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高管连锁网络的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测研究

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预测问题是金融学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之一,科学的财务困境预测有利于企业提高预警管理水平。高管连锁网络通过高管在多家公司兼任的方式在企业中形成网络,使企业之间的决策越来越紧密关联,对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产生影响,而现有的财务困境预测模型忽视了高管连锁网络的影响。针对具有网络结构的样本数据,本文提出了带样本网络结构的Logistic模型,根据系数是否受网络结构影响将变量分为网络结构变量和非网络结构变量,不同样本对应的网络结构变量系数是不同的,通过拉普拉斯(Laplacian)二次惩罚函数鼓励样本网络中有连接的样本对应的网络结构变量系数具有相似性。蒙特卡洛模拟表明该模型要优于其他方法。最后,本文应用所提方法基于高管连锁网络进行了财务困境预测研究。结果表明,将高管连锁网络信息纳入财务困境预测模型,可以提高模型预测的准确率。

数字金融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数字金融作为包容性金融体系的关键一环,其发展对于我国实现共同富裕意义非凡。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2个地级市数据,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实现的影响和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实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具体到共同富裕两个子维度研究发现:在总体富裕维度,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地区整体创新创业发展,从而推动地区总体富裕程度提高;在发展成果共享维度,数字金融发展的“阶段效应”对个体创业行为影响的异质性使数字金融对人群差距和城乡差距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特征,对地区创新要素集聚程度影响的异质性使数字金融对地区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作用。因此,应积极应对数字金融发展引发的“数字鸿沟”,同时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带来的“数字红利”,进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大学生学业成绩与寝室环境关系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寝室环境是影响学生学习成绩和成长的重要且不可忽略的因素。国内外对于寝室环境及大学生成绩均有一定研究,且在高校教育研究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寝室环境对于学生成绩的影响越来越被学界和高校学生工作部门关注。研究学生成绩与寝室环境的关系,对于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优良学风、校风,提升高校学生管理水平和文化育人实效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蒙特卡洛检验法,对部分高校寝室环境与学生成绩的互动机制进行了统计检验,结果发现学生成绩会受其所在寝室环境影响。并进一步从学生教育管理角度对这一发现展开了论证,同时就如何改善寝室环境进而促进学生成绩提升给出了建议。

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缩小:自我约束效应和移情效应的共同作用

使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探究高管贫困经历对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管理层的贫困经历能够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机制分析表明,总经理的贫困经历可以通过“自我约束效应”降低在职消费水平,减少管理层薪酬;董事长贫困经历具有“移情效应”,能够提高企业职工薪酬占比,但同时董事长贫困经历也会削弱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降低企业收入绩效,导致其对普通员工薪酬发挥的作用有限。对企业异质性特征的分析发现,总体而言,管理层贫困经历在非国有企业、员工议价能力较低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样本中发挥了更为积极的缩小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作用。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区域与企业异质性视角的分析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积极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有利于实现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在面对宏观环境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时,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能否帮助企业发挥抵抗风险作用?能否将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的内在发展动力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文章探究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对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中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层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等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分析表明,从外部融资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可以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与减小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从企业内部管理视角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增加能够通过增强企业战略积极性和提升绿色认知能力来提高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通过企业外部地区特征与内部自身特征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与地区创新活力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对于非重污染、社会责任表现较差、自身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的企业这一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政企互动关系发挥的作用发现,国有企业与政府环境规制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拥有更强的绿色创新能力,而政府环保补贴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并不充分。研究结论对我国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企业需要充分把握市场信息与市场机遇,树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需要积极缩小企业与市场、企业与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地区创新活力,针对不同地区与类型企业实施经济政策;政府应当完善经济政策平稳机制,积极引导企业正确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给企业的机会与风险,发挥好政府调节作用,加快实现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发展。

“市场相依”的期现引导关系研究

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和监管部门十分重视的问题.本文将传统的格兰杰引导关系检验推广到分位数回归的情形,研究了不同分位点上的期货与现货之间的引导关系.由于在差分数据模型下,不同的分位点对应不同的市场环境,我们发现了"市场相依"的期现引导关系,从而能更全面、更深入地分析期货与现货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和观点是:1.股指期货与股票现货之间的相互关系除了与它们本身特质有关外,还与金融市场有较大的关联性;2.在正常、平稳的金融市场环境中,它们之间有相互引导关系;在特殊、极端的金融市场环境中,它们之间正常的引导关系会出现变异,而其它金融环境因素掩盖了它们之间的正常关系;3.在逻辑上,如果把期现货之间存在相互引导关系视为正常,那么,引导关系异常的出现,是金融市场异常的信号,为金融监管提供了预警参考依据.

