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依然深切地需要鲁迅——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郑春教授访谈

鲁迅逝世已有80年,今天的我们是否还需要鲁迅?鲁迅之于当代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何处?怎样评价鲁迅的批判与建构?鲁迅的力量源泉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史建国专访了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郑春教授。两位学者在细读鲁迅作品的基础上,进行了一次富有意味和探索的思想交流。

传播学视域中民生新闻对新闻理念的发展——以山东电视台民生新闻节目为例

民生新闻在广义上属于社会新闻,最初是一种根据内容模糊划分的新闻种类。从2002年《南京零距离》开始,十年多的时间中,在经历了热潮和质疑后渐趋理性。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理论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真正有意义的信息不是媒介传播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这句话正是民生新闻意义的写照。综观民生新闻的发展历程,其意义已远远超过了民生新闻本身,更多的表现为民生新闻本身及其报道方式所承载的不同以往的新闻和传播理念。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从新闻最初以报纸为载体出现,到以光电等虚拟信号的形式传播。

媒态化身体的空间转换——文学文本中“异质文化”现象的传播学解读

作为现代城市文化与乡土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关系发生其中的地理生活空间,在超越性层面上,对置身其中的主体在"身份"归属意义上发生鉴别作用。而在异质文化冲突语境中进行的"身体行为",则因为促使了异质文化中固有的尺度和规范的变更,而具有了媒介化的作用,也就是"媒态化身体"的产生。这种现象典型地发生在"右派文学"和"知青文学"中,因此,本文拟以"传播学"视角个案解读这两种文学文本中的"异质文化"现象。

文化主体性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文学表达——以1980—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为核心

文化主体性是文学发展中的根本问题,具有民族文化主体内涵,体现出深厚的传统文化精神。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小说创作中,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自觉和传统文化精神的表达是其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思想解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对于历史与传统道德伦理关系的思考;其二,在走向世界文学的过程中,“寻根文学”对于文化之根脉的寻找与呼唤;其三,在表现民族精神的探索中,民间文化传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从同文馆到北京大学:近代中国“Peking University”概念考论

从晚清到民国,“Peking University”的指称对象先后包括京师同文馆、汇文书院、京师大学堂、私立燕京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五所驻京高等教育机构,其中既有国立最高学府,也有私立教会学校。虽然部分属于非正式名称,但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语言概念的重叠带来话语表达中的歧义,同时也投射出多元复杂的历史图景。依据档案、报刊、辞书、回忆录等材料,返回历史现场,梳理近代中国“Peking University”概念的生成和流变,从中考察新式教育的引入、中西观念的互动及文化空间的形成,有助于探求译名背后的知识建构、教育转型与社会变迁。

论新时期初期文学座谈会的基本形态及其意义——以《文艺报》和《文艺情况》(1979—1985)为中心

作为一种日常性和普遍性的文学交流活动,文学座谈会在新时期文学的复苏和繁荣中起到重要作用。在1979年到1985年,作为权威的文艺理论阵地的《文艺报》及其内部刊物《文艺情况》刊载了大量的、详细的文学座谈会的会议记录。其中的文学性问题座谈会,促进了当代文学“人性”传统的复归,开拓了对文学功能的认识;题材/作品座谈会促进了新时期文学中农村题材和改革题材的繁荣发展,有利于新的文学现象和作品的产生;文学理论批评座谈会集合了新的批评家队伍和作家队伍,对文学思潮的演进和更新产生了积极影响。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座谈会发扬文艺民主精神,成为“双百”方针和创作自由、评论自由的集中体现。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历程及反思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环境的变革和文化观念的变迁,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专业的培养目标与研究方向也不断地调整和演变,这主要体现为由纯学术追求的单一化培养和向更加符合学科和社会要求的多元化发展。但以历史的视角审视这一历程,这种多元化发展还存在着学位类型单一,人才培养边界模糊,轻理论、重应用等现实问题,需要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生教育在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秉持开拓创新精神的同时,尊重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

山东方言特字说略

各地方言中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读音不符合古今对应规律的“特字”,山东方言亦然。根据《山东省志·方言志》的调查材料,山东方言中分布地域较广的特字,约占调查字数的6%。在明确特字判定标准的基础上,对选定的特字进行了语音上的分类。然后,着重分析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1.与古音来源有关,这种类型又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切韵》系韵书失收又音,因而与字的古音地位不合;二是后起字形字义与古已有之的字形同形,因而与古音地位不合;三是后起词义借用读音相近的古字,因而与古音不合。2.字形的影响,这种类型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生僻字按形声字声符来读;二是多音字按常用音统读。3.感染作用。4.回避同音字。5.连音变化。6.音节内的相互影响。7.古代方言遗留。此外,还有些特字形成原因待考。

絮语、生活伦理与共属性精神道德——《雪山大地》及新世纪文学的美学原则

作为“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与“文学攀登计划”的双选作品,杨志军的茅奖获奖长篇小说《雪山大地》以其汉化方言的独特“絮语”式写作,描绘了雪域高原半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变迁史。其中,美德人物的塑造、改造家园的漫长工程以及新的生活伦理的主张,使文本恢复了恩格斯所提倡的文学鼓舞人的社会功能。并在共属性精神道德的建构中,探索了现实主义的多样性,为新世纪文学的美学原则提供了创作实践。

