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卷”看《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既在整体上"成一家之言",又保持了各分卷的编纂特色,创造了集体纂修大型通史的成功典范,是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其中,"先秦卷"遵循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突出中国特色的编纂原则,从上古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见解;创造性地运用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体配合的"新综合体",描绘出上古史的全貌;大力弘扬史学的"求真"传统,借助考古学知识,贯彻"二重证据法",成功"再现"了客观的上古史;勇于探索史学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结合,在文字表述上反复锤炼,形成特色鲜明的历史叙事风格。

试论明代的巡检司

巡检司作为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构,驻扎乡间,接触民众,具有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和稳定的职能。为实现这一目的,明王朝便在农民起义多发区及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密度较大的地区大量设置。但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由于监管制度的缺位以及没有根据情况的变化对一些地区巡检司的布局进行适时、合理的调整,最终导致该机构职能的偏离和弱化,引发了明政府对基层社会的部分失控。

民国时期国史馆的变迁

民国时期,国史馆设立与发展经历了曲折过程,以1917、1927、1937、1946年为节点,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在设馆理念、史馆地位、组织系统、职责范围、人员构成等方面均呈现不同时代特征,其间更交织着中西、新旧史学理念的碰撞和官、私史学的互动。国史馆虽在史料搜集、纂辑等方面做出不小贡献,但整体上成绩不彰,未能编纂出一部形制完整的民国史,充分折射出官方史学的衰颓。这主要是因为,以现代知识生产为依托的史学学科体系的逐步确立,使得以大学为中心的私家史学成为中国史学的主体,官方史学则被迅速边缘化,而时局的动荡、政治的干预以及经费的不足等也严重制约了其发展。

《桃花扇》中的《周易》文化

《桃花扇》的构思受到《周易》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从孔尚任特意写成的《桃花扇纲领》的表白中就可以看出。但鲜有论者对此给予充分重视,甚至不以为然。从《周易》的假象见义、"中正"思想、名小旨大、审微思想、阴阳对举等五个方面分别考察《桃花扇》的人物设置、道德评价、不奇而奇的构思、强烈的忧患意识、独创的天然对待法的影响,可揭示孔尚任借阐发《周易》之义理达到"有益于经济,有益于人心"的用世苦心。

清初私家修史成就举要--论《明季南、北略》的史学价值

清初史家计六奇所著《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是反映明清之际历史时势的两部重要史著。其丰富的史料内容,多体裁综合运用的编撰特点,以及鲜明的史论特色,对于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考察同时期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趋势,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试论唐代后期宦官集团对中枢决策权的攫取

自安史之乱,宦官集团以掌控兵权为契机,逐渐插手中枢决策,手段多种多样。至德宗、宪宗之际(779-820),宦官集团成功进入国家中枢决策的核心。宦官集团对中枢决策权的攫取,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是唐后期中书门下体制发展过程中官制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济南经济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初探

本文分析出济南经济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内部条块分割严重、新旧管理体制间的冲突锐化,并针对问题提出改革的构想与建议:创新管理体制、推动区际联、转变政府职能。

书法书卷气近年研究述评

书卷气是书法理论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对象。1990年以来对它的研究集中在来源出处及其产生背景、养成方法与途径、表现形式与特征、理论界定与阐释等方面。这些研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成果,某些方面也存在一些分歧,在理论表述上还有模糊混乱之处,反映出当代书法批评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色和问题。

叶海卡·德洛尔的政策顾问理论及其对我国政策咨询体系构架的启示

"统治者"既是德洛尔对于古今统治者的一个通用称呼,又是与"现代政策顾问"相对的一个概念和系统。德洛尔强调统治者与顾问之间的依存关系,从统治的基本辩证逻辑与政策顾问的功能出发,运用结构与功能的方法,分析了"统治者——顾问"二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揭示了政策顾问在发挥其角色与功能时所面临的种种矛盾与困境,并对解决这些困境提出了重新设计的独到见解。我们可以借鉴德洛尔的政策顾问理论,构建中国特色的政策咨询体系。

皇权继承危机与魏晋政治格局之形成

魏晋时期王朝数度濒临皇帝乏嗣、国统绝继的皇权继承危机。皇位的继承方式和继承人选成为影响魏晋门阀政治格局的关键。当异姓政治势力无法推翻、取代旧姓王朝时,皇统按照血缘的"家"的继承方式即兄弟相及、宗室子弟入继等嫡长子继承制的变通或变异方式继承;反之,当异姓势力强大到足以推翻、取代旧姓王朝时,皇权继承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称为"异姓间继承",即他姓通过所谓的"易姓革命",使他姓家系的人夺取帝权。魏晋时期二百年的历史进程,就在国统数度绝继中,或几经接续而继起,或在他姓篡夺、改姓易代的更迭中曲折前行。

