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医者——“十七年”医疗叙事的科学权力、地方经验和动员结构

文学与医学之间存在绵延深刻的联系,以疾病为隐喻及关于诊疗的叙事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一脉起源。《老残游记》开篇第一回就有“危船一梦”,破船是晚清国势危殆的象征,老残则以医生的眼光为社会揭示病灶。儒家传统里的经世致用为士人浇铸出了这样的道德规约: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悬壶济世和出将入相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党组织引领基层智治的外化效应及其风险治理

党组织引领基层智治是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亦是顺应信息时代发展潮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趋势。在这一治理实践中,呈现出智治主体全时空在场化、智治行为全过程流动化、智治平台全链条共通化、智治服务全方位一体化的外化效应;但同时也表现出从“简化”到“减化”的技术依赖风险、从“赋能”到“负能”的技术异化风险和从“提质”到“提绩”的信息形式主义风险。当下,应当坚持以党的领导引领基层智治价值理性回归、以素质培育带动干群智治思维同步提升、以多维技术集成共建基层智治融通平台、以完善制度供给有效保障基层智治秩序,共同推进基层治理迈向智慧新时代。

胡适与中国现代传记的发生与初期发展——兼及“传记文学”的概念

胡适是中国现代传记史上最重要的理论家、倡导者和写作者之一,在传统传记现代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胡适对于现代传记的贡献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30年代即现代传记的发生和初期发展阶段,通过为他者立传、自传倡导与书写、现代传记的类型划分等系列活动,胡适不仅留下大量的传记作品和文论、形成了自己的现代传记理论,还留下了“传记文学”这一重要的命题。全面考察胡适这一阶段的实践与文论主张,可以深入认知胡适在中国现代传记史上的地位,并在和现代传记历史发展结合的过程中,与当今的传记写作和研究联系起来。

数字影像文体演变:创新与挑战

随着技术与文化相互作用的深入,数字影像文体的演变展现出与技术物的共轭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是技术与社会结构、文化形式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再生产机制强调了“模因—算法”驱动与“新技术形态”驱动两个维度。同时,数字影像文体的演变还是社会结构变动、劳动和生产关系重塑,以及文化形态变革的一部分,其以具体形态重新定义了权力结构和人类认知的框架。此外,数字影像文体也是马克思“通用智力”理论的现实案例,其演变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技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信息和行使权力,揭示了技术进步如何引领影像文体革命,并预示了未来社会文化动态的可能方向。

涉外法治中党的领导权运行逻辑与优化进路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重大战略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加强党对涉外法治的领导权成为当前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大议题。党的领导权贯穿于涉外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整个涉外法治体系,体现了党的领导权形成、实施、拓展、监督的内在运行逻辑。为坚持与巩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地位,需要不断完善与优化党在涉外法治中的领导权运行机制,具体包括:构建党与涉外民主立法的联结机制;健全党对涉外司法改革的领导机制;完善党对涉外法治社会的引领机制;强化党对涉外法治机构的监督机制。

城镇化推进模式与我国农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双源夜间灯光证据

本文利用卫星监测的数据构造夜间灯光复合指数表征城镇化水平,运用Superefficiency Ray Slacks-Based Measure(Super-RSBM)模型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测算2000—2021年我国农业低碳全要素生产率(TFP),实证检验城镇化对我国农业低碳TFP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紧凑集约型和规模扩张型两种城镇化推进模式对农业低碳TFP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来看,城镇化推进与农业低碳TFP之间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且邻近地区农业低碳TFP的提升对本地区产生示范效应;分区域来看,这种U型关系主要体现在农业适度发展区,而农业优化发展区的城镇化与农业低碳TFP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表明农业优化发展区应发挥“领头羊”作用,带动适度发展区早日跨越U型曲线的拐点,实现城镇化带动农业绿色发展;紧凑集约型的城镇化深度推进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农业低碳TFP,而规模扩张型的城镇化广度推进模式降低了农业低碳TFP;农业低碳技术进步、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效应、农业产业链延伸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是城镇化影响农业低碳TFP的主要途径。

