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电视剧审美形态的变迁

中国电视剧已然建立起一整套与电视传媒相适应的审美形态,即"与日常生活同质同构"的话语秩序和"分集叙事、长篇连续"的电视文类、"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三贴近"创作原则、"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和谐"的"三性统一"精神向度和"国家调控""艺术自律"与"市场调节"三个系统"冲突与共谋"的艺术生产范式。进入大数据时代以后,电视剧的审美形态势必进入新一轮的变迁,及时就其文本形态、审美范式等方面的变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电视剧艺术生产主体:在“孤立”到“集体”的路上

为了创作出独创性艺术作品,艺术家必须获得超越视角以洞察世界,久而久之,渐渐形成某种"孤立"的境界。中国电视剧艺术生产主体是由制片人、编剧、导演、演员等艺术家按照一定形式结构的集体。如此,电视剧艺术家被抛掷在一条"孤立"到"集体"的路上。在不同的体制和机制下,曾形成"编剧中心制"、"导演中心制"、"制片人中心制"、"明星中心制"等等组织形式,无论以谁为中心,其实质无非要确立一个"孤立"的中心。其实,艺术生产的"孤立"与"集体"并不矛盾,在"孤立"到"集体"的路上,个体应既是"孤立"的,又是"集体"的,"孤立"中有"碰撞","碰撞"后再"孤立",形成一种多元结构的"集体主体性"。

从“审美蕴藉”到“审美惊奇”——张艺谋电影的叙事形态分析

张艺谋的作品绝不重复自己,几乎找不到固定的创作模式和发展路径。但若以文化研究的开阔视野,运用结构主义叙事学分析方法去考察,还是可以窥探出张艺谋电影在营造空间、制造时间、塑造角色等方面形成的独特风格。以《英雄》为分水岭,张艺谋电影叙事呈现出前后两种不同的叙事形态。前期作品竭力反思个体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张扬个性的同时质疑传统,进行了表现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不同审美风格的探索,以其独特的民族性赢得了世界性荣誉;后期作品则一次又一次地向"奇观电影"发起探险,空间造型上极尽华美震撼,故事叙述上务求"曲、奇、险、悚",角色塑造上也追求复杂怪诞,创造了中国电影的票房奇迹。

《太阳开花》影片分析

从叙事时空来看，《太阳开花》堪称一场“叙事的挑战”：1968-1978……1988，那可是一段不能不令人刻骨铭心的蹉跎岁月。单就此题材来说，不仅需要一种审慎的态度，更需要高超的叙事技巧。作为一种大众艺术的电影，其生产与发行的审查制度是苛严的，诚如法国电影符号学叙事理论家梅茨所言，电影叙事的自由标准取决于“政治或道德的审查”和“体制的审查”两个层次。体制的审查包括制片单位为了商业性的需要所做的自我审查，即经济的审查，而政治和道德标准，与体制并无直接关系，但却是由导演的保守心态所塑造而成的一种无形束缚，导致他们不敢打开更宽广的题材。

在跟风复制中艰难创新——中国电视剧类型化生产刍议

如今，中国电视剧类型化、模式化生产已日臻成熟，常常是某部剧成功后，跟风复制之作立即冒了出来。有目共睹的是，我们的荧屏上充斥着落入俗套的故事、似曾相识的人物、千篇一律的情感。例如，《中国式离婚》、《结婚十年》等热播后，各类夫妻关系剧便接踵而至。《特殊使命》、《暗算》成功之后，跟风之作立即狂轰滥炸我们的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