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图书馆东亚区域研究文献保障情况统计与分析——以山东大学东亚关系史研究为例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已经引起了国内和中国周边国家、地区乃至全世界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共鸣。学者发表的区域研究相关成果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智慧基础。文章选取山东大学东亚关系研究为例,采取指定样本调研方法,以截止到2013年9月底之前和2019年12月底之前两个时间段,抽取山东大学学者正式发表的有关东亚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成果,统计分析其参考文献中涉及日本、韩国的文献。此外,还统计分析了我国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的文献。对比揭示我国高校图书馆对东亚区域研究文献的保障状况,分析用户需求,提出了各级各类机构对区域研究文献的保障对策。本篇为第一个时间段的研究成果。

美国汉学家宋贤德《聊斋志异》全英译本序言系列译文(一)

在《聊斋志异》西传史上,2014年可以称之为一个标志性的年度。积数年之功,美国圣劳伦斯大学'Frank P. Piskor'英文教授宋贤德(Sidney L. Sondergard)皇皇六卷本的《聊斋志异》(Strange Tales from Liaozhai)全英译本最终全部由耆那出版公司(Jain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发行。这是迄今为止,在英语世界出现的第一部《聊斋志异》全译本。

拓展与整合:中国文化外译研究发展趋势的四重思考

中华古文献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就中国文化在非汉字文化圈内的传播而言,古文献的翻译至为关键。鉴于目前外译研究的现状,有四个问题应进一步加以商榷。首先,中华文化外译研究应拓展外延,不仅考虑典籍,更应将整个中华古文献的外译纳入研究视野;第二,中华文化外译主体的问题,汉学家译者无法在非中国的“话语真空”中进行,应考虑到中华古文献自身的生成特点,其中隐含着“潜对话的他者”,鼓励中外学者百花齐放;第三,在中国文化外译的研究路径上,应突破套用西方翻译理论的窠臼,开展汉学与国学间的双向阐释与建构,考察译本与其衍生品在海外的接受与影响;最后,善待汉学家译者的翻译成果,以平等的学术对话而非苛责批评的方式,建构起中国文化外译的中外学术与情感共同体。中外合作,方能推动中国文化的外译和不同文明间的互鉴与交流。

美国汉学家宋贤德《聊斋志异》全英译本序言系列译文（二）

美国汉学家宋贤德教授在其《聊斋志异》全英译本的第二篇序言中,着重探讨了狐仙题材故事,认为狐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其中蕴含了蒲松龄的道德教化与社会批判。宋贤德的这一观点为我们全面把握西方汉学界关于《聊斋志异》的评论与界认,提供了重要的认知维度。

俄藏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成绩和不足

俄罗斯是中国古籍的收藏大国,但这些书籍长期以来没能得到很好的整理和编目,需要中俄两国文献工作者携手解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汉学在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方面有新的变化和成就,出版了一批体现大国学术风采的著作。研究选题、观察视角、评价标准和研究方法发生了转变,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新成果。尽管如此,当前俄罗斯的中国古典文学和文献研究还存在缺憾和不足,尤其是选材失当,评价失误,可能造成海外读者对中华文化的误解。中国文学工作者有责任予以辨析和纠谬,维护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真实形象。

齐国稷下学宫的兴与衰

稷下学宫是战国中后期诸子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举贤而上功"的人才政策、繁荣的城市经济、战国政治格局等因素,是稷下学宫诞生于齐国的必要基础。稷下学宫吸引了各诸侯国的贤士纷纷奔赴齐国,使其成为关东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虽然稷下学宫因齐国的灭亡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但它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始终值得重视。

在“美国中国学”之外:再论海外中国学的范式问题

就海外中国学的范式而言,二战后费正清所倡导建立的美国中国学并非是唯一表征。从长时段来看,在传统汉学的发生期以及后来的演进中,已经呈现出中国学的某些特点。从地域上来说,20世纪初期的苏俄以及日本,已更为集中地出现了美国中国学的范式特征。突破对“美国中国学”的中心主义思维,将海外中国学与传统汉学的发展置于历史长时段、世界多国度与多元文化的坐标系下,方可更为有效地考察两种范式各自的特点、嬗变的动因与未来的发展趋向。

敦煌《孝经注》残卷的文献价值

在宋前的《孝经》学史中,郑氏注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但宋代之后,郑注本亡佚,治《孝经》者已无从探讨其得失。清季皮锡瑞所撰《孝经郑注疏》,是前代郑注研究的典范,但其所疏文本来自辑佚,故并非郑注原本。所幸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唐写本郑氏《孝经注》残卷九种,既为重新认识郑注本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也可以用之检验以皮锡瑞《孝经郑注疏》为代表的前代郑注本研究的得失。通过对比研究,可发现敦煌《孝经注》残卷在还原郑注的错简、辨析误辑的郑注和验证前贤对注文的校勘这三个方面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传世文献又能反哺敦煌本《孝经注》,为其进一步完善提供文献材料。

《韩诗》辑佚史视角下的《韩诗遗说考》

闽籍学者陈寿祺、陈乔枞父子是清代中后期杰出的经学家,由父子合撰而成的《三家诗遗说考》在清代三家《诗》学的研究中号称典范。取该书中的《韩诗遗说考》作为研究样本,置之于清代《韩诗》辑佚史中,可以深入观察陈氏父子在《韩诗》研究方面带来的新开拓;但另一方面,通过细致分析,亦可发现陈氏父子对《韩诗》进行辑佚的若干方法还存在问题。只有深入挖掘《韩诗遗说考》的得失,才能更加客观地评价陈氏父子的《韩诗》研究成就。