从浪漫的一代到革命中的“障碍物”——论郁达夫转向的“施蒂纳”因素

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郁达夫有过“昙花一现”的“革命”转向,随后便与创造社同仁分道扬镳。本论文尝试探讨这一过程中的“施蒂纳”因素,或者说施蒂纳的思想为何会对郁达夫转向期间的思考和行动起到重要作用。施蒂纳的“唯一者”并不是“零余者”,而是有着高度主体自觉与自由认知的现代个体,但同时郁达夫也将“唯一者”的“颓废”作为一种主动反抗的人生态度而与“浪漫”相混淆。郁达夫在这其中呈现出的思想、身份认同的矛盾折射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在1920年代文学向左转的岔路口上面对个人与集体、现代与反现代等诸种中国现代历史难题时的困顿与探索。

古典乡村骑士遭遇现代都市奇观——以莫言《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讨论为中心

对莫言《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进行深度剖析,解读作品在“愚人节新闻”前提下所描述的古典乡村骑士行进于现代都市引发的奇观。借助吉登斯现代性理论、列斐伏尔空间理论和钱理群对堂吉诃德精神的阐释等,揭示了作品中所蕴含的乡村与都市的断裂、“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本土的“乡下人进城”文学思潮与世界的堂吉诃德精神传承等,凸显了莫言笔下农民形象所特有的侠气、匪气、霸气等气质。

中国新诗中的几种地域性及其当下的返归意识、消费话语与民间倾向

在中国新诗中,地域性呈现的形态其实并不完全相同,但在大部分研究与表述中,地域性却几乎被描述为一个统一化的概念,这无疑存在着某种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对中国新诗中出现的地域性进行一定程度的辨析,阐明地域性内部的不同存在形态,并对其历史化的演变过程作简要梳理,发现其当下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趋向,不仅有助于廓清诗歌中地域性研究存在的认识迷雾,而且也有助于以此为新的基点,重审当下诗歌中地域性书写的特质与趋向。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城乡一体化与“两委”组织法的修订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基层社会治理城乡一体化是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没有基层社会治理城乡一体化,就没有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两个规定内容很不相同的法律,这既是基层社会治理城乡分治的制度表现,也是基层社会治理城乡一体化的体制障碍。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应加速重在减少规定内容差异的“两委”组织法的修订。

价值驱动、结构优化与主体赋能: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主体通过合作参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建构基层治理共同体,需要建立价值驱动,使治理主体明确责任并筑牢信任与尊重的基石,增益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有效性;实现结构优化,厘清治理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结构,以完善的规则体系保障合作参与,增进基层治理共同体的规范性;进行主体赋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民主要素融入基层治理,创新合作参与的协商机制,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效能感,增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持续性。

普遍性怀旧与新东北文艺的发生

为什么是东北?当不断有类似的声音在东北内外频频响起时,关于东北和东北文艺的问题,也就有了区别于地方性书写或地域作家群等文学命题的单一属性,从文艺、时代和社会历史的疑问与反思中,获得了超越“文学地方感”的普遍性结构。也就是说,在那些描述小之住所或大之宇宙中,人与身体、思想、精神之间的关系,除了表现出东北在现代中国的重要历史时刻,与当下滚烫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复杂的情绪景观和精神现象,更关系到时代的文化心理。

1990年代:从城市书写到城市文学——以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为例

199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收获是城市文学的真正诞生。不同于以往以城市为背景式存在的写作,也不同于老舍、废名等人将北京视作精神原乡,从王朔开始的北京书写,逐渐展开了对这座兼具皇权历史、封建意识、政治中心、经济交往多重功能的城市的反思。1990年代以来,年轻作者如邱华栋、徐坤、徐则臣笔下的北京,开始正面表征出城市的现代性。尤其是邱华栋笔下的“闯入者”,他们在新的城市“舞台”上开拓出了非凡的意义。在传统的人与城市博弈的主题之外,又额外凸显出新兴的社交原则、信用关系和理性逻辑。最具有突破性的是,城市在其笔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道德评价,而成为流动的生命体。

