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的旧困境与新变局

东北亚的能源安全风险突出,俄乌冲突使得区域能源安全合作面临新变局。一直以来,东北亚的能源安全需求存在错位与竞争,区域能源安全合作的参与主体有限和合作机制缺失,并面临制度与规范困境。俄乌冲突对东北亚国家的能源安全需求造成明显冲击,导致区域有限主体的能源安全合作意愿和动力弱化,地区能源安全合作的弱机制化进一步加剧。鉴于此,应积极寻求东北亚区域国家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共有利益,利用现有双边和多边、国际和区域的复合机制网络,推动构建东北亚能源安全合作机制;区域国家可以在清洁能源的技术与应用层面寻求合作机会,并尝试共同提供区域能源安全的公共产品,进而在复杂的国家间互动中提升区域能源安全合作水平和本国能源安全保障能力。

东北亚地方经济合作的发展与深化

东北亚地区在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呈现多元化特点,尚不具备构建类似欧盟、东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熟的经济一体化条件。在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地方政府既是区域合作与发展的实际参与者,又是调动产业界积极性的重要推动者,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各地区也存在着合作主体发展水平差异、政治利益差异与地方经济合作区域机制缺失等问题。为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多层次发展,应积极促进区域内地方政府之间的发展规划与区域各国大战略的有效对接,推进区域内政策先行与境内外园区建设,并强化区域内“官—产—学—研”协调发展。

东北亚“核威慑效应弱化”及其应对思考

东北亚地区呈现的"核威慑效应弱化",对地区安全构成消极影响。东北亚以及美国的核威慑投入在持续,美对韩日核保护,韩日谈论核武器,朝鲜发展核武器,同时萨德部署与《中导条约》失效降低了中俄的核威慑能力,核传统的遏止功能、保护能力与可信性降低,核扩散趋势增强,核威慑悖论现象显现。"核安全保护不完全"、核拥有国数量增加,是探讨"核威慑效应弱化"成因的有益路径。建立新时代的核理论,揭示并审慎研究核武器化与民用化并存风险,建立核民用合作机制并推进建立涵盖核的武器与民用的合作机制,以核问题的处理为契机在国家层面上构建东北亚命运共同体,以及在地方与个人层面推进核文化教育与核防护演练合作,都是应对"核威慑效应弱化"的有益思考。

从现代经济学视角进行区域国别研究——以东北亚区域合作为例

当前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路径和方法有很大探讨空间,推动成熟学科范式与区域国别学研究相结合是重要尝试。经济学作为一门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分支和研究方法众多,可借鉴经济学现有成熟研究范式和方法进行区域国别研究。本文梳理区域国别研究的路径,发现已有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和视角进行区域国别学研究,但较少从经济学视角展开。本研究尝试用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同区域国别研究相结合的路径,借鉴现代经济学的经典分析框架,分析东北亚区域合作现状、成因以及走势,并从强化共同利益和共同观念、中日韩合作先行、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东北亚合作提升路径。参考和借鉴现有学科研究范式,发挥自身多学科视角的特点,有利于区域国别学更好地成长为独立学科。

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

数字贸易的发展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强大动力,知识产权保护是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首先,本文构建指标体系并综合运用熵值法和模糊层次分析法对我国省域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测度。然后,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贸易发展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能够促进数字贸易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以教育水平为门槛变量呈现非线性特征,即当教育水平高于一定的门槛值时,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各地区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加强完善数字信息基础建设等建议。

碳中和目标下的全球海洋综合治理及中国贡献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碳中和目标过程中,海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当前,在碳中和目标之下,海洋的巨大潜力和海洋综合治理备受国际关注。保护和发展海洋碳汇、减少涉海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充分利用海洋清洁能源,是通过海洋实现碳中和目标的主要路径选择。基于碳中和的海洋综合治理,包括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气候治理、海洋能源治理,不同领域的治理正推进“跨域整合”。气候治理对海洋的关注度在提升,碳中和的气候目标也在融入海洋治理机制中。推进海洋碳中和也面临治理机制体系复杂化、治理机制合作政治化加剧、治理合作实践国际协调困难、技术及成本问题突出等困境。在此背景下,我国可以为海洋综合治理提供理念支持,在治理机制构建中弘扬并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国内海洋综合治理体系。

“一带一路”新十年展望: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发展思路与推进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进入了新的十年,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从“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发展现状以及当下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出发,对未来十年继续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工作的基本思路与具体推进路径进行了分析与展望。从基本的发展思路来看,应该做到四个统筹,即统筹政府和企业、统筹多边和双边、统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统筹外部和内部。顺承“四个统筹”的基本发展思路,应该通过如下四个路径推动“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实现在广度和质量上的双提升:第一,应该继续巩固和创新国际合作机制;第二,应当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加强同发达国家关于规则标准的合作;第三,重视企业和政府在规则标准“软联通”工作中的互动作用;第四,应当与共建国家持续关注国际生产与创新实践的新动态,不断拓展规则标准合作的新领域。未来,“一带一路”规则标准“软联通”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

