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画像镜中的“琴”型乐器初探

汉代铜镜纹饰中的"琴"型乐器对今人了解汉代的古琴文化有值得注意的面向,尤其是东汉画像镜上出现的"琴"型乐器多半与民间信仰或传说中的神仙并列。汉人以弹古琴作为文人士子们修身养性的道器,在结合道教文化与民间信仰的情况下,"琴"也成为画像镜中乐舞图像的重要角色。通过三类东汉画像镜中的"琴"型乐器,考察东汉画像镜中的"琴"型乐器,也可以让我们了解汉代古琴的形制。

汉传佛经中的“琉璃琴”初探——兼以云冈石窟第六窟“耶输陀罗入梦图”为例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以后,汉传佛经的译述流行,其中有关于"琉璃琴"的记载,前人多以为佛教经文中的"琉璃琴"即是古印度的维那(vīnā),同时,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洞窟所见的凤首箜篌,也是得自古印度维那的传承。文章结合古印度佛教洞窟遗址图像,对照古印度维那及丝绸之路的佛教洞窟中的凤首箜篌来加以考察,并以云冈石窟第六窟的"耶输陀罗入梦图"为例,重新省思汉传佛经中"琉璃琴"与维那、凤首箜篌之间的关系。

《荀子·樂論》與《禮記·樂記》中“情”説之辨析——兼與郭店竹簡《性自命出》樂論之“情”説作比較

自春秋時代周公制禮作樂以維繫周王朝以來,樂教在禮樂相行的實踐中,開展出人文化成的意義,藉諸樂之教化使人心漸浸熏習,以趨向於美化和善化,作爲維繫天下人心平和之道。然自周道衰微、諸侯稱霸以後,原本維繫周王室政權的禮樂制度也隨之動摇,爾後,孔子(公元前551—前479)本乎'仁'以'正樂',使周文的價值一脈相承,下迄《荀子·樂論》與《禮記·樂記》

蘇軾《莊子祠堂記》“楚公子微服出亡”寓言試解

一、前言《莊子》一書向來被視爲難讀之書1,但是宋代蘇軾閲讀《莊子》時,卻喟然歎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2可見蘇軾自認是莊子的知音。既然蘇軾的見解與《莊子》有相同之處,在文學創作中,自然會加以引用3,蘇軾的詩集中,引用《莊子》寓言、詞匯的現象,遍及内外雜篇,約有三百六十餘處1,因此,宋代林希逸認爲,蘇軾一生文字,只從《莊子》悟入2。蘇軾未曾注解《莊子》全書,只針對《在宥》篇中有關廣成子的寓言,加以詮釋,著《廣成子解》,惟這篇文章對於後世影響不大。蘇軾所有詩文中。

當代學者以“寄言出意”為郭象注《莊》方法的檢討

一、前言有關郭象學術的研究,向來就充滿爭議:郭象是否抄襲向秀《莊子注》的問題,依《世說新語》的描述,郭象'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1;依《晉書》的說法,郭象是'述而廣之'2;湯用彤則認為,郭象雖有述而廣之之處,整體而言,還是其義一也3。《莊子序》的問題,因為《宋會要1稿》有'鎬等以《莊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刪去之'之說,王叔岷認為“宋人有謂此序非郭象之文,未足據信”④,堅持該文為郭象所作;王曉毅認為,《莊子序》與《莊子注》思想有異,主張該序不是出於郭象之手⑤。有關《莊子注》的評價,勞思光認為:“作為‘注莊’看,實非成功之作。……以哲學理論標準看,實不成功。”⑥牟宗三認為:“郭象的莊注是推進一步,提出圓教的觀念和境界,這就是新的發展,開拓了新的理境。

云冈石窟流失海外之“菩萨抚琴”雕像考

法国的吉美博物馆藏有一尊云冈石窟流失海外之"菩萨抚琴"雕像,据笔者于2007年在该馆对此雕像所做实地审视与拍摄,并在2013年与2014年在云冈石窟研究院针对云冈石窟雕像中的"琴"型乐器做考察,笔者发现该馆所藏的"菩萨抚琴"雕像在云冈石窟中是个特例,此雕像不论是在造型上还是在抚琴的指法动作上,皆与其他见诸云冈石窟之"琴"型乐器不同,此尊雕像究竟是否为云冈石窟流失海外的遗物呢?倘其确实为云冈石窟之遗物,则可为汉文化之古琴在北魏时期作为佛教表法的乐器之一提出更多的证据;反之,这尊雕像的年代就有待更多的证据再厘清。