中国新诗:如何与时间“对话”——从一本近作谈起

任何一次讲述对于言说者来说都可以视为一种当代阐释,和其所处的现实语境密切相关。这句在很大程度上与克罗齐伟大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保持一致的判断,本身就隐含着“时间问题”。时间,不仅因其世代更迭、恒久存在深刻影响人类的生命史与文明史,还因其不可触碰、玄奥神秘而成为古往今来中外文学的基本要素和追问话题。当然,由于文学体裁及其发展历史的不同,文学表现时间的方式也有相应的差别。

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研究进展、问题与展望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是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要基础性工作.近年来,相关学者和科研机构围绕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基础理论、技术方法与成果应用开展了大量研究,生态产品价值核算逐渐成为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为系统梳理我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研究进展,识别核算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文采用文献分析与系统归纳的方法,总结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发展历程,解读了国家对相关工作的部署安排与地方实践进展,识别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在核算范围与技术方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本研究将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发展历程划分为科学探索、实践推进和深化铺开3个阶段;发现了我国在当前研究中普遍将生态产品价值等同于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现象;明确了生态产品价值在当前无法被精确核算且核算结果不具有实际经济意义的现状.针对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科目与范围不一致、实物量评估方法不确定性大以及价值量定价机制主观性强等问题,研究指出,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的发展是一个长期和近期相结合的过程,应当像GDP一样核算GEP,下一步地方推进工作建议从完善基础理论框架、建立统计核算技术、形成地方业务能力和推进核算成果应用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我国“森林生态银行”的发展历程、运行模式与完善建议——以福建省南平市为例

“森林生态银行”是我国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实践创新。本文以福建省南平市“森林生态银行”实践为例,系统梳理了我国“森林生态银行”的发展历程,并介绍了“森林生态银行”运行的理论基础,包括6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模式及4种“生态银行”运行模式;最后,从运行机理、典型特征、实践成效3个方面对南平市“森林生态银行”进行分析,并对“森林生态银行”的下一步推进和发展提出了完善建议。

传统文人与现代报人之辨——论张恨水的文本差异

自晚清到“五四”再到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经历着从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身处转型时期的近代知识分子,在自身发展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对此,有必要研究他们的生存处境、物质精神与内在心理变化。其中,张恨水不仅能够继承中国小说创作的传统,而且善于借用现代报刊等新型媒介。他作为小说家和“报人”均有突出成就,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通过探索张恨水的贡献可以发现,近代与现代的差异化是张恨水自由切换于自身双重身份之间的一种写作策略。

“京娃娃”们的“救赎之地”——读冯同庆长篇小说《敕勒川年华》

《敕勒川年华》中一群北京知青到内蒙古敕勒川插队落户,自然环境与民情风俗的滋养和蒙民宽仁广德的熏陶教育,改变了他们简单、粗暴和僵化的处世方式。从理论教条和乌托邦幻境挣脱出来,回归日常生活的简单明晰,是这些“京娃娃”们的内在蜕变。经历过严峻而温馨的现实生活,他们开始踏上自我救赎之路。《敕勒川年华》置身于知青文学长河中未必醒目,但其深刻独到的历史反思耐人寻味。

表演异托邦:当代中国剧场实践对城市公共空间感的拓展和建构

本文梳理城市公共空间、人本主义地理学的空间感和福柯建构的异托邦之间的理论联结,论述当立足于身体的当代剧场实践和表演空间介入城市公共空间时,会拓展出超越“封闭想象”的公共空间和“开放想象”的公共空间的新空间感。此种由剧场实践介入城市公共空间而创造出的新空间感,本文称为“表演异托邦”。异托邦具有表演性特质,与表演艺术的表演性美学特质相通,“表演异托邦”的发生意味着城市公共空间的打开和拓展,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当今中国弥漫的消费主义和结构性的阶层排他性。

“稳定的先锋派”及其逻辑展开——残雪的文学观论析

作家残雪多年来创作始终保持着独特而又一致的风格。这种外在的状态充分反映了残雪一直坚守着稳定的文学观。结合残雪的小说创作、自述性文字,可以读解出残雪的文学观在源头上上溯至童年的记忆,其以个性的现代主义为基石,坚持纯文学的立场和精神层次,其自觉追求创新、深刻和自由,又体现在文体、语言和性别等多个方面。探究残雪的文学观,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创作,进而推动、深化残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