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农村发展事关中国的现代化成败.在系统性巨变过程中,内生于农村的新型集体经济能够直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稳定性,还能促进提升基础设施、养老服务等公共服务水平,更能为农村产权资本化提供载体.新型集体经济能够有效推动农村共同富裕,是中国农村自主实现现代化希望之所在,应当成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突破口.因此,要集中力量进一步强化政策、人才、资本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更要加快推动数字下乡工作,还要尽快完善和配套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等制度体系,促进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实现农村共同富裕.

中国环境财政政策组合推动工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

本文研究中国环境财政政策组合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从“环境财政政策组合”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落实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构建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新要求。在理论分析方面,本文运用法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收入型”和“支出型”环境财政政策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以及影响在不同条件下发生转变的机制。在实证方面,本文运用2004—2017年中国除西藏外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验证了理论假说,研究发现:第一,从具体的环境财政政策组合看,在工业环境效率分位值较低的区间,环境税费和政府环境治理投资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随着工业环境效率的不断提升,政府环境治理投资的积极作用将迅速衰减,而环境税费的积极作用却能相对稳定地保持。这表明随着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环境财政政策应更注重环境税费的征收,减少对政府直接投资的依赖。本文为优化环境财政政策组合、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支撑。

具有组群异方差结构的面板数据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面板数据由不同个体的时间序列数据汇聚而成。已有大量研究表明面板数据个体之间存在组群结构,并且普遍存在模型的异方差现象。本文借鉴组群异质性的研究成果,构建模型误差项组群结构的面板数据模型,基于模型假定条件,提出惩罚伪最大似然函数估计法(PQMLE),该方法能够同时进行结构识别和参数估计;证明了估计量具有Oracle渐近性质;蒙特卡洛模拟验证了该方法有效的样本性质;进一步应用该方法对我国股市进行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模型的应用效果。

地方金融监管与扩展型规则:以网贷市场为例

在我国双层金融监管体制中,地方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在中央监管规则基础上制定额外的扩展型规则的方式,提高金融监管应对法律不完备的能力,但监管有效性同样会受法律完备性的影响。实证研究扩展型规则对网贷市场发展各指标的影响后发现:扩展型规则能够显著增加网贷市场规模、促进平台以低风险方式退出市场,该效果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省份更为显著,且行业自律也有助于提高金融监管效率。因此,未来的改革方向是,加快金融立法步伐,以法律法规有效保障央地监管格局,同时加快市场化步伐,形成完善的投资者保护体系。

金融科技发展是否削弱了国内市场分割?——来自消费品市场和资本品市场的证据

基于我国2011—2020年29个省(区、市)数据以及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探讨金融科技发展对国内市场分割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明显削弱国内市场分割。具体而言,消费者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有效削弱消费品市场分割,企业层面的金融科技发展能够有效削弱资本品市场分割。机制分析表明,消费者层面的金融科技能够有效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并提高企业销售能力,从而削弱消费品市场分割;企业层面的金融科技能够提高企业的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以及地区的投资效率,从而削弱资本品市场分割。“十四五”时期,应确保金融科技健康发展,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助推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和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山东数字产业上市企业估值分析——基于股权自由现金流模型

数字经济作为新兴模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主体。文章从数字产业角度分析山东近几年上市企业发展状况,选取浪潮信息作为典型样本,采用金融理论上经典的股权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作为工具,计算企业内在价值,并将模型应用到6家上市企业中,同时对比分析江苏、浙江两省同类企业。实操结果显示山东数字产业领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从数据层面总结归纳出若干对山东数字企业产业的发展建议。

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与农民风险防范——基于费率区划的视角

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是保障粮食安全、确保农业生产能力的重要途径。风险区划与费率分区是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一省一价和分区定价是当前农业保险主要的两种定价模式。相比分区定价,一省一价模式存在低风险地区费率偏高、高风险地区保障不足的现象,将小区域单产分布估计的非参数法Density Ratio Model与Copula方法相结合、形成的适合中国地级市层面的费率拟定方法是更精准的匹配风险与费率的方法,显著提高了农业保险的质量。以大豆收入保险为例,利用Density Ratio Copula方法对山东省16个地级市的费率进行了分区拟定,差异化的费率结果较充分地反映出了地区之间农业生产风险的差异,显著提高了农民的风险防范水平。因此,“因地制宜”拟定农业保险费率有利于促进保险价格与风险程度的精准匹配,从而更充分地发挥农业保险的风险防范功能,进一步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

