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的法律调整:中国情境下的民法学思考

医患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多角度的。从民法视角而言,在调整医患关系时,原则上法律应尊重医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为公众服务的性质,正确处理好法律与医学、干预与尊重、保护患者权益与促进医学发展的关系;就法律规定的具体设计而言,要避免将医患关系界定为"消费者一经营者"关系,充分尊重医疗主体的专业性,充分利用知情同意法则优化医患关系,在医疗损害责任领域中维护归责原则和过错判定标准的一体化,最后还需要配以多元化的权利救济机制。

医疗美容服务与医疗损害责任

相较于一般医疗服务,医疗美容服务并非治疗身体疾病(仅满足心理需求)、非社会所必需、必要性弱(可选择性强)、商业化程度高,而且存在着提供者诱导接受者盲目追求该服务的风险。这种区别会反映在医疗损害责任法的适用上。在医疗美容服务领域,在诊疗和医疗产品使用方面,从业者存在着相当大的承担"结果"责任、严格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空间,而且从业者的信息告知义务也被强化了。

生命的缔造、期许与失落: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医疗损害责任法

在人工生殖服务与侵权责任法的联结处,发生着三类案件:错植精子或胚胎案、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和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一方面,三类案件形成的关注点有异:在错植精子或胚胎案当中,对受害人来说,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获得性是争议和裁判重点;配子或胚胎丢失或毁损案的审判则与人体组织上之权利定性密切相关;辅助生殖产出缺陷儿案则是"不当出生"或"不当生命"之诉在人工生殖服务领域的再现。另一方面,三类案件共有一个特点,系争点不在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之构成上,而是落在了损害层面上。三类案件中当事人遭受侵害的权利难以具体定性这一点,不应影响到当事人藉由"人身权益"受侵害而获得侵权法救济。我国在人格权立法中,可以考虑重构"生育权",凸显其"生育自主权"内核,使这种自主权的辐射区域不仅涵盖是否生育"子女"的自主领域,而且延及是否生育"亲生"、"健康"子女的自主领域。

非法人体试验的实质化犯罪证成与刑法规制

同一社会的法律法规整体中,不同性质的法对行为违法性的评价始终是一致的。《民法典》的问世,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不仅彰显了国家对公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法律保护,亦体现了法律对现代医学科学时代人格权新型权利内容的特别维护。刑法应当积极回应非法人体试验这一社会现实,准确把握刑事法律的国际趋势,科学构建刑法体系,完善人体试验法律秩序,保护受试者的合法权益,推动医学研究的良性发展。

从“7.23”动车追尾事故谈侵权损害赔偿限额制度

震惊中外的"7.23"动车追尾事故引起了法学界对侵权损害赔偿限额制度的再次关注。侵权损害赔偿限额制度是全额赔偿的例外规则,它主要适用于危险责任领域。赔偿限额制度具有独特的社会功能。对赔偿限额的合理性与否存在着支持说和质疑说两种观点。赔偿限额制度的适用和完善应该在立法模式、适用范围、法律渊源、变动性规则以及限制性规则的设计等方面予以特别关注。

论活体器官捐献的民法基础及立法保护原则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日臻成熟,越来越多的重症患者寄希望通过器官移植而获得重生抑或延长生命。由于严格禁止器官买卖是各国法律的通例,捐献器官是器官移植中获得器官的唯一途径。捐献器官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个是遗体捐赠,是指自然人生前自愿表示在死亡后,由其执行人将遗体的全部或者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以及生前未表示是否捐献意愿的自然人死亡后,由其家属将遗体的全部或部分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的行为;另一个是活体捐赠,即生存中的自然人自愿将自己的某个器官捐赠给急需该器官的重病患者的行为。

论我国立法和司法对法定外在标准的过度依赖——以我国医疗损害责任鉴定与诉讼实践为例

我国法中存在着在侵权法问题的判定上过度依赖"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诊疗规范"的倾向。这些"外在"标准替代了法官对法律"内在"规则的审视和适用。行业标准替代了法律标准。比如,在医疗过失判定标准上,法官过度依赖"诊疗规范",忽视了基本法律标准——注意义务违反说和"合理医生"标准——的探寻和适用。我国法应纠正此种现象,注意对法律规则,比如医疗过失和因果关系判定规则的细心构建,以给法官具体指导。"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和"诊疗规范"在侵权法中是判定过失的重要标准,但不是终局性和根本性标准。

人体组织的财产属性与死后人工生殖:澳大利亚的Edwards案

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英联邦国家,一直在人体及人体组织的财产定性上较为保守。澳大利亚司法曾在人体及人体组织不为财产这一基本原则下打开了一个缺口,创设了"劳作或技能"例外。但是,最近几年,自英国的Yearworth案开始,英联邦国家出现了一种不满足于这种"原则——例外"安排从而寻求为人体及人体组织进行更加一般性的财产定性的动向。澳大利亚的Edwards案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例证。该案在历数先有判例的基础上,顺应了医学科技发展的需要,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作风,肯定了相关当事人对死者人体组织的占有权,增强了死后人工生殖实现的可能性。该案对我国的人体组织立法和死后人工生殖立法皆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