法国汉学家莫里斯·库朗对《天闻阁琴谱》之研究

法国汉学家兼音乐学家莫里斯·库朗(Maurice Courant,1865—1935)著有《中国古典音乐史论,附录有关韩国的音乐》一书,他是西方介绍中国音乐的论著中最早将《天闻阁琴谱》的琴曲片段译成五线谱而传入西方的人士。库朗是如何切入对中国古琴的研究,又如何将《天闻阁琴谱》的琴曲片段译成西方乐谱呢?库朗不会弹古琴,但他参考大量的中国文献,以精确的音律知识将《天闻阁琴谱》的琴曲小片段译成五线谱,使《天闻阁琴谱》进入西方音乐界的视域。

從《聲無哀樂論》之“和聲”義看嵇康對莊子思想的傳承與轉化

先秦兩漢以來,儒家視雅樂爲道德教化之用,唯雅樂才能對人心、社會與國家産生正面的教化作用;反之,凡是讓人們放縱情欲的音樂(如鄭衛之音)都應該被禁止。然而,在魏晉時期,嵇康提出《聲無哀樂論》重新解構儒家以樂教教化人心的理論,他提出'和聲'作爲音樂本質,'和聲'對人只能産生躁静的反應,而與人之哀樂情感無涉,其目的乃在强調樂教之所以能'移風易俗'的關鍵乃是在於'人心',而不在於音樂。但嵇康所謂的'和聲'究竟是甚麽意義呢?'和聲'如何可能對人心産生影響呢?本論文試圖溯其本源,從嵇康所引述《莊子》的話語(以'天籟'與'至人'爲主)對'和聲'的意義提出解讀。

白玉蟾《道德寶章》義理思想研究

白玉蟾爲宋代道教重要的代表人物,其内丹思想影響甚遠。其《道德寶章》亦爲南宋《老子》學之重要著作,歷來學者對此書探討多由以心合道、三教融合與内丹之學相應之觀點探討其内涵,對於此書之義理思想多概括在一個'心'底下,對於此書義理思想基礎甚少有系統地探討。在中國《老子》學發展過程中,自唐、宋以來多有注家以心性詮釋《老子》。至北宋末年,以心注解《老子》之詮釋進路已發展出初步理論架構。但今論《道德寶章》者多未將其義理思想置於《老子》學的詮釋進路發展脈絡中進行評價。故本文先論自唐代至北宋末年,以心性註解《老子》之詮釋進路,再析論《道德寶章》之義理思想,並將其置於唐宋以心注解《老子》之詮釋進路中探討其地位,希冀廓清白玉蟾《道德寶章》之義理思想面貌與在《老子》學史之地位。

嚴靈峰《老》《莊》學研究

嚴靈峰先生(1904—1999)爲現代研究先秦諸子學之重要學者,其編纂之《無求備齋老子集成》《無求備齋莊子集成》等著作,爲當代道家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其對於老、莊之學多所留心,故多老、莊思想相關著作。本文旨在論嚴靈峰先生《老》《莊》之學,先述其治學之精神,叙其學術著作成就,後析其闡述的《老》《莊》之道論與認識論,以明嚴靈峰先生《老》《莊》學之豐富内涵。

蘇軾“莊子助孔子”説及其影響

一、前言在中國莊學史上,蘇軾是一個特殊的人物,他没有完整的《莊子》注解傳世,影響卻相當重大。郎擎霄《莊子學案》説:'莊學得王、蘇之提倡,故當時治《莊子》者,已次第臻於極盛,而《莊子》之學遂如日之中天矣。'1蘇軾與王安石對於宋代莊學的發展貢獻良多,若相較而言,蘇軾在宋代莊學史以及中國莊學史的地位都要比王安石重要得多。

儒家“情理觀”在近代學術轉型下的衍變——以胡適與錢穆的論述為主

儒學思想在逐步邁入近現代學術轉型期時,乃是隨着清代學術的淡出或深入而展開,新的論述視域與表達話語也應運而生,尤其是在'情理觀'方面,胡適(1891—1962)、錢穆(1895—1990)等皆曾對儒家的'情理觀'提出省思,以作為其對政治、社會與文化觀點的張本。本文特就胡適與錢穆對儒家'情理觀'的觀點做客觀而相應的理解,再就兩人對儒家'情理觀'的取捨與得失做一義理上的評估,最後,提出胡適與錢穆對儒家'情理觀'論述的意義可能給予未來'新子學'發展的啓示。

