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儒家伦理文明的再造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是一个连续文明体,传统儒家伦理文明为中华文明秩序奠定了价值根基,使得中华文明的性质和构成具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呼唤传统儒家伦理文明的再造,即通过对仁爱思想、中庸之道、五伦关系、天人合一、天下秩序等传统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与转化,挖掘其蕴涵的根源性伦理精神、总体性实践智慧、人际交往原则、生态伦理理念、全球伦理原则等具有当代意义的伦理资源,将其融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现代化进程中。

性善与正心:船山的气学工夫论

王船山的气学工夫论将作为气化流行之根据的“健顺之德”显现在自己的心中,从而有“恒志”之实现。“健顺之德”表现为人心的“知能之德”,是发现和践行“理”的能力,也是人的天道之性。心通过对“理”的发现和践行开辟出人道,从而有日生日成之性。天道向人道的转换,根植于人的健顺知能之德,而有性善之领会;有赖于心对理的发现和践行,而有正心之工夫。船山的气学工夫论不以超越的“理一”为目标,而是追求人道中的众理相续,实现了对宋明理学工夫论的突破。

论“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兼容之可能进路——以先秦儒家“报”伦理为视角

当代中国正处于“半陌生人社会”的形态之中,对此注重家庭伦理的儒家传统需要作出理论回应,以期能够调适“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的紧张关系。大要而言,作为“礼”之根本精神与思想渊薮的“仁义”可以充当整合“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的理论框架:体现“理”并被要求“合于众适”的“义”能够接榫“个人主义”,从而与源发于血缘关系、维系家庭伦理的“仁”(“亲亲”)相反相成,建构面向未来的“礼”即社会秩序。不过,儒家传统“义”的内涵主要是等级制度下的“贵贵尊尊”,与现代权利个体的平等、公正诉求相左,必须予以重构。对此“报”伦理(尤其是“以怨报怨”)适足以作为重构的理论基点与价值基础:一方面,前道德的“以怨报怨”可以促进“对等”甚至是“平等”观念的生成,从而引入“他者”视角,校正儒家传统对道德主体性的偏重而伸张“主体间性”;另一方面,“以怨报怨”所蕴含的“互换性”要求可以作为衡定既有的或未来生成的道德规范、社会制度之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规尺与准绳。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念与伦理规范正处于多元冲突与整合之中,“报”伦理所蕴含的“平等性”与“互换性”可以补充儒家“金律”之不足,并为伦理调适与秩序重建提供内生动力。

意志自由与社会正义:孟子“可欲之谓善”命题阐释

孟子“可欲之谓善”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命题,它揭示了意欲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揭示了意志自由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关系“。欲”意味着自由意志,但主观的意志自由并不等于客观的社会自由,前者需要在实际的意志行为中才能实现。而“可”则确定了实现意志自由的条件,即符合社会正义。为此,意志行为必须遵守社会规范,即“礼”。但实际上,既有的社会规范未必是正义的。当社会规范正义时,遵守这种规范是“可欲”的道德行为,否则必将引发意欲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自由意志无从实现;但当社会规范不正义时,拒斥或废除这种不正义的规范而选择或建立正义的规范才是自由意志的体现,也才是“可欲”的道德行为,否则就是“同流合污”的“乡原”。重建规范的价值根据乃是正义原则,即“义”;而正义原则的内涵是博爱的精神,即“仁”。但是“仁义”并不意味着否定私欲,因为私欲也是一种自由意志,而社会正义的主旨正是为了处理自由意志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如此,公域的社会规范建构恰恰出自私欲的“推扩”,即意志行为超越私域的“差等之爱”而诉诸公域的“一体之仁”,亦即在“仁义”的“推扩”中从而在正义的社会规范中实现意志自由。

