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百瑞学派与儒学的国际化

作为西方“新儒家”思想(Neo-Confucianism)的开拓者之一1,狄百瑞2一生际遇都与此紧密相连。自18岁迈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起,狄百瑞就以研究黄宗羲思想为切入点开始了对中国思想史变迁内涵和价值的重新评估。不仅他自身学术研究的重心在此,而且他以“与斯人之徒”的精神自我激励.

中国话语形成之路:西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是中国学术界同仁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使命。基于百年来中国社会之发展事实和中国学术之演化现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范式之途径有二:一是对五四之后一百年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本土化、中国化的处理与过滤,在呈现、概括本土经验、中国经验的过程中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二是从“与世界接轨”到“与传统接轨”,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即对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处理与冶炼,使其重新理论化、概念化、体系化,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概言之,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和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以及二者的有机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必由之路。

“本土化”转向的活例:《文史哲》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

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即面临着"依傍西方哲学"的"原罪"指控,同时,它也一直深受居强势地位之西方哲学投来的"中国没有哲学"鄙薄与压抑。在"依傍西方哲学"与"追求中国哲学的特质"之间何去何从?该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哲学(史)界。在近代以来西强中弱、西学东渐的大格局下,囿于长期低迷的国运,现当代中国哲学人总体上难以有效维护自己的文化自尊。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发展急剧提升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中国学界受之鼓舞,开始自觉谋求相应的世界学术话语权。德里达在2001年同王元化进行上海对话时,试图化用(贬义转用作褒义)黑格尔的"中国没有哲学"话头表彰"中国只有思想",不料却因低估了黑格尔原话对中国本土哲学人的伤害,以及中国本土知识人在文化自尊上的"压抑—抗争—振兴"心态,而擦枪走火般地引燃了21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大讨论。通过参与这场大讨论的导火索文本的制作与发表、编发相关专文、进行扩展性议题设置,《文史哲》深度参与并仍在见证着"本土传统资源现代化"与"古今外来资源本土化"这一双循环格局的生成。

二十世纪前期知识人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以“村治派”中的吕振羽为中心

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都是以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为目标的,对于如何解决20世纪之初的农村危机,谋求农业、农村、农民的出路,不同的思想群体有着不同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方式。吕振羽加入以王鸿一为核心的“村治派”,并担任《村治月刊》主编。受社会情境和个人经历变化的影响,吕振羽从一开始主张实行“三民主义下的乡村自治”,到后来转向以“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农村危机。吕振羽思想的变化,正反映出20世纪前期左派知识人由“社会改良”向“社会革命”转移的普遍性认识倾向。

适应性动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乡村社会革命的政治策略——以前期海丰农民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前期海丰农民运动以整合农村社会内部力量为主要着力点,以适应性动员为策略。彭湃保持与陈炯明的乡谊交往和所谓的“革命联络”,稳住了地主士绅势力,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底层民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脆弱的合法性支持;在发动社会革命之主体的农民方面,遵循动员者“迎合—组织—强化”和被动员者“认同—融入—参与”的行动逻辑与步骤,以权益保障、身份重构和集体行动举措等赢得了农民的认同。彭湃在组织过程中所感觉到的理论、干部和武装力量的缺乏,说明在中国,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只有深入组织民众,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社会态势,才能具备对传统中国进行革命性变革的先决条件。

重构资源总量控制框架:辩证法原则下的陕甘宁边区改革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政府面临着如何防御敌对势力、如何培育内部动力、如何确保革命方向的三重压力。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适应新的形势,以建构政治体制为主导,创造性地实施了将抗战动员、经济建设、社会改造融合在一起的社会改革方案,以不平衡辩证法思维重构了边区的资源总量控制框架,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绩效和程序合法性。这一治理创举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战的领导和对全国局势发展的把握。

“村治派”对近代中国乡村出路的理论思考

农村社会的衰败无序是近代中国问题的“灼点”。“村治派”认为,衰败无序的局面是民族文化精神丧失导致乡村社会组织解体的结果。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实行“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的乡村自治”。梁漱溟在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主张和米迪刚“中国社会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以“自力、礼俗、教化”为核心的对儒家伦理坚守与推崇的思想发展路径。该路径主张在原有中国伦理基础上增加“团体对份子、份子对团体”的义务观念,实践指向是把乡村组织具体办法确定为“村学、乡学”,意在涵养、启发公共意识,发挥公共空间作用,培育公共观念,养成民众组织能力,进而创生出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村级治理中革新力量与风俗的博弈——以翟城新政迎神赛会停办风潮为例

20世纪初的翟城新政迎神赛会停办风潮为改革与习惯的博弈增加了新解。在最初的翟城村治实践中,米迪刚过于强调“村人风气不开”,并努力消除这一障碍。此举侵犯了寄托在迎神赛会各个链条上的相关人员的利益,忽视了当地民众的信仰心理因素,挑战了既有文化网络和权威秩序,导致了全体村民的反对。米迪刚因此被迫离开翟城村。其后,翟城新政主导者米晓舟吸取教训,设立以村会为统领,以教育会、勤俭储蓄会、德业实践会等组织为基础的村级治理体系,建立了一套顾及各方利益且行之有效的法团主义的框架结构。基层社会改革必须使新事物进入民众生活并转化为切身利益,与民众生活合流才能破解旧文化网络的牵绊,渐进式地营造起一种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