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作品抄袭的版权侵权认定标准及其抗辩

音乐作品因其构成要素的有限性,尤其是流行音乐因其市场需求的有限性,导致音乐作品独创与抄袭之间界限的难以把握。音乐作品中独创性的部分应该给予版权保护,但功能性内容不能垄断。按照接触加实质性相似判断标准,有证据证明"接触可能"也构成侵权。"实质性相似"标准有定量和定性的要求,对流行音乐来说,专家意见是参考,普通外行听众可以成为实质性相似的判断主体。在音乐抄袭构成版权侵权的前提下,潜忆抄袭可以成为版权侵权的有效抗辩理由,可以通过减轻责任承担来平衡版权人和潜忆抄袭人之间的利益。

弱势群体的宪法保护

弱势群体的保护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多层次的法律问题,但弱势群体的宪法保护无疑是更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宪法中基本权利的首要目的在于防止国家公权力的任意干涉,其义务主体是公权力、而非私人.对弱势群体而言,最需要保障的是国家公权力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权力的方式,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形下对弱势群体进行任意差别对待.或许再完善的法律体系都无法真正杜绝社会中存在的私人之间的歧视与偏见,但却可以通过公法措施杜绝国家公权力对弱势群体的任意不平等对待,因此,弱势群体的宪法保护才是弱势群体保护中的核心问题.

弱势群体权益的司法保护

权利自始与保护紧密相联,“无保护则无权利”的法律格言强调保护对于权利实现的重要作用.司法保护是弱势群体权益在公法上的最有效的保护环节和最终保障. 一、弱势群体权益司法保护的必要性 在法治国家,弱势群体的权利必须通过司法保护,是由司法这一公权力的功能和属性决定的.

法律解释:法律生命化与法官职业化的过程

如果法律是法治国家的上帝 ,法官就是法治国家的牧师。法官解释法律 (在本体论意义上 )的实质是赋予法律以生命。法官通过对法律的言说、对正义的宣示向世人揭示着人性的限度和人类精神的走向。法官只有进入并凭藉法律解释这一独有的社会存在方式 ,在此在与彼在、理性与感性、人性与兽性的职业砥砺中 。

论欧共体法在成员国中的直接适用

根据《欧洲共同体基础条约》而建立的欧洲共同体是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 ,它拥有自己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欧洲法亦即共同体法 ,作为区域的国际法其本身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欧洲共同体法律体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它的运行并不依附于成员国法律体系。欧洲共同体成立以后 ,在整个共同体范围内 ,除了共同体法律体系以外 ,还同时存在各成员国固有的法律体系。在两种法律体系并存的情况下 ,相互之间必定要产生某种特定的关系。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为其中的一种关系 。

改善政法工作 优化发展环境

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和平环境下国家政权的首要使命，政法工作也依然应当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权力运行的基本目标。在体现人类基本价值的基础上追求实现效率最大化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日本国宪法的60年与宪法修改问题

二战之后制定的日本国宪法一直存在着被强加宪法论与自主制定宪法论的争论。保守派政治家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一直围绕宪法第9条主张修改宪法,并促成了国民投票法案的通过和教育基本法的修改。宪法修改应该使宪法的基本原理与现实发展相契合并有利于宪法的发展,而绝不能悖逆于宪法原理,弱化宪法的存在意义。战后的日本政治史可以说是"宪法固定化"的过程。要不要修改宪法,对于哪些条款进行怎样的修改,应该由国民来做决定。

民间习俗中的彩礼及其流变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彩礼”专指“订婚时男家送给女家的财物。”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聘娶婚制的产物，在中国古代“男女无媒不交，无帛不相见。”（《礼记·坊记》）“非受币，不交不亲。”（《礼记·曲礼》）。彩礼作为正式的婚姻礼仪的最早规定是西周的“六礼”。由“纳征”演化而来。如果我们把礼看做是国家法律渊源之一的话，那么彩礼从西周开始即以国家法的制度而存在，并一直沿袭至清末，中华民国时期《中华民国民法》还规定订婚或结婚须有媒妁之婚书或收受聘财方为合法有效。