《莊子》思想中“遊心於和”的美學意涵

一、前言'和'作爲中國美學的核心價值,主要是得自儒家'中和'説的影響;然而道家'遊心於和'的思想是否也對中國美學有所啟發?今人對儒家'中和'之説頗多發明,而於道家思想中'和'的意涵卻罕見探討。事實上,在莊子思想中的'和'字之意義既與其修養工夫論與生命境界有關,其作爲以人生哲學爲起點的中國美學思想的温床,自然是不言而喻。今筆者先從《莊子》一書中'和'的意涵入手,將全書中有關'和'的語義文脈爬梳一番,以釐清《莊子》思想中'和'字之多義性;再剔抉出其中有思想性的内容。

孔子“成於樂”的意涵析論

一、前言人的生存價值由關懷自我作起點,進而關懷他人、天地萬物與宇宙的大生命,這是孔子由'爲己之學'1開拓出'親親、仁民而愛物'的生命智慧學,在《論語》中可見,孔子一生下學而上達,由人之道上達天之道,以證成'天人合一'的思想,同時,孔子也透過'成於樂'一語來點示天人和谐的圓融境界。孔子立足於天人合一的生命智慧學,不只是其個人的精神表現,也是後世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指歸。

《莊子》辨偽始於韓愈説之檢討

一、前言《莊子》一書,西漢司馬遷所見爲'十餘萬言';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所載則爲五十二篇;晉代郭象《莊子注》分爲三十三篇,並取代當時其他的版本,成爲後世所傳的本子。宋代蘇軾《莊子祠堂記》認爲三十三篇之中,《盜跖》、《漁父》、《讓王》、《説劍》爲偽作,一般學者多認爲蘇軾此説開啓後世《莊子》辨偽之風。張默生《先秦道家學説研究》認爲'唐之韓愈。

儒家樂教思想中“和”的意涵之流變述論——以隋唐迄明清為考察對象

儒家的樂教乃古代聖王藉雅樂對人心的教化熏習,使人之感性與理性和諧統一,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作為倫理、道德、政治教化的基礎,其中,'和'作為雅樂的基本特質,以'和'為美始終是儒家樂教的中心理念。本論文即在探討儒家樂教思想中'和'的意涵之流變(自隋唐迄明清),從歷史發展的軌迹作縱向性的論析。本論文之目的乃在展現儒家樂教中'和'的意涵所蘊藏有關音樂與道德之間互動影響的真知灼見,以見儒家樂教透過“樂以道和,和以成德”的理想與實踐,非但開拓道德教育的視野。作為建構和諧的倫理、社會與政治的基礎,此獨特的思想形態亦可為今日西方學術界日漸重視的藝術與道德相關連的課題提供重要的參考價值。

高罗佩对古琴谱中“调意”、“指法手势图”与“减字谱”的研究──以《琴道》的论述为主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H.van G ulik)之《琴道》一书是近现代以来开启西方人认识中国古琴的先驱之作。其中对古琴谱的"调意"、"指法手势图"与"减字谱"的研究,乃是中国古琴音乐理论的重要课题。然而,高罗佩本乎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不采用西方的乐谱作参照,而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写下别具开创性的论述,但其论述中也留下不少有待商榷与开拓的课题。

苏轼笔下“圆照”考辨

一、前言苏轼一生与佛教因缘甚深,究其原因,除了宋代佛教发展成熟、社会谈禅风气盛行外,亦与地缘、家族宗教气氛浓厚有关,[1]加以个人一生宦海浮沉,性格坦荡豪放,与僧侣交往,或谈禅论艺,登临游赏;或钻研佛理,寻求解脱,晚年崇信益为深刻。其接受态度,也由前半生的参禅论道,享受禅悦生活,到后期的融通佛理,以佛教作为生命的依归。

《周頌·小毖》訓詁歧説甄辨與詩旨案覈

《詩經》中《周頌》之詩,向稱難讀,是以近代以來漸乏相關研索者。詩之文辭,訓詁已難探知,而舊注分歧糾葛,廓清更難。以《小毖》詩爲論,此詩多涉西周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頗令解詩者如墮霧中,而詩之本義與指涉,遂深晦難解。本文擬對《小毖》一詩之解讀,針對古今重要注家對此詩語詞訓詁、詩旨説解與所涉史事,進行甄辨,務求其正。首先甄辨“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訓詁歧説之是非,而後就語文訓詁之觀點,疏通文句;次則就全詩觀點、參酌諸説,辨清“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之喻義;其後基於上述兩節之討論,詳較今古文諸家相關説法與相關文獻記録,並置於成王之歷史語境,通釋全詩語文解釋、所涉相關史事與詩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