风貌研究

北魏石刻楷书的特征,应结合这些字形出现的不同用途、出现的不同位置等因素来考察。作品出现的地点不同,书写材料、书写空间、书写者、刻者的工作环境不同,加上刊刻工艺有精细、粗陋之别,北魏时期汉字体系内部在碑刻文字、墓志、造像题记、摩崖文字四种用途上的楷书文字有着明显不同的风貌。

“当代文学与世界”系列访谈(一) “中国的马尔克斯”是对作家的讽刺——李锐、蒋韵访谈

受访人:李锐,作家;蒋韵,作家采访人:胡少卿,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教师记录人:曾心滢,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学生采访时间:2012年10月8日晚9:00-11:30采访地点:北京某酒店本采访稿已经过李锐、蒋韵的确认和授权。胡少卿:我们访谈的主题是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请两位先从自己作品的翻译情况谈起。李锐:我的小说最早是马悦然教授翻译的。《厚土》1986年夏天开始写,1987年发表,他1988年给我来信,说他在瑞典看到这部作品,

重影式运用:当代文艺中的一种动物写法

人对动物有一种特殊态度:人不是动物,又是“那些动物”之外的“其他动物”。人只要看到动物就会联想自己,这让动物成了一种无须提示的参照物,一面天然的镜子。文艺作品出现动物并不罕见,可分为两类:只出现动物的,出现动物和人的。两类的共同点是:人总在自己的经验基础上试图理解动物,并从它们的经历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

中国当代作家的“汉学心态”

希望中国文学能够走向世界,为更多的人所知道和了解,这是值得向往和努力的。实现它的难度,人们已经有所意识和探讨。但我这里想指出的是另一个问题,即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对于当前中国的小说创作而言,在具有鼓舞和鞭策意义的同时,是否还起着另外一种不容忽视的副作用？

建立中国新诗的认证机制——臧棣访谈

采访时间:2013年6月6日下午14:00-16:30采访地点: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本采访稿内容已由受访人确认一胡少卿:你近些年的诗歌,标题后面都加了"协会"或"丛书"两个字,按照你的说法,是想构成一部诗歌总集。你是怎么考虑的?臧棣:"协会诗"和"丛书诗"是两个系列,我又称之为"系列诗"。"协会诗"从1999年开始写起,当时也没深想,就写开了;写着写着,隐隐约约感到其中可能有某些延伸的线索。

从窃听故事看当下全球语境中的身份认同

“窃听故事”在影视作品中主要涉及两种题材，一种是间谍片或谍战片，男一种是科幻片或反乌托邦题材。

对《红楼梦》中“不好死了”与“······好的”的历时考察

'不好死了是亲生的'和'唬我这么一跳好的'是《红楼梦》中的疑难句,借助京旗作家作品、西人北京话教材等早期北京话文献,本文对'不好死了'和'……好的'的来源及发展进行了系统考察。研究发现,北京话中的程度补语'死'可以修饰'不好''说''打扮'等普通话所不允许的成分。'不好死了'表示'(就算)不好到了顶点',该用法在清末民初发展成为固定用法'不好死',表示'再怎么说'。句末助词'好的'的演变主线可概括为:由'强调动作的力度之大'向'强调性状的程度之甚'发展,可细分为四类用法。在北京话发展史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语辞释读,不仅可使注释更为精准,也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红楼梦》的语言学研究价值。

“窃听故事”与意识形态的表述——以影视作品为中心

2013年8月2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当代文艺批评中心举办了第二十七期"青年文艺论坛",本期论坛的主题是"‘窃听故事’与意识形态的表述——以影视作品为中心",论坛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刘岩主持,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王磊、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文化国际推广研究所李玥阳主讲。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祝东力,《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李云雷,以及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内外的近40名青年学人出席了本次论坛。2013年6月,斯诺登曝光美国窃听计划的棱镜门项目,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其实在新世纪以来的影视作品中,以"窃听"为题材的作品并不少见,但在这些影片中掺杂着较多的意识形态因素,它们常常将敌对的窃听者和窃听机构描述为"自由"的敌人。然而在斯诺登事件中,我们看到,标榜"自由"的美国却在实施着最为隐秘而周密的"窃听",这与影片中的意识形态指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论坛从这些问题出发,对当前影视作品中的意识形态表述、在新的科技条件下人类的自由与安全、民主表象与现实真相之间的矛盾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对当下全球意识形态格局做了解析。本刊特刊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孔雀——“没有一只孔雀能够躲过我们的眼神”

2017年2月1日,摄影师任航在自己微博上发出一则消息:“我在阿姆斯特丹FOAM博物馆的个人展览:Naked/Nude,展期1月27日—3月12日。”配图是他的得意作品,一个女人的半身照和一只孔雀的半身照。孔雀宝蓝色的脖颈遮住女人三分之一的脸庞,一眼看上去,孔雀黑曜石般的眼睛代替了女人的左眼,女人仿佛在用孔雀之眼凝视着变化莫测的世界,同时她殷红的嘴唇、性感的锁骨、汹涌如瀑布的黑色长发又向观看者传递着一种不可触摸的情色。人和孔雀都是具象的,然而孔雀明艳的色彩和它镶嵌在女人身上的眼睛让这张照片的神韵变得有些诡谲,扑朔迷离。

当大象出现在动物园

几乎没有人不喜欢大象。相比起许多人对猴子的厌恶和对昆虫的恐惧,我们对大象总是抱有热情。每一部自然主题的电影都要出现大象的身影,而没有大象的动物园简直称不上是个合格的动物园。这种强烈的观看热情甚至影响到了新闻报道:从2020年3月开始直到2021年8月才结束的云南野象群集体北迁之旅,与之同步的是国家级新闻媒体史无前例的追踪式报道,以及全社会对此的持续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