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

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近年来,学界有一种消解近代文学的意向,极不利于全部中国文学史的深入研究和中国文学史学的建构。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学学习西方,以及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过程。因此,八十年的近代文学(18401919),既不是古代文学的继续和尾声,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前奏和背景,它有其独立的历史地位。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建构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列宁语),这些"新的东西"既为古代文学所无,又对现当代文学具有一定的影响。

边缘视界：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学视域--以废名的现代人文主义创作为例

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当众多的作家选择为历史车轮助力时,废名却以坚定的反进化论立场和反现代性叙事,铺展开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别样思考——现代人文主义视域下的中国历史与文化。这种与主流话语相对峙的边缘性姿态,使废名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被排斥被贬抑的地位,然而废名的意义或许正在这种对峙性的姿态中,当他孤独而执着地关注着时变与永恒时,他为世人留下的"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也就有了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丁聪40年前的新闻漫画“北京小事记”

在绝大多数内地读者看来，丁聪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这段时间里他的漫画创作是一个空白。但是，对一个香港读者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在1963～1964年间，丁聪曾与老报人龚之方合作，以“北京小事记”为名，在香港《文汇报》上开设专栏，连续发表了数百幅新闻漫画作品。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新闻性、时代性和纪实性的特点，为我们提供了20世纪60年代北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读者和专家们解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提供了许许多多丰富而形象的细节。

陈三立早期诗歌写作与晚清湘鄂诗坛

陈三立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之前的诗歌写作,可视为他诗歌写作的早期。同为长沙时期(1877 1889),最初二三年里,陈三立的诗歌写作更近"唐音";从《诗录》收诗的光绪六年(1880)起,此后几近十年间,陈三立在长沙追随王闿运,摹写汉魏六朝,尤其重视向晋宋诗人学习。进入武昌时期之后(18901895),即《诗录》收诗的最后五年,陈三立在张之洞、梁鼎芬等师友的影响下,转向对唐宋大家杜、韩、苏、黄等人的学习,呈现出"宋调"的风貌。此一转变,契合了陈三立的性情与才学,并得到黄遵宪的肯定。

一种叙述性诗学及其前景（纲要）

大陆新时期诗潮在走出朦胧诗式的隐喻、象征性修辞及思想范式之后，开始由意象经营转向语感和叙事，进而形成并建构了一种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广为流布的叙述性诗学及其风格。本文拟从修辞形态、思想方式及理论前景等几个层面对此给予全方位打量、观照，以期能获得一种深度理解、把握与阐释。

新诗文体转型论

功能决定结构，内容决定形式，文化传统中断促使诗歌文体转型。现代文化心理重塑诗人的艺术个性，文体观念的嬗变也导致新诗文体的建构与更新。没有新文化运动，就没有新诗的文体重塑。从文化更新到文体转型，存在着支配新诗文体演化的内在逻辑线索。

影视创作的价值失范:一种文化视角的批评

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当下大众文化集体狂欢的阵营里,影视剧充当了主要的角色,其所制造的文化景观,一方面最大程度的满足了大众的世俗欲望,另一方面又以其赤裸裸的商品化、时尚化、世俗化乃至媚俗化等负面价值蚕食着大众健康的心智。"二律背反"的哲学命题在这里得到了鲜明的体现。黑格尔曾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虽然我们无法改变时代对这一文化形态的选择,但却有责任对其引导和批评。本文揭示影视剧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不是否认其存在的合理性,而是揭示出它的某些不合理性,以促使它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文学复古与中晚明思想转型

在中晚明时期，标志着中国思想走向“前近代”的是阳明心学的发展流变。但思想并不全在思想家的理论里，文学艺术同样是思想的重要载体。与阳明心学一道发展嬗变的复古思想，同样负载着许多文人缓慢曲折地走向了个性解放之路。

走出传统文学史写作的困境

在回顾与总结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历史时，戴燕曾经说过一段弓人深思的话： 还原文学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正是本世纪大多数文学史家的信念和心愿，人们不仅相信有过一个实存的文学历史，还主张通过精心的“考古”手段，用文学史的形式将它客观地再现出来。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者们渐渐酝酿出了他们理想的叙事方式，他们不断地用历史来解释文学的存在，

魏晋南朝志怪小说中的孔子形象

魏晋南朝志怪小说中的孔子形象既有保持本色的一面,也有濡染新风而变异的一面,具体表现为四个主要特点:保持了一个儒者的本色、流露了隐逸的思想情趣、保持了两汉圣人感应天意和先知先觉的神异光环、被从民间百姓的视角还原为平凡的人。其原因主要与这类志怪小说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玄学庄风、两汉谶纬迷信之风的影响分不开,也是小说这种特殊文体规范的结果;此外,还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

出土文物与屈原创作的认定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屈原主要是以他辉煌的楚辞作品名垂千古的。然而，学术界对于刘向所辑的屈原的25篇作品并不完全相信，甚至连屈原的代表作《离骚》都被人怀疑。这直接影响到对屈原真实性及其文学地位的把握。因此，在对屈原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屈原创作的认定。几千年来，由于第一手资料的匮乏，这一问题一直困扰着楚辞研究者，

玄学的言意之辨对陶渊明的影响

“言意之辨”是魏晋玄学最受关注的基本论题之一。“言意之辨”之所以成为魏晋玄学的重要论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它与玄学的“本末有无”问题密切相关。王弼认为“无”乃万物之本源和本体，而“有”（万物）则是本体的体现和化生，并因此提倡崇本息末，重视形而上之道，而轻视形而下之器，认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第40章注）。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陈三立保定之行一节之疏证

关于陈三立光绪三十二年(1906)保定之行,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所记从细节到大要,都颇有讹误之处,不可尽信。如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开复在光绪三十一年而非二十九年;袁世凯主张立宪之隐情非仅陈三立一人窥得,而是路人皆知;并非袁世凯主动邀请陈三立,推荐者乃毛庆蕃;等。尤其是陈三立对于立宪的态度,陈寅恪也出现了误判。本文结合相关史料予以辨正,以期近真。

经典人类学与现代人类学思维范式之同异——关于审美文化人类学的学理基础的研讨

审美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崛起是近些年中国当代美学／文艺学领域出现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态势。从学术背景上讲，这一方面无疑是中国当代美学于世纪交替之际所表现出来的从本质主义的理论建构向艺术存在、审美文化研究转型的一大表征，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类学特有的学术功能和思维范式适应了美学／文艺学这一学术转型的内在需要，它实际上构成了当今中国审美文化人类学研究之所以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的学理基础。

《离骚》代言及其三歌考察

《离骚》历来被视为屈原所作的自叙体的长篇抒情诗，然而其中的抒情主人公性别、所用的隐喻和象征，却都给人以分裂之感，极难作出统一的解释。这就需要我们打破固有思维，重新考察《离骚》的形成和构思。根据巫觋歌舞表演活动的特点，结合对《九歌》等楚辞作品的研究，笔者得出的结论是，《离骚》乃是屈原借鉴巫歌形式所创作的三首歌曲组成的独白式代言体弦歌，抒情主人公分别由不同的角色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