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之后如何重启宏观史研究——从三种“大历史”谈起

人们通常所谓的"大历史"大致有History,macro-history和big history三种含义。这三种"大历史",不仅表露了人们试图从宏观上辨明历史运动方向以掌握人类命运的雄心,还深刻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历史思想的变迁以及历史研究范式的更嬗。自20世纪80年代始,世界史学开始文化转向,宏大叙事备受冷落,历史学进入小叙事时代。当历史学家瑟缩于后现代主义认识论的淫威而自罪似的躲避宏大叙事时,社会科学家及自然科学家却肩荷着大规模历史研究的旌旗高歌猛进。全球化重塑了世界结构,擅长结构研究的长时段宏观研究当仁不让地重新披挂上阵。极具革命性意义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宏观史的回归创造了条件。当前,亟须对我国史学界的宏观研究状况作一个评估,也亟须思考如何在"史学碎片化"的局面下重新启动宏观史研究。对应着全球化,史学的"整体地球时间"必然会要求扩展历史分析的画布,而在这幅扩展了的画布上,来自中国史学的"画师"将会如何挥毫泼墨,值得观察。

作为方法的柯文——在学术前沿地带刷新中国史

在中国当代史学史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可谓是一部指标性著作,人们常常将该书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与三十年来中国学术对主体性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它似乎是对近三十年由政学两界推动的中国学术从整体上往更具“中国性”方向转型的预言。柯文漫长的学术生涯涉及“基督教与中国”“王韬”“中国史研究范式”“义和团”“勾践故事”等诸多课题,这些课题都有一个突出特征,即带有极强的方法论意识。他总是站在学术前沿,以崭新的前沿理论和方法来刷新中国历史研究,这让他的研究总是带有鲜明的实验属性。柯文的治学告诉我们,要永远追求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异质整合”,以形成新的更高的基础性知识平台,在此基础上探索新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古史辨:现代中国史学的记忆之场

“记忆之场”这一概念由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创造。所谓“记忆之场”,诺拉并未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他只是用这个概念来指代那些有形的无形的今天仍在塑造人们记忆的纪念符号,但诺拉明确指出,“所有伟大的历史著作和史学作品”“所有重大事件和重要观念”都是记忆之场。确实,历史著作记录人类的过往,尤其是一些历史著作,在问世时曾经产生过翻江倒海、天崩地解的社会影响,凝结着时代的精华,它们本身就是最值得纪念的记忆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