独家版权协议构成垄断的认定与规制:音乐版权的例证

独家版权协议必然导致垄断吗?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要求音乐服务平台放弃独家版权协议,但并未说明独家版权协议对社会福利水平的整体影响。独家版权协议在不同发展阶段分别表现出竞争效应与垄断风险,独家版权规模、市场交易成本是判断独家版权协议是否构成垄断的权衡因素。构建Hotelling模型分别对“完全独家版权”“禁止独家版权”“附条件独家版权”三种授权模式下的社会福利水平进行数理分析,发现:“完全独家版权”会造成垄断福利损失;“禁止独家版权”会造成交易成本福利损失;“附条件独家版权”可以平衡二者实现社会福利水平最大化,但需附加严格控制独家版权授权比例等条件。因此,要改革音乐集体管理制度以促进附条件独家授权的实现,形成对音乐版权市场的有效监管。

概率统计由线性到非线性的发展

概率统计是研究不确定现象的数学学科,它的本质就是从不确定现象中找确定的统计规律.三百多年以来,概率统计不仅推动了数学由确定性数学到随机数学的发展,也为经济、金融、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计量工具和方法.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经济金融的飞速发展,现代概率统计已不能满足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发展和创新概率统计,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经济金融提供理论基础和计算方法已是数学家攻克的重点热点问题.为了满足概率统计爱好者的需要,本文简单地介绍了概率统计发展的过程、对科学发展的作用、面临的问题和目前正在开展的新的研究方向,从另一个侧面介绍一下概率统计前世与后生.

环境规制与数字经济:中国南北经济差异的诱致与扩大因素分析

将生态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是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突出特征之一,因此中国政府施行了严格的环境规制措施改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南北方经济差距也引发广泛关注。利用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关系,以市场力量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消费型第三产业和生产型第三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这种产业结构优势能够将环境改善带来的正外部性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弱化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以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生产型第三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产业在南方地区发展优于北方,使得数字经济在南方地区优势产业门类推进迅速。门槛模型分析显示,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对南方地区经济发展起显著促进作用,而北方地区起抑制作用;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对南北方经济发展均表现为显著促进作用,但南方地区强度明显优于北方,这使得南北方经济差距呈放大趋势。因此,缩小南北方经济差距,需要加快北方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机遇的同时,推动环境改善产生的环境红利不断转化为经济效益。

次线性期望下ES的计算和实证分析

在金融市场中,VaR和ES被广泛应用于资产风险度量、投资组合管理和保证金计算等方面,是银行资本和风险监管的国际统一标准.由于VaR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近年来,ES作为一种重要的风险度量方法深受金融机构关注.本文基于次线性期望理论,在G-VaR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G-ES的计算方法,这种计算方法可以很自然地结合G-VaR进行回测.对于标普500指数以及沪深300指数数据,与其他常用的模型,如历史模拟,AR-GARCH模型,基于极值理论的POT模型等进行比较,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一新型的G-ES在不同历史数据窗口下都有着很好的表现.

合作以保护权利:避风港规则的司法实践与改进方向

创设避风港规则的目的是平衡网络版权侵权责任的分担,促进权利人与网络服务者合作以保护权利。避风港规则设立至今已有20年,版权依然饱受海量侵权行为的困扰,亟需对避风港规则进行改革。搜集2014年至2020年的1613件民事一审避风港案件裁判文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原告疏于通知、被告对侵权事实不知情、侵权行为影响较小以及未从侵权行为中盈利都会减少原告获得的赔偿。这说明避风港规则虽然要求版权权利人与网络服务商合作打击侵权行为,但权利人维权时并不优先采取该最优预防措施,而是将侵权人和网络服务商一起作为被告。因此,为发挥避风港规则的合作作用,可以考虑提高网络服务商的责任,强化运用侵权内容过滤技术,使网络服务商成为合作保护权利的主导者。

斯蒂格利茨新国家干预理论的承继与发展

针对全球化、金融化和数字化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严重危机,斯蒂格利茨力图建立一个联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综合性解释框架,全面揭示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源。斯蒂格利茨以美国社会上层精英与下层群体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为切入点,深入到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背后的国家体制问题。其通过从理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弊端,继续拓展和深化凯恩斯主义的内涵,并从政策上阐述了自由主义左派的主张。在此基础上,斯蒂格利茨结合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进步主义思想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理论,提出了新国家干预理论主张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系列改良策略。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和自由市场的根本属性只允许有限的改革空间,使得新国家干预理论及其主张难以转变为政策行为和实践。即便如此,斯蒂格利茨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深层问题的深刻揭示及其改革议程,在追求社会公平、缓和社会矛盾和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仍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