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周刊与中国20世纪早期民俗研究

20世纪前半期 ,我国民俗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 ,是 1 91 8年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及方言调查会时期。这是我国民俗学的发轫时期。第二时期 ,是成立于 1 92 7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民俗学会时期。第三时期 ,是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影响之下 ,各地民俗学研究普遍发展时期。其中 ,以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最为重要 ,“因这是承上期而展下期的总枢纽” ,由该会编辑刊行的《民俗》周刊(后一度改为季刊 )则是这一时期民俗学研究的最主要阵地 ,其学术成就也属领先地位 ,并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白马之盟”与汉初政治模式的建立

从刘邦定陶即位,到平定异姓诸侯王,与大臣共立“白马之盟”,可视之为汉初政治模式的调整时期。这一时期,就其政治形势而言,刘氏皇朝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接受与军功集团分享政治权力,军功大臣又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和可能与刘氏进行政治合作和分享政权,这是汉初政治体制创立过程中的首要问题。“白马之盟”所定立的“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非有功不得侯”的政治原则,是刘邦与他的核心层军功大臣之间的一种政治契约。它一方面保证刘氏宗室的皇权以及分封同姓为王的特权;另一方面保证了军功大臣阶层可以因功封侯并在汉皇朝政治中的保持其政治支柱的地位;通过“白马之盟”建立的这种政治模式又是对古代分封政治传统的有限继承。若就其对整个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影响而言,“白马之盟”后确立的中央集权体制下郡国并行的政治模式,甚至可以说是为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确立了基本的范式。

居延汉简所见边军的服装配给与买卖

居延边塞戍卒的衣物,原则上是由戍卒原籍的地方政府负责配给并邮寄到戍卒所在地,不足部分由戍卒自理并可与官府配给之衣物一起邮寄。军官因享有俸金,衣物是需要自理的。因而,尽管一再严令戍卒不得私自买卖衣物,但边塞衣物的买卖现象却非常普遍,因此而发生经济纠纷的事例也颇为常见。

养士之风与汉初的豪族政治

汉初政治是郡国并行体制。汉初同姓王的分封原则 ,基本是一种西周宗法制度之下血缘分封原则的复兴。可以说汉初的政治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六国之政治传统。王国政治作为汉初政治的一元 ,使汉初政治无疑也具有了多元政治的雏形 ,养士之风的重新兴起 ,或许可以说是六国传统复兴的一项主要内容。汉初养士可大致分为诸侯王之养士、外戚大臣之养士和布衣豪杰之游侠养士三类。他们借养士而形成一股力量或以对抗中央、或以对抗政府 ,要么就是权力斗争和个人私怨斗争的工具。但这种情形总是与逐步加强的中央集权的潮流相逆的 ,所以到汉武帝以后 ,成为中央政府严厉打击的对象 ,因失去生存的环境而逐步衰竭。

无为而治下的汉初皇权

汉初的政治方针是陆贾所倡导之“无为而治”。总的说来 ,这种认识大体是正确的。说大体正确是因为无为而治的国策 ,并不是大汉建国伊始就已确立。事实上 ,刘邦建汉后一直到他去世 ,大汉的国策基本上是崇尚进取和有为的。到惠帝以后 ,女主称制 ,诸吕的兴起 ,曾一时破坏了刘邦晚年与大臣之间“白马之盟”的政治契约。随着诛诸吕 ,从文帝以后汉朝政治又回归“白马之盟”之后形成的政治框架 ,军功大臣集团力图维持这一政治模式 ,以巩固自身集团的政治利益 ,文帝、景帝也依赖这批军功大臣的支持维护和稳定皇权 ,双方在这样一种政治情势之下 ,达成某种的政治平衡 ,便有了无为而治国策的出笼。

汉武帝的豪强政策与地方豪族的士族化

汉武政权从政治、经济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豪族势力进行压抑、打击乃至杀伐。这一层可称之为堵 ;另一方面 ,通过文化与政治相结合 ,为豪族势力开放了一条进入政治的通道 ,这一层可称之为放。一堵一放 ,自然将豪族势力 ,从皇朝政治的对立面引入皇朝政权结构之中。豪族势力通过读书为士而入仕途 ,成为“士大夫” ,又通过经学传承 ,由累世经学而累世为官 ,经营家族势力 ,即 。

分财异居:两汉豪族之家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

豪族之家,指贵族、官僚和富豪之家。这种家庭往往是“门宗广大,姻亲众多”,但是,同居共财的大家族生活并不是这些豪族之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形态,东汉以后所谓“推财让弟”、“推财兄子”、“推财弟子”的记载比比皆是。正说明分财异居现象之普遍,真正同居共财者还是十分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