分配正义的儒家方案:荀子基于道德的分配正义理论评议

分配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诉求,儒家也不例外。相较而言,儒家分配正义理论的特点在于强调以德性修养参与分配,而荀子则将这一制度化构想发展至巅峰,构建了一个融道德修养、政治层级分布与益品分配于一体的差等分配体系,道德(礼义)在其中作为主要的分配要素决定人在等级秩序中的位次及权益。荀子视此为“至平”的分配方案,原因在于:所有人在道德基础上是平等的且道德修养完全取决于“心”的抉择,因而机会均等,从而能够突破丛林社会以蛮力定尊卑与传统社会以血缘、出身决定等级地位的弊端。其理论优势包括:差等秩序能够有效克服“好逸恶劳”的性恶趋向,使物质生产与人的欲望相持而长;职位向所有人开放并关照弱势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规避权力被滥用的风险,等等。当然,在现代视域下,其不足也所在多有,比如道德水准的难以衡量、道德状况与其社会效应之间的脱节、道德发用上“爱有等差”对社会公平的冲击、在“正义的实现”上对资源的补偿性配置的匮乏、政治职位稀缺性对全民道德化的制约以及事实上形成的对道德及价值多元论的压制与否定等。

命运:孔子的一个隐性关切——以“与命与仁”及“性与天道”章的诠释为中心

作为孔子关注点之一的命运之所以是隐性的,一方面缘于孔子对其未曾明确提及,另一方面则由于后学对于《论语》中之“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和“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二章的误读。事实上,“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涉及“利”与“命”、“利”与“仁”的关系,即利是否可求、对行“仁”该秉持什么样态度的问题;“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则涉及“性”与“天道”或“天命”的关系,即性的来源问题及修身养性与其人生遭遇之间的张力问题,其核心均是对命运的关切。命运是不受人所左右的外在力量,而正因意识到德性修养与人生境遇之间的疏离与落差,儒家才格外强调人的道德自主性并以之作为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所在。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与“古史辨运动”

在中国近代古史学上,“疑古派”与“考古派”虽然在研究目的与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二者之间的学术关联。作为“考古派”的开山大师,王国维向来对“疑古派”及“古史辨运动”持批评态度,主张“与其打倒什么,不如建立什么”。不过,心理事实不等于历史事实,其苦心孤诣取得的诸多考古研究成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汉代文字考》、《桐乡徐氏印谱序》等,均被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拿来”论证了自家的“疑古”之说。因此,王国维可被视为“古史辨运动”中无法忽视的一位“被动参与者”。这一学术事实的考定,可为相关学术研究工作提供若干思考和启迪。

“致知”与“无知”的和鸣:儒道知识论的实践智慧之维

实践智慧作为实践的理智德性,代表的是一种拥有实践知识的实践推理能力,其目的是引导行动主体选择一种值得过的美好生活。儒家“致知”论和道家“无知”论所关涉的知识形态是实践知识,其知识论中的实践智慧之维内在地含蕴了对人类生活实践的整体认知。儒家“致知”论所关注的是如何在变动不居的现实情境中增进主体的实践智慧,以便更好地处理伦理—政治方面的实践事务。道家“无知”论所关注的是如何消解知识理性对人的本真生活的消极影响,以达致“体道”的“真知”为境界指向。儒道两家在知识论上的实践智慧维度,彰显了中国哲学的一个根本特质,即它是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实践哲学。

“心易”说的发展与完成——从杨简到刘宗周

对“一”的领会和践行构成了“心易”说的核心,也是从杨简到王阳明、刘宗周的易学哲学之特色。杨简认为“易”中万象与心的活动同属于“一气”,因而“心”与“易”基于“能动”而为“一”,也就是“直心”。但是,这样获得的“一”未能说明“心”与“物”的关系,也未能澄清工夫之根据。因此,王阳明通过心物的显隐关系和良知体用论,既澄清了“心”与“易”(物)的同体而显,也指明了工夫的途径,弥补了“直心”在应物之用上的缺陷。刘宗周通过心对“易象”的筹划作用阐明了“易”何以为“心易”,也通过“心极”阐明了“心”与“易”何以为“一”。王阳明和刘宗周将“一”把握为基于“生理”而赢获的“易”之整体,实现了“心易”说的发展和完成。

存在论、根据律与体用论的形而上学

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固定了的解释,试图从最高的和最普遍的根据去把握存在者,这种把握决定了何物能够作为世内存在者显现,即从“存在”(是,being)决定了何物之实存(exist)。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把握只是存在之理解的一条路径,因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可能。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建构性的体系,更是一种可能的对物之理解和把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