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寨地权习惯法的演进及其现实意义探析——基于滇中北部地区武定县S村的考察

武定S村为古老的彝族村落,对家庭承包的集体土地和村公共用地的使用权习惯规则,是其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土地权利习惯规则,既有彝族传统习惯法的影响,又具鲜明的区域特点,对周边地区其他民族的土地利用习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碰撞、借鉴与融合中,其传统的土地权利习惯规则历经发展与变迁,仍然保留了一些较有特色的习惯。通过总结这些土地使用的习惯内涵与特点,探讨其对国家法律的补充功能,对促进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加快建设和发展社会法学科

推进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转型,完善社会弱势群体保护制度,推动慈善志愿服务制度发展,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促进社会治理创新与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建设,需要深化社会法学理论研究,加快建设和发展社会法学学科。而新世纪初起始的社会建设的广泛实践,随后的社会权入宪与社会立法、执法和司法跟进,尤其是社会治理创新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治社会建设,促使法学多个学科的学者共同关注超越传统公法私法的新法治领域,拓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这一传统社会法领域,形成了一大批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成果,并融入社会法学教学和社会法治实践,这无疑为社会法学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储备了社会法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条件。明确社会法学学科定位,汇聚社会法学研究力量,提升社会法学理论品格,创新社会法学理论体系,加快建设和发展社会法学学科,对于完善我国法治理论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法治、大国意识与中国法学的路向

本世纪以来,法学得到中国诸多文科学者的空前关注。这是中国学人“大国意识”的自觉反映。中国要进入世界交往秩序中的大国行列,就必须在国际法律的制定中表达自己更多的主张,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当代中国法学,寻求法学世界结构中的自我。中国法学的路向是多元发展和重点突破。中国法学的多元发展已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中国法学的重点突破则在于规范法学的努力,即寻求“法律的内部知识”——法律概念、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法律规范的实践指向和法律方法的知识。

中国法学教育3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法学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法学教育的恢复期、法学教育的扩张期和法学教育的探索期。当前,传统的法学教育方法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存在脱节现象,法律硕士的教育投入还不足。中国的法学教育应改革传统的教育方法,回应社会需求;改革司法考试,将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衔接起来;调整法学专业设置,压缩法学的教育规模。

论网络法学教育在我国的发展

网络法学教育是利用Internet开展法学教学活动的现代远程教育。在外国 ,网络法学教育已经得到蓬勃发展 ,我国的网络法学教育尚处于起步阶段。网络法学教育具有广泛的资源共享、开放化的生源体系、崭新的教学模式、多样化的教材、低廉的学费等特点。但网络法学教育在基础设施、课件制作、师资队伍、教学质量监控和管理模式、文凭效力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完善我国网络法学教育 ,不宜盲目扩大试点高校 ,而应使学习材料符合网络的特点 ,采用网上网下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并建立质量评估体系。

中国人权法学研究的非均衡性与游离性——以2012年研究成果为分析基础

中国人权法学研究历经多年理论努力和实践拓展,在研究范式上以对策—建议型讨论居多,在研究选题上以部门法中具体权利研究居多,在研究侧重上以国际性经验借鉴居多。这一研究特点一直没有较大的改观,人权基本原理建构和国情关注不足的缺憾仍然存在。因此,人权法原理和具体性探讨的互补以及国际化与中国化相结合的策略应成为人权法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公立大学治理变革中几组关系的平衡与侧重

目前学术界关于构建现代公立大学制度、优化大学治理结构的探索方兴未艾,其核心问题是大学内外部多重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因此,在平衡党政领导和学校自治的关系时,要更加侧重学校办学自主权的保障和落实;寻求"象牙塔"式教育与关注服务社会之间的适度平衡,同时更要侧重构建大学与社会、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坚持内部民主与集中的适度平衡,同时侧重于大学民主治理要素的增强和落实;在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时,更加侧重学术自由的保障;坚持师生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同时更加侧重对师生权益的保护。

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利益制衡研究

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日益减弱的今天,股东的权利不被重视似乎是普遍现象;另一方面,中小股东对出席股东大会主张自己的权利也逐渐失去信心和积极性,股东大会似乎正逐步沧落为一种摆投。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的股东大会与公司其他权力机关的制衡关系,特别是股东大会与日益膨胀的董事会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本文将从股东和股东大会的权力定位、董事和董事会的权力定位及股东大会与董事会的制衡几方面展开论证与研究。

现实主义法学批判

现实主义法学是一种源于欧美的法学智识运动,其上承法社会学、目的法学,下接法解释学和后现代法学。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对现实主义法学进行一个相对全面的分析、批判,才能更好地把握当今学界的各种法学理论。