边疆学数字体系建设的基本内涵与核心内容

新文科的发展,尤其是数字人文实践的深入展开,为边疆学数字体系建构创造了契机。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全球边疆文献的多维聚合,可以更好地凝聚资源,构建边疆学的文献基础;通过人文数据生产平台进行边疆研究数据的持续生产和标准制定,可以构建边疆学的数据基础;通过地理信息系统建设边疆多维空间呈现框架和与之相匹配的基础空间数据体系,可以构建边疆学数字空间基础。三者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边疆学文献资源聚合、人文数据融合和史地空间缀合,进而形成边疆学智能增量,层叠递进数字体系。

唐朝构筑民族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自古以来,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①历经数千年的纳异求同,中华民族在“四个共同”的实践中得到凝筑。因而,回溯王朝时代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与经营,有助于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属性,明确其形成是历史的、渐进的。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充分践行“大一统”的时代,是在理论赓续、民族书写以及治理实践等方面着力构筑“天下一家”民族共同体的关键时期。探讨唐朝构筑民族共同体的相关问题,对于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自由化与我国货币政策选择——基于主导货币范式的研究

在美国加征关税背景下,本文以主导货币范式(DCP)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中国、美国和欧盟的开放经济模型,探讨了不同关税水平变化下冲击的传导、货币政策选择与福利损失问题。通过对生产率冲击和政策利率冲击的异质性比较,以及对六种典型情形下关税变化的福利分析,本文得出了以下几点研究结论:首先,各国生产率冲击主要影响本国经济波动,但也对国外经济有一定外溢效应,其中作为主导货币国的美国,其货币政策对非主导货币国的经济波动有显著影响,而欧盟作为非主导货币国的影响相对较小。其次,关税水平的变化也会要求中国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对于中国而言,当美国的生产率冲击较大时,如果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降低,则应加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节力度。最后,不同的关税水平下,经济波动带来的福利损失不同。国内冲击为波动主要来源时,中国面对美国的加征关税行为,采取对美加征关税的反制手段可以减少福利损失;国外冲击为主要来源时,中国面对美国的加征关税行为,推动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税降低可以减少福利损失。

中日韩与东盟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竞合——以数字贸易为例

通过熵权法构建2013—2021年中日韩与东盟十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指标,考察中日韩与东盟国家间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发现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与中日韩之间的数字贸易合作发展指数最高。从中日韩3个国家对比的角度观察,日本与韩国领先于中国的数字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在时间维度方面,进入新时期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增长率水平超越日韩,在3个国家中具备最高的发展潜能。在全球数字贸易高速发展背景下,研究区域间数字产业的竞争与合作,将为中国了解中日韩数字贸易发展的国际差距、提升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国际竞争力提供参考思路。

人工智能军事化与海洋安全:风险与应对

人工智能作为当前科技变革中的战略性力量,具备“专用性与通用性”“能力—脆弱悖论”“成长性”“军民两用性”的特征,正从海上作战平台侦测信息的智能化分析、增强海战武器装备效能、推动智能化指挥决策系统建立、提高海上后勤保障可持续性等方面赋能海上作战体系,加速海上人工智能军事化进程。为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利益与增强海上军事优势,部分国家与联盟组织也相继出台军用人工智能战略文件或合作协议,各有侧重地将人工智能融入现有军事体系中。在此过程中,美国力求在军用人工智能领域全面发展以护持海上霸权,与盟友协同推进,并高度重视中俄等竞争对手海上的人工智能军事运用。人工智能军事化态势迅疾演进,或将强化全球海洋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表现为加剧新型海上军备竞赛风险、升级海上冲突风险、助长海上非传统安全风险、增加中国海洋维权风险。应对军用人工智能对海洋安全的挑战,必须推动海上军用人工智能运用治理,加强大国双边及多边的海上危机管控对话。于中国而言,针对当前最紧迫的海洋安全风险,应在海洋态势感知、军民融合、涉海虚假信息治理等方面提高应对海上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技术与组织能力。

构建数字中国边疆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边疆学是一门颇具中国特色的新兴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中一门研究中国边疆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综合性学科,融合了地区、民族和边界三种要素。近年来“边疆学”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在边疆历史研究中,边界、归属等角度则存在着传统研究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把数字人文引入边疆历史研究的实践,通过数据标准和技术功能开源,推动边疆历史数据的共享和历史疆界的可视化呈现,从而推进边疆历史研究的深入显得十分必要。当前学界以数字人文视角来探讨边疆研究的成果尚凤毛麟角,为开拓研究视野,我刊约请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山东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教授苗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数字史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向静撰写论文,组成这一期笔谈,以飨广大读者。

周代燕与辽西族群的互动

西周初年推行的“大封建”,奠定了“天下”的基本格局。诸侯的封地内各有族群,凝聚与融合成为侯国蕃屏周的前提。其中,燕的势力抵达辽西,孤竹等族皆从属于燕侯。伴随着西周势微,燕亦衰落,并逐渐淡出辽西,退居今北京一带,至春秋时期已经变得相当弱小。齐桓公北伐,为燕提供了回归辽西的复兴机会,然而却遭遇已经威服了辽西诸族的东胡的阻扼,双方频有交锋,燕昭王时击走东胡,使其在辽西的经营进入新的阶段。燕在辽西的进出,一方面反映了华夏族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体现了诸族在辽西的共生与融合。