欧盟体育赛事转播权法律问题研究

随着体育赛事的商业化和国际化,体育赛事转播权所占收入比例以及所涉法律问题越来越多,欧盟体育运动也不例外。欧盟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出售主要有单独出售、集体出售和混合销售等三种形式,在具体国家以及某些国际性体育组织主办的赛事转播方面也有所不同。欧盟体育赛事转播权的出售要遵守欧盟法尤其是竞争法的规定,同时也要考虑到公众对重要赛事的知情权。欧足联冠军联赛转播权的法律问题则是一个比较好的例证。

大调解视野下的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再思考

在我国大调解工作体系的建构过程中,相较于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而言,行政调解目前处于短板地位,规范层面行政调解统一立法的缺失和认识层面相关主体行政调解意识的淡薄分别是其形式原因和实质原因。针对此,首先应当明确行政调解内含的比较价值优势,如纠纷解决的经济性、专业性、彻底性以及促进行政管理优化和政府职能转变等,然后通过提高相关主体对行政调解性质和纠纷解决功效的认识、制定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和建立有效的行政调解保障机制三方面举措来建构完善的行政调解制度。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人权语词在中国的使用

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朝政府在各种压力之下,权衡利弊,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从而开创了中国立宪之路,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的宪政之路。但是,"宪法"、"宪政"毕竟是"舶来品",在与中国特定国情相结合过程中,产生了种种的理论上的激烈争论;亦在实现宪政之路上出现了种种的曲曲折折。当然,中国要实现宪政、必然要实现宪政,这是历史之大势,浩浩荡荡,奋勇向前,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在《钦定宪法大纲》颁行一百年之际,反思清末的立宪与中国的宪政之路,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权力运行与公民权利保障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正在改变着传统的政治运作模式,逐渐形成新型的互联网政治生态。众多网民在互联网这一平等、互动、多元、开放的交流平台上参与和影响公共权力运行,成为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因素。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从法律文本走向现实,成为落实公民政治权利的有效保障。

权力运行的底线道德与责任制度

法治社会理应拥有较强的规制权力、预防权力异变、遏制权力异化的装置与能力。在当下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 ,传统伦理体系应能开出历久弥新的价值。对公权力主体的道德诉求既不应是常人道德 ,也不应是圣人道德 ,而应是介于二者之间的职业道德。符合法治理念的责任制度应符合责任法定、权责一致、责任自负、责任平等、责任明示与公开、责任必究及遵循程序等原则。法律只是通过制度化的理性力量从外部最大限度地遏制由人性所决定的权力异变 ;职业道德建设是从内部最大限度地将外在的行为规则内化为人的灵魂结构。责任制度建设离不开职业道德的伦理支撑 ,职业道德建设离不开责任制度的刚性规制。

日本宪法诉讼制度论的课题与展望——以反对设立宪法法院的主流学说为中心

日本最高法院司法消极主义的问题并不在于宪法判断的消极主义,而在于违宪判断的消极主义。日本宪法学界的主流学说认为,司法消极主义的根源不在于宪法诉讼制度本身,解决其存在的问题需要法律家与国民的不懈努力。因此,对于宪法法院的构想,日本宪法学界的态度一般是消极的。如果简单地把日本的附随性违宪审查制度当成反面教材,来否定违宪审查权在大陆型司法制度之下积极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则未必妥当。

税务人员与纳税人合谋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牟利如何定性

从理论上分析,共同犯罪包括一般主体的共同犯罪、同种类特殊主体的共同犯罪、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的共同犯罪以及不同种类特殊主体的共同犯罪等情形。对于前两种情形,在法律适用上基本没有争议,对于第三种情形,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也已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是,对于第四种情形,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争议较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摆在司法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近日,本刊与山东省人民检察院联合召开案例研讨会,结合典型案例,就不同种类特殊主体的共同犯罪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人民立宪初探

宪法是由谁制定的?法理学教科书中通常说：“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那么，宪法作为法的一种形式，法律体系的一个部门，是否也是国家制定的呢?有些宪法学著作也说：宪法“是从属于国家政权，为国家政权服务的统治工具。国家政权对宪法有着决定意义。可以说，有了近代国家以后才有。

评美国《统一商法典》中译本

美国《统一商法典）（Uniform CommercialCode，简称UCC）是由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issioners on Uniform State Laws）和美国