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形式法治的辩解与坚守

认清实质法治的意义、功能,抑制其作用的过度发挥,坚守形式法治对中国法治建设具有特殊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固有的整体性文化,突出了辩证思维方式,使得根据法律思考的法治思维很难贯彻下去,法律的权威、明确性、稳定性、意义的固定性常在矛盾的思维中受到贬抑。同时来自西方的批判法学、现实主义法学、后现代法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流行,更加剧了法治思维方式的瓦解。对实质思维方式的坚持,导致了形式法治的思维方式的衰落,法治理论似乎有被瓦解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重述与论证:形式法治是法治的脊梁,没有对形式法治的坚守,或者说在中国如果不补上形式法治这一课,根本就无法实现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形式法治需要法律方法的协助来完成各种使命,因而不能轻易否认形式法治对实现正义的功能。只有在坚守形式法治的前提下,实质法治才能发挥对社会调整的积极意义。

数据治理的行为法经济学转向:助推理论实现个人信息保护

虽然以“知情-同意”为基础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已经基本确立下来,但“知情-同意”制度的实践效果一直备受非议,由此引发了对整个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有效性的质疑。“知情-同意”设计的最初目的是为人们的理性选择提供制度保障,但在现实的数据协商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非理性行为,由此引发了对传统法律经济学视野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困境的思考。行为法经济学理论可以对人们在数据协商中的非理性选择作出合理解释,结论是选择框架的变化使人们偏离了最佳选择。对此,可以利用助推手段,通过优化选择框架的方式促使人们作出最佳选择。建议在中国的数据治理中融入助推理念,通过增加默认数据设置规定、禁止不合理助推、构建数据隐私标准评价体系等措施促进中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困境与对策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被纳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当中,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发展过程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在咨询需求、主体结构、制度供给、管理模式、支撑资源、产品推广等方面存在困境。借鉴国际经验、依托具体国情,实现转变观念、改善存量、优化结构、完善制度、提升管理、巩固基础、注重推广是新型智库的良性发展之路。

结构、方法、意义与局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宏观审视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将影响革命的长时段原因与短时段原因结合起来,力图找到一种能理解大革命起源的阐释原则。这一努力使托氏在大革命造成的社会断裂背后,发现了历史自身内在连续性;在大革命带来的冲击的背后,发现它的创新极为有限。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后发国家"来说,法国当年的困境具有自己的"现代性",而书中体现的方法论与立场所具有的"超前性"也使其具有一定的现代意义。

后发国家民主政治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可行形式

民主政治从抽象层面上讲,固然为我们所欲,但民主政治又必须通过具体的表现形式而得以落实。民主政治的这种具体表现形式对特定国家是否"可行",是民主政治发展中最具意义的问题。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注重民主政治积极功能的实现远比固执于某种先验性的教条更为重要。由此出发并结合社会转型的需要,直接民主的形式、无法与市场经济时代其他底线价值共处的形式、强调"普遍平等选举"的形式等,都值得我们作出重新审视。

公平的价值导向及其决策程序

改革开放以来,效率观念根深蒂固,在生产落后的情况下强调效率似乎就更具有紧迫性.问题是：公平和效率关系到底如何,何者更为重要,何者为首要价值,这些问题一直没有说清楚,而这将影响相关政策抉择和决策程序。现在我们面临新的形势,处于后GDP时代,是国家重视生产的同时还要重视消费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