“御史中执法”新释

“御史中执法”见于《汉书·高帝纪》。高帝十一年(前196年),刘邦发布求贤诏令(下称“求贤诏”),云:“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吿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酇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颜师古注:“晋灼曰:‘中执法,中丞也。,”(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1、72页)由于相关材料较少,历代史家对“御史中执法”为“御史中丞”几无异见。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一些论著对“中执法”的词义进行辨析,如《秦汉官制史稿》认为“举劾案章”(即监察)是御史中丞的主要职掌,“唯其在宫内、殿中执法,所以又叫中执法”(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60页)。

大灾之下众生相——黄河铜瓦厢改道后水患治理中的官、绅、民

黄河铜瓦厢改道后,清廷将新河道的治理任务推给了地方,这不但使得黄河治理由国家工程变成了地方工程,而且还促使黄河沿岸地区的传统权力结构体系发生了变化。在治理水患的过程中,官、绅、民等为了共同的利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合作,但由于其所处立场不同以及眼光长短有别,矛盾与冲突势所难免。士绅将其在官民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发挥到极致,利用这一"契机"强化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农民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加强了内部联系,增强了自身的力量。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传统权力体系在新的层面实现了统一。

西周时期的淮夷及相关族群

淮夷作为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族群,并非淮河流域的土著居民,而是经周公东征和齐、鲁分封后被迫南迁至淮河流域两岸的东夷分支。而与之相关的"南淮夷"主要是指西周中期遭受周人重创后,再次南迁至淮河南岸的淮夷分支,而所谓的"南夷"盖为南方之夷的总称,应涵概淮夷、南淮夷在内。

近代早期伦敦医疗界对鼠疫的应对

近代早期伦敦医疗界在应对和防治鼠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的医疗水平是鼠疫防治的关键,并直接决定社会对传染病的处理方式。在近代早期,医学在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是在鼠疫的临床治疗上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尽管如此,医疗界的各种表现仍然具有重要的影响。医疗界无论是积极应对,还是消极逃避,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医学的范畴,而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意义。

认同规则、核心组织与神庙网络--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吉隆坡安溪人社群的形塑途径

在吉隆坡福建省人当中,安溪人是这个社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19世纪末开始,以安溪县籍贯为认同依据,以雪兰莪安溪会馆为社群组织,以安邦南天宫、镇南庙、聚仙庙为基本信仰组织,在吉隆坡福建省人之内形成了安溪人的次生社群。这一次生社群的形塑过程,是福建省人内部籍贯认同的层级性的反映,对认识大马华人认同内部的层级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顾颉刚：现代《尚书》学的全面开创者

顾颉刚在求学与治学过程中认识到《尚书》对于古史研究的价值,因而对《尚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他的《尚书》研究有力地支持了他的古史研究("古史辨"),随着研究的深入又从中独立出来,形成《尚书》研究的专门学科。顾颉刚的《尚书》研究是彻底地整理《尚书》,弄清真相,为《尚书》学做一个总结。他以考据为主,综合了现代新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对《尚书》进行长达一生的考证与研究,以历史观念洗却了经学思想,既创造了新的注解体例,又探索出一系列的《尚书》研究的总体规划,建立了现代意义的《尚书》学。可以说,顾颉刚是现代《尚书》学的全面开创者。

新理念 新体系 新视野——评乔治忠著《中国史学史》

乔治忠先生著《中国史学史》具有多方面的学术创见。该著作对史学史认识论特点和学术体系深层特征的反思,充实并发展了史学史的学科理论;以新线索、新规律会通史学史,与同类著作相比呈现出全新面貌;以中西比较的学术视野,拓宽了史学史的研究领域;在重要史学问题上的系列新见,对学界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而本书中一些第一次提出的学术观点,有的论述过于简要,似有必要再作详细阐发。

城市清真寺现代功能的拓展 以济南市清真寺服务管理外来穆斯林为例

济南目前有穆斯林常住人口近11万人，市区清真寺25坊。近年来，来济南务工、经商、学习、旅游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高峰期超过10万人，主要以青海、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的穆斯林为主。山东省和济南市宗教工作部门紧紧围绕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社会和谐的工作目标，积极探索创新社会管理，

双冀创立高丽科举与朝鲜“小中华”思想的根基

唐宋之际,以双冀为代表的移民,对朝鲜半岛的文化发展、制度建设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藩镇豪族与契丹崛起是后周、高丽面临的共同问题,双冀身为后周幕府文吏,他的身世之谜和高丽之行是唐五代时期政治文化和东亚局势的一个缩影。受高丽人才政策吸引,他被光宗王昭留任翰林学士,创立科举,成为光宗振兴王权和高丽再造家国的功臣。科举制促成高丽人才兴盛和儒学传播,培养了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催生了中央集权体制,成为朝鲜王朝权力的重要起源,为"小中华"思想奠定了体制和文化根基。后世借着批判双冀创立的科举制来改革国家体制,对之批判越激烈,越能证明其对"小中华"思想和朝鲜王朝体制的基础性作用之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