人工智能时代的美国对华算力竞争

算力是推动国家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对国家间竞争态势影响重大。人工智能跃迁潮流之下,全球算力发展水平与规模均出现明显加速,但发展鸿沟扩大、生态安全威胁激增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当前,美国在高端算力芯片研发、数据中心建设等领域保有较大优势,但对中国的网络运载力和超级计算机发展依然保持强烈警惕。为维护美国绝对领先地位,美国加速开展对华算力竞争。一方面,美国对内加强多方协调,加大算力基础设施与未来计算科技投资,积极弥补自身在高端算力芯片制造业和网络运载能力层面的不足;另一方面,美国全面升级对华算力芯片制成品、制造设备、算力服务与技术的封禁措施,并威逼利诱全球盟友合围中国本土算力企业,挤压中国发展算力的机会与空间。美国对华算力竞争对抗性色彩明显,加剧腐蚀中美关系,破坏全球算力产业稳定,造成全球数字鸿沟扩大。但是,美国的规划与实践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本土制造复兴计划并不确定,全球算力产业界看好价值巨大的中国市场并积极寻求对冲之策,加之中国对于全球生态安全治理具有重要话语权,因此美国对华算力竞争前景仍待观察。

韩国口译研究的主题、热点与前沿

在借鉴Cite Space等相关文献计量方法的基础上,利用Web of Science中的KCI数据库的文献数据,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分析、战略坐标和关键词突现分析等方法,梳理韩国口译研究的主题、热点与前沿,对韩国口译研究进行结构化解析和图谱式呈现。韩国口译研究的发文时间分布在2002-2022年间,主题有“同声传译”“交替传译”“口译教学”“口译译员”“旅游口译”“司法口译”“医疗口译”“口译策略”等。“译员角色”“口译技巧”“翻译文本”是核心关注点,其研究较为成熟。除此之外,公共服务方面的口译研究在韩国也已较为成熟。“口译策略”目前热度较高,是当今韩国口译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

RCEP下运输服务贸易壁垒降低的区域经济效应分析

作为关键的生产性服务业,运输服务贸易壁垒的降低为RCEP区域合作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通过使用GTAP模型模拟运输服务贸易壁垒降低所产生的区域经济效应后发现:行业整体层面,运输服务贸易壁垒降低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提升以及成员间贸易合作;细分行业层面,壁垒降低有助于提高各国对域内其他成员所提供的运输服务需求,扩大生产附加值,且中日为主要的贸易逆差国,其他成员主要表现为贸易顺差。进一步分析发现:中国运输服务业竞争力相对较弱,且表现出短期以逆差为主,长期有顺差趋势的特征;印度若加入RCEP不仅有利于增进区域经济效应,也会改善其自身经济状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分流中国与其他RCEP成员之间的合作,但中印之间的贸易合作规模会明显扩大。据此提出政策启示,旨为提升我国运输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提供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中日韩养老产业合作路径研究

面对全球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经济增长乏力,重重因素阻滞经贸合作的国际国内形势,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随着中日韩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庞大的老年人口规模形成了巨大的老龄消费市场。推动中日韩养老产业合作,有利于借鉴日韩在养老产业的成功经验,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激发社会经济发展活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分析中日韩三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养老产业发展现状与合作机遇,能够探寻出一条“一基础、二支撑、三领域”的产业合作路径。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规划、短板与路径——以上海、青岛、深圳为例

伴随着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动、中国“海洋强国”建设事业的深化、“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共建阶段,中国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海洋治理角色与功能凸显,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支点”。上海、青岛、深圳等代表性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已将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视为重点任务,制定了各具特色的政策目标与发展规划。针对海洋治理经验不足、海洋治理软实力有限、海洋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弱等短板,上海、青岛、深圳应以塑造城市“海洋力量”为目标,通过构建多层级合作机制、开展城市外交活动、推进科技创新合作,培育海洋综合治理力、塑造海洋事务影响力、凝聚海洋经济开放力,全面设计以区域路径、外交路径、科技路径为支柱的中国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战略路径。

霸权护持与拜登政府对华“长臂管辖”

美国“长臂管辖”本质上属于滥用域外管辖权,是美国推行霸权外交、谋求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工具,国际社会长期深受其害。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会反华情绪高涨、全力支持“长臂管辖”扩权的背景下,倚仗实力权势,加强对“长臂管辖”的道德与意识形态包装,粗暴加大涉华“长臂管辖”力度与频度,强化盟友合作,重点打击中国数字高科技产业。拜登政府对华“长臂管辖”政策的成型与推进,既源于霸权护持的根本目的,也归因于本届政府内政外交的自有特征。由此,中国的国家安全与发展权利受到严重干扰。目前,中国应对“长臂管辖”尚存若干短板,应注重提升救济保障能力、完善立法司法工作,并积极加强反“长臂管辖”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