火车票实名制的冷思考——以行政法学中的比例原则为视角

火车票实名制作为铁路运输部门规范火车票市场的重要制度,有着特定的产生背景。对之进行实证分析,不难发现它在打击倒票贩票行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民的乘车权利,保证形式公平;加强社会治安管理等诸方面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与此同时,其消极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比例原则是公法领域尤其是行政法学中的软化剂和霸王条款,在厘清比例原则的内涵和运行机理的基础上,以该原则来审视之,该制度在我国现阶段仍不宜作为一项常设性的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被推广和采用。

党内法规的法学分析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要将党内法规纳入国家法治体系当中,再次将"党内法规"推入公众的视野,并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从宪法学视角来对党内法规进行多层次的剖析,分析其概念、法理依据以及与国家法律发展的关系,只有在宪法和法律下实行党内法规,才能使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

大学生“零工资”就业的法律再思考

"零工资"就业自产生之日起,便因违反国内多项法律制度的规定而广受批评。严格地说,"零工资"就业是一种谋职的方式,而并非一种就业模式。就业本质上即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源于社会并为社会所解决。通过对"零工资"就业进行多角度的思考,并用适当的法学方法对"零工资"就业进行深入剖析,提出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对群体性事件的宪法学分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频发并呈现上升趋势。作为人民群众的组成部分,这类群体应当受到关注,这是我国宪政建设中遇到的新课题与新挑战。应当贯彻认真实施宪法保障制度,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深化司法改革,树立司法权威,从根本上转变个体、群体与国家、民族关系的传统思维方式,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复兴,切实保障人权。

公司社会责任之现实困境与未来展望

公司社会责任之所以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引发较大争议,是由于其打破了传统的公司理论,即公司只对股东负责、以营利性为本质属性。公司社会责任要求企业除了关注股东的经济利益以外,还要关注职工、消费者、债权人、生态环境保护、就业、社会弱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共利益。加快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新发展理念的重要体现,是促进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为更好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快企业社会责任立法”要求,《公司法》修改应该关注公司社会责任在我国面临的如下现实困境:具体含义模糊不清;多为宣示性条款,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未区分不同的公司类型,缺少针对性;体系逻辑不明,整体规定繁杂散乱。未来,应当明确界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规范意涵、增加公司社会责任的制度供给、区分不同公司类型并予以差异化立法对待、系统梳理公司社会责任体系并出台相应指导性文件,以此助力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美国户外运动侵权的法律风险和免责问题研究——兼谈对中国的借鉴

户外运动自身某种程度的探险性会增加其固有的风险,在出现人身伤亡的情况下,需要从法律角度对有关风险进行考量和规制。美国有关州的立法和法院判决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作用,风险自负几乎成为美国法院判决的主要标准,而对于有关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的效力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有关部门在处理户外侵权案件时可以适当借鉴美国的风险自负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承认合同免责条款的效力。

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立法完善研究

目前,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建设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和经验,但尚存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这就要求我们从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机制的基本原理入手,提出对衔接机制进行立法完善的若干意见和建议。

论我国金融刑法的罪名体系

金融刑法的罪名体系是金融刑法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它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设置两个方面的问题。本文分别以重点性、全面性、协调性三大原则与金融交易中心主义、金融客户本位主义两大价值理念为分析工具,对我国金融刑法罪名体系的外部构造和内部设置现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由此提出了相关的改革与完善建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法制化建设若干问题探讨

为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法制化建设,采用综合与分析的方法,探讨新农合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原则和步骤;按照一般法律框架和确立原则的要求,探讨新农合立法的总体框架,并对有关主要内容作补充说明。新农合立法条件已经基本成熟,具有立法权的各级立法机构,应在各自权限范围内,尽快启动新农合立法程序,建立健全新农合法律体系,提高立法质量,明确执法主体,完善责任体系,规范运行机制,促进新农合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形式法治及其中国关怀

从法治发展的历史起源来看,人类最终选择法治有一定的必然性,随着理性的觉醒和进化,形式法治开始取代其他治理方式而成为主要的社会控制方式。从法律的概念本身来看,形式法治其实是由法律的本质和特性决定的,只有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概念,法律才能成为权威性指引进而产生合法性和正当性,以确立持久稳定的行为预期。坚持形式法治建设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因而应在尊重和信任法律过程中凝聚社会共识,以程序和制度为手段最大限度地约束公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时在全社会建立起法律思维以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论行政执法的检察监督

当前行政机关对于涉嫌犯罪的刑事案件“以罚代刑”的现象相当严重,因而加强对行政执法活动的检察监督势在必行。为此,需要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检察机关对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确立刑事先理原则,并构建完善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