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情感与生存——宗教哲学的方法论问题

本文是一篇关于哲学方法论的讨论。宗教哲学严格来说不是一门学科,它更多的是一种方法论,即为宗教研究提供一种哲学方法论。本文从语言分析开始,对语词赋义、句子结构分析、命题演算的生存意义等方面进行一种生存分析,提供一种分析宗教语言和符号的路径。简略来说,本文在讨论语言赋义时阐述了两种基本方法,即经验指称和情感指向;在句子结构分析时呈现了情态动词中的可能性问题及其真值分配问题,认为情感因素乃是真值分配的根据所在;而在命题演算的生存分析中,本文认为,命题演算其实是一种生存方式。

论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上帝设定——从《绝对视域中的康德宗教哲学》谈起

康德哲学中道德与宗教呈现为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一方面他强调,道德绝对不需要宗教;另一方面他认为,道德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如何看待上帝设定及其与道德的关系,是康德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的学者认同康德的前一个观点即道德不依赖宗教,但是质疑他设定上帝的合理性;有的学者认为康德既主张道德不以宗教为基础,又设定上帝存在,这两者都是理性的内在要求,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并不冲突。综观康德对于道德的各种表述我们看到,在康德哲学中道德并非不依赖宗教,因为康德实际上把由至善推出的上帝视为道德实现的前提条件;但是康德的上帝设定并非道德本身的必然要求,而是源于基督教文化对康德思想的影响。

寻找实在性:古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问题

古希腊人关于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从神话思维到经验思维的转变;从经验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转变;以及信仰思维对理性思维的挑战。在这几种思维方式中,思维者接触到了如下三种实在性:感觉实在性、理性实在性和信仰实在性。追踪希腊思想史的发展,我们发现,神话思维最后以残留的方式存在于信仰思维中,而经验思维、理性思维和信仰思维则始终保持了完整的形态,并继续存在于整个西方思想史中。实际上,它们的共存以及它们之间的张力乃是西方思想史发展的动力。这里,我们将简略地展示希腊哲学中的四种实在性,以及由此引导的四种思维方式,推进我们对希腊哲学发展线索的深入理解和把握。

权利政治与责任政治

2015年5月初,《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这组笔谈就是在当时发言基础上撰写的。萧功秦批评儒家过于乐观的人性论预设强化了道德建构主义思维,而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学人仍在继承这种"道德理想国"的乌托邦传统。方朝晖则指出,以性善论为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此外,西方历史上主张君主专制的学者多主张人性恶,而主张自由民主制度的学者则倾向于人性善。高全喜认为,就政治事务(即如何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制度)而言,性恶预设要比性善预设更有助于限制公权力私用;儒家有必要从人性论(特别是性善论)的一竿子到底的逻辑定式中走出来,自由主义则应当更加包容中国传统。这是儒学现代转型与自由主义进一步扎根当代中国的必由之路。谢文郁则提出权利政治(西方宪政)与责任政治(儒家仁政)的区分,指出:前者诉诸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其瓶颈在于难以驾驭不计社会后果的权利意识;后者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培养,但不明文规定哪怕已经得到公认的基本权利,权利难免以责任的名义遭到践踏。未来中国政治必须拥有充分而平衡的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

文明对话模式之争: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

普世价值文明转型模式和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对话模式。前者实际上是把西方文明的某些核心价值奉为普世价值,并要求弱势文明以此为标准进行改革和转型,最后融入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之中。这种对话模式容易引发文明间的外部对抗,妨碍对话各方深入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并掩盖自身的视觉盲点。后者则强调各文明在对话交流中反省自身原始责任意识,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在对照中揭示自身视觉盲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应该成为未来文明对话的主导模式。

王权困境:卢瑟福《法律与君王》的问题、思路和意义

卢瑟福的《法律与君王》以自卫理论为基础,激烈地攻击绝对王权观念和王位血缘继承制。该书出版后,在英国政治思想界,绝对王权观基本上失去了号召力。该书的全部立论其实乃是一种对圣经的独特解读。在卢瑟福和他对手之间的争论中,圣经是他们的共同引用文本。由于卢瑟福对圣经的解读具有深刻的生存力量,所以能够在英国思想界引起共鸣。深入理解卢瑟福的圣经解读可以帮助我们追踪思想史的发展动力。

斯宾诺莎的无神论问题:历史争论及其原因

“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是西方近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无论在斯宾诺莎生前还是在其身后都有许多人认为他是无神论者,但是斯宾诺莎生前坚决拒绝这一称谓。他不仅通过其哲学论证神的存在,论证人的最高幸福在于对神的理智的爱,还通过其生活方式来证明自己不是无神论者。通过考察批评者的观点、斯宾诺莎的著作以及无神论的含义,我们看到关于“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的争论,既源于人们对神与无神论所具有的不同观念,也源于他们对斯宾诺莎著作的不同解读。由于不同人心中神的观念可能不同,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也可能不同,人们对斯宾诺莎是否是无神论者仍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会不断促进人们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理解与研究。

论五四时期的“孝道悖论”

在"五四"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无情地抨击孝道,一方面又深情地躬行孝道,我们将此现象称为"孝道悖论"。孝道悖论以一种耐人寻味的方式呈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孝道问题上认识与实践的矛盾以及情感与理智的冲突。以新文化运动中三位有代表性的人物即鲁迅、胡适和傅斯年为例来考察这一现象,我们发现尽管他们非孝的理由很多,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他们因为在婚姻上尽孝(服从母亲之命)而非孝,深层原因则是出于孝心而非孝。他们未能将某些具体行孝规定与源自内心的孝意识和孝义务加以明确的区分,这是导致孝道悖论的重要原因。孝道悖论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孝的不可否定性。

走向人神的本主:大理白族地区的精神信仰

本主崇拜是大理白族极具特色的信仰形态,深刻地影响着大理白族民众的日常生活。若从时间上看,在唐南诏国时期已经有了本主崇拜观念及其信仰形态,而到宋元大理国时期则有了成熟而典型的本主信仰形态,到了明朝初期则再发展成白族普遍性的本主信仰体系。若从宗教学视角看,本主信仰表现出强烈的人神崇拜属性:从异质性的他者到人的道德圆成者,再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本主身上所呈现的人的属性越来越强,其作为核心的特质也越来越突出。大理白族地区围绕本主建构的人神崇拜,拉近了人与神灵之间的距离,从而围绕本主庙形成了一个互动性的村落生存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