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它是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点,是中国由分裂到统一的转折点,是中国社会政治由专制到逐步民主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由非法到合法的转折点。这一系列转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核心地位。

抗战后期建都之争

抗战后期 ,胜利在望之际 ,学者名流之间爆发了建都之争。论者从国防安全、经济建设、自然条件和历史遗产等方面出发 ,各自阐发战后建都的见解。论者主张可以建都的城市有成都、重庆、兰州、西安、长沙、武汉、洛阳、南京、济南、北平、长春等 ,但以主张建都北平、南京和西安者占绝对多数。虽然争论没有最终的结果 ,争论本身也没有能够影响政府建都的决策 ,但是它却反映了论者战时心态、建国理念、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以及如何利用传统历史资源等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时国人的普遍心态。

唐代刑部尚书的法学素养

唐代可考的127位刑部尚书中,没有一人出身于科举明法科。但是,未经受律学馆的专门教育,并不一定意味着该群体法学素养缺失或者低下。他们多出身于刑法世家,由于家学熏陶与环境影响,可以受到法学知识的长期浸润;仕途履历中又多曾在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等机构任职,经历司法实践历练,具备丰富的司法经验。对朝廷法典的制定和不断完善作出了实际贡献,并且不惜犯颜执法,为维护法典实施的严格公正竭尽全力。为官清正严明、秉公执法,具有良好的禀性操守和突出的任职表现。刑部尚书这一群体法学素养较高,表明唐代官员选任时对担任司法职务者的专业素养颇为重视。

论清末新政的败因

清末新政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一次重要的改革。然而 ,清末新政却失败了 ,清王朝也在改革中寿终正寝。本文从腐败的角度出发 ,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腐败是如何导致新政失败的。一、清廷一味坚持君主专制和皇族集权延误了新政破旧布新的时机 ;二、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削弱了中央政权的领导力 ;三、新政推行以来的贪污腐败制约了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

当自由遇到“生命”的时候

如果有人对你说，一个孕妇在美国不想生孩子就有可能面临牢狱之灾，你也许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按照常理，生不生孩子完全是自己的事，别人搭的哪门子茬？何况美国又号称是世界上最开放、最自由的国家!

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政府文化管理职能转变研究

文化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和发展，迅速改变着世界经济和文化的运行格局。现阶段我国政府文化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在全球化视：野下，我国政府必须对文化管理职能重新定位，进一步转变政府文化管理职能，完善社会主义文化管理体制。

农家负债与地权异动——以20世纪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村为中心

关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地权变化,学者大致有三种见解,即“集中说”、“分散说”和“现状说”。本文以抗战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六省农村为中心,以农家负债和地权异动为视角,从农户土地典押借贷比例,由土地典押借贷到丧失地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农户因土地典押借贷引起地权丧失的实况,中、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地权变化等方面,论证抗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处于集中时期。并且从地权异动的状况论证30年代前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地权集中具有普遍性、不剧烈性,从地权异动之后的土地流向论证土地兼并者的非农民性程度加强,从30年代前期地权变化在20世纪上半期中的地位,论证此次地权集中具有转折性。同时还对土地买卖与地权变化在农户通融资金中的意义进行分析,探讨30年代前期土地市场清淡对农家经济的影响,并由此说明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农村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

“治河即所以保漕”?——清代黄河治理的政治意蕴探析

清代高度重视黄河治理,不仅拨付巨额帑金,还置河督、设厅汛、创体制,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干预力度。以往研究多认为原因主要在于清承明制,"治河即所以保漕",而事实远不止此。不可否认,在以内河水运为先的时代,只要政治中心在北、经济中心在南这一格局不变,保障漕运即为治河的重要使命,何况清初黄河泛滥为患深重。但与此同时,在立足未稳、形势复杂的情况下,清帝还将治河纳入了建构政权合法性的战略工程之中,救灾捍患、廑念民生、祭拜大禹陵、封典河神以及探寻河源等,均为接续治统的重要考量。至清中期,尽管河难治官难选,河务问题重重,清帝仍积极探索,竭力"事河",其原因除了"保漕",尚有延续惯性、恪守祖宗"家法"的考虑。由此,作为清代最具雄心的工程之一,黄河治理不只是水利工程,更成为关涉甚重的国家政治工程,彰显着清代的政治文化传统。