“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论“理、事、情”:四部之文与文学分类体系的建构

以“理、事、情”为核心的三分法和与之对应的文学表达方式,即议论、叙事、抒情,作为文学在内容上的分类标准,与包括六经、子史与后世各体文章在内的四部之文,共同建构了一个多层次的文体分类体系。在古文理论的视域内,“理、事、情”三分法也存在着“变体”:强调“子史”的并立即议论与叙事的二元对立以及在乾嘉汉学的时代背景下,考据作为新的要素进入这一体系。诗歌既可能兼包“理、事、情”三者,又在整个文学分类体系中作为抒情文类的代表与“情”对应,故而诗歌与“理、事、情”具有双重关系,而加入以古文为主的这一分类体系,既符合诗歌源于六艺之一的学术史事实,亦有利于丰富这一体系的理论内涵。

经济体制转型下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婚恋伦理——以《活着之上》《所谓教授》《第十一诫》为例

在大学叙事小说中,婚恋伦理是其主要的一个面向。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大学叙事小说中的婚恋书写呈现出既顺应又抵触,既含蓄又露骨的文艺质素。本文立足大学叙事语境和知识分子价值传统,分别探讨了以情感欲望为主导和以功利或身体欲望为主导的婚恋模式与经济市场化的复杂关系,认为在经济体制转型下,大学知识分子的婚恋伦理呈现出精神让位于物质,情感泛滥化、功利化的特征,并提出了身体的“类商品”属性的概念。大学叙事小说中婚恋伦理的书写,为反思大学知识分子精神嬗变,厘清经济市场化与大学知识分子婚恋模式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内容资源和历史借镜,对大学叙事小说中婚恋伦理的研究为厘清当代文学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启示。

建安文学神女辞赋论

东汉建安时期(196—220)是人神之恋母题创作的兴盛时期,神女辞赋寄寓着建安文人的文化观念和人格理想。高雅神女内外兼修、礼情兼备,象征着士人的高洁品格,折射出乱世文人的生命意识;艳情神女热情妩媚、放荡不羁,走向世俗化分支。远古的神话色彩、建安时期的文化观、邺下文人的集体创作是建安神女辞赋走向鼎盛的重要原因。后人继承了建安神女的形象特质,并发扬出天地之道、世俗艳女、政治隐喻等多种意蕴,逐渐开辟出“江畔遇神”的东方浪漫史。

传统文学修养课对大学语文的创新与改革

传统文学修养课程的定位是大学生的人格素质培养和人文精神熏陶。其教学目的不是语文知识的传授和写作能力的培养，虽然它也兼有这方面的内容，但仅属于辅助性的元素。传统文学修养也不是一般泛泛的人文素质教育课，而是从大学生人格成长这个具体、明确的目标出发，有针对性地实施的人格教育课程。

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

从汉画像石和有关文献材料分析来看,厅堂说唱是汉乐府重要的传播方式,这导致了诗歌由抒情言志向娱宾乐主功能的转化。汉乐府的叙事再现性、戏剧表演性以及世俗生活化正与此有直接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和文学样式特有传播方式的考察,也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课题。

再论精神交往:马克思主义传播观与传播学的重构

在新媒体技术变革的引领下,当代传播学也面临着主题的转换和形态的转变。传播学传统理论视野的缺陷,要求我们从科学主义的对立面对传播做出全新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观是建立在其独特的精神交往理论基础上的。交往视野下的现代传播观,蕴涵着交互平等观念的价值预设,强调传播对人的发展价值。这种传播观理应体现在传播学基础理论的建构中,而且势必会在传统理论中掀起一场思想的革命,使传播活动的价值意义得以充分地凸显。交往理论在对传播的内涵、要素、结构、动因、机制等问题的探究上,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对于我们深化传播学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从本体论高度和价值层面对传播学的所有领域提供普遍指导。

试论手机媒体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手机改变了新闻摄影与摄像,将大批受众纳入到新闻图片、影像采集者的行列中。手机给记者采访带来巨大的方便,对新闻制作提出新的要求。手机为受众带来新的媒介体验,使用户同传者的身份界限变得模糊,成为用户与新闻节目互动的工具。

对微博时代公民新闻传播的思考

肇始于美国的"公民新闻"已经在我国生根发芽,随着微博的兴起,公民新闻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微博传播的即时性、互动性促进公民新闻的发展;另一方面,碎片化文本、娱乐性以及舆论煽动性又制约其发展。所以,微博实名制以及公民媒介素养的提高,也许是规范公民新闻的出路。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传播学的影响

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中,主体间性与交往理性的观念对当今传播学的影响日益凸显。其主体际相互作用的观点,超越了既有的传播模式论,比通行的传受关系研究、媒介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更能揭示人类传播的本质特征;其生活世界和交往范式理论,更有利于说明传播中语境的作用和意义的形成机制;并且,可以从全新的角度认识大众媒介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尤其是计算机互联网络日益普及的条件下,多极主体交互传通的效果之构成和舆论之成因。

《周易》在东晋的传播及其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东晋时期,学校讲授、私人传授和清谈是《周易》直接传播的主要方式。《周易》卜筮也对《周易》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周易》对文学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词、意象、形式、观念、文论和小说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