和刻本《诸葛孔明异传兵法注解评林》的文献价值

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藏和刻本《诸葛孔明异传兵法注解评林》是珍贵的域外汉籍,也是该书在日本的最早刻本。《评林》在中土亡佚已久,幸因日本有和刻本传世,方使其免于亡佚。通过对《评林》的内容加以研究,可以发现此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以《评林》收录的宋代文献为样本,可以发现它们在补录作品、保存原貌和校勘异文等方面皆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这对《评林》所具备的文献价值进行了具体而微的展示。但由于该书在中国流通不多,故其所具备的上述文献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学界重视,本文结合具体例证,介绍了《评林》在宋代文献研究方面的价值。

日藏明成化《处州府志》文献价值考述

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郭忠、刘宣纂修的《处州府志》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国内虽有收藏,但俱为残本,故其整体价值尚未被有效利用。幸运的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该书之全帙,通读全书,可以发现该书不仅对处州府(今浙江省丽水市)的相关情况作了详尽介绍,还保留了数十篇《全宋文》《全元文》漏收的宋元文章。以这些佚文为考察中心,可以探讨日藏明成化《处州府志》的文献价值。

《宋代序跋全编》补遗十三则

利用域外汉籍、稀见刻本等资料,对《宋代序跋全编》进行增订,既可以补充已收录作者的佚文,也可以补充未收录作者的作品。笔者提供13篇失收的宋人序跋,以期对总集补遗和丰富宋代作家阵营尽绵薄之力。

碑志文献与方志著作中的辽金佚诗

辽金二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汉文学的创作也呈现出繁盛的面貌。就两朝诗歌的辑录而言,阎凤梧、康金声主编的《全辽金诗》是较为完备的著作。但还有一定数量的辽金诗歌仅保存在碑志文献与方志著作中,并没有收录进《全辽金诗》。为使辽、金诗歌的辑录更加完备,兹对碑志文献与方志著作所保存的溢出《全辽金诗》的26首辽、金诗歌进行补遗。

《全宋文》失收作家佚文辑补八则

曾枣庄、刘琳先生主编的《全宋文》是目前收录两宋单篇文献最齐备的断代文学总集,但仍有少数宋代作家未被《全宋文》著录。他们的作品往往保存在较为稀见的地方志和金石文献中,也有部分见于佛教经籍。毫无疑问,这些作家都亲自参与了宋代散文的创作史,其作品是宋文的组成部分。现就读书所得,对《全宋文》失收的八位作家之佚文进行辑补,为提升宋文辑录的完整性提供微薄的参考。

日藏《成化处州府志》所载宋佚序的文献价值

曾枣庄主编的《宋代序跋全编》是目前可见的收录宋代序跋作品最完备的文学总集。但由于宋代文化繁盛,著述众多,文学界为不同著述所撰写的序跋作品也极为丰富,因此辑录有宋一代的序跋作品,很难做到毫无挂漏。利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成化处州府志》可以对《宋代序跋全编》进行增订,既可以补充已收录作家的佚文,也可以补充未收录的作家的作品,这无论对总集补遗,还是对丰富宋代作家阵营,皆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些佚序对于学界研究宋代处州地区的方志修纂史也颇有助益。

《聊斋志异》西传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再探

19世纪来华西士建构了聊斋西传最初的评论与迻译谱系,但在聊斋西传、"王渔洋千金市书"等聊斋研究争议性问题上,国内学界对此的探讨尚存争议或阐发不足。依据西人英文研究文献,本文试细加以推说,得出如下结论:聊斋西传第一人当属德国传教士郭实猎(Charles Gützlaff,1803—1851),王渔洋并未"千金市聊斋一书",而是重金求得加以评骘而还之。

作为女性与戏剧表演者的邝如丝与其《聊斋志异》英译

澳籍华裔汉学家邝如丝，兼具女性与戏剧表演者的独特身份，厥有聊斋节译本《中国鬼怪爱情故事》。“女性”与“戏剧表演者”的译者身份引致了其聊斋英译本不同于其他译家的别样之处。以译者身份为观照点，辅以比较的视野，细察邝如丝对译本选目，异史氏评论话语，故事中的爱欲书写、人物对话以及若干情节等内容的操控及其所产生的翻译效果，藉此揭橥邝如丝聊斋节译本的鲜明特征与后续影响。

杨联陞、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

1954年,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图1)的第一卷《导论》,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多卷本的著作,上迄中国上古时期,下至明清之交欧洲传教士来华,涉及科学思想史、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众多中国科技门类,又加之是出自外国学者之手,可谓是史无前例.故而《导论》卷甫一出版便引发了海内外学界的瞩目和评论。

發刊詞

書籍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階梯,中國古代典籍是中華傳統文明的重要載體。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爲我們留下了豐富的典籍。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居於主體地位的是漢文典籍。它既包括用上古漢語書面語即文言文寫成的典籍,也包括用古白話和現代漢語寫成的典籍。《中國叢書綜録》所著録的38891種古代典籍,以及《中國古籍總目》所著録的約187000種古代典籍,都是以漢語書寫的古代典籍。然而,這近20萬種古代漢語典籍,尚不包括國外圖書館與研究機構所藏的中國古代典籍。

《韩诗外传》与汉初的养生思想

《韩诗外传》是汉代今文经学的代表作之一,它虽然是围绕《诗经》而编撰的著作,却有部分篇章表述了值得注意的养生思想。这些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即提倡遵从自然、摒弃纵欲的"自养"观和贵"气"的慎养观。另外,在食疗与胎教两方面,该书也表达了相应的养生思想。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对《韩诗外传》的养生思想进行介绍,既可以深入讨论该书养生思想的渊源所在与影响所及,也可以更加完整系统地理解《韩诗外传》一书的性质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