高校公共安全突发事件成因分析及应对策略

高校校园中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给高校的公共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高校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测性、迅速扩散性、潜在威胁性以及后果严重性等特征。应对危害高校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首先必须树立"危机管理"的理念,按照以人为本、预防与应急并重、教育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加强高校公共安全的法律支撑、科技和资金支撑、人才支撑等方面的工作。

说“制诏御史”

"制诏御史"是西汉重要制书的常见起首语,引领着立法、布政和封授高官贵爵之诏。学界以往从御史大夫负责颁下诏令的角度解释"制诏御史",认为其"御史"二字是"御史大夫"的省文。综括传世文献和悬泉汉简来看,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制诏御史"之"御史",实际上是指"侍御史"。而"制诏御史"意指皇帝命令侍御史书记或抄录王言,并将其制成规范文书,反映的是诏令由皇帝自作,人臣负责"记王言"的制度。从性质上讲,"制诏御史"只是起到引领诏令的作用,其所以标明"御史",应该是要凸显侍御史在制书拟制过程中的作用。西汉时期,侍御史作为皇帝的近侍秘书,不仅负责拟制和玺封制书,而且拥有审核公卿奏疏之权,其权力和位望始终居于负责文书收发、传送的尚书之上。

拓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跨学科视野

张广智先生主编的6卷本《西方史学通史》的出版，标志着我国西方史学史研究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我认为，西方史学史学科要进一步发展，拓宽跨学科的视野并关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同其他学科相比，历史学具有更多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过去，几乎涵盖了人类社会以往的一切，可以说无所不包，无所不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清中后期两江总督与南河总督的责权关系探析

清代高度重视河工事务,起初命河道总督专门负责,两江总督及其他沿河地方督抚协办,而自乾隆时起,不断调整两江总督的角色,时而命其"兼管",将其权责置于河督之上,时而又改成"协同"。在如此反反复复中,两位总督的关系呈现复杂化态势,他们既基于共同利益进行协调与合作,更互相推诿甚至诋毁攻讦。透过这一过程可见,两江总督角色反复调整表面为应对河工事务日趋繁杂与艰巨之所需,实则意味着清帝管控能力下降,两位总督之间的矛盾与纷争则是他们在皇权衰弱所让渡的权利范围内各自寻求利益最大化。

欧美学界对公民投票制度的研究

欧美学界关于公民投票制度的研究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关系理论、公民投票对各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公民投票制度与代议制和民意表达及个人政治权力的关系等。这些研究大都从政治学与法学的视角出发,比较关注实证性问题,甚至仅仅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的。本文认为,从历史学角度研究公民投票制度,无论在欧美学界还是在我国都应得到加强。

“公民投票”概念辨析——以法国学界为例

Référendum的现代意义源自法国大革命的实践活动,而plébiscite在现代法语中的重新启用则反映了法兰西第一、第二帝国时期投票活动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référendum概念侧重公民投票活动的民主正当性,而plébiscite则强调这种投票行为中所存在的操纵民意等行为,二者之间构成了天然的对立关系。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开始质疑这一观点,认为理论界武断地启用了plébiscite一词,并不顾史实地虚构了它和référendum之间的对立。究其原因,这一切只是为了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的。本文认为,有关公民投票两个概念之间的对立关系是成立的,这一对立关系是由法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造成的。认真研究这些学者的讨论,有助于深入认识公民投票问题的复杂性,更准确地把握法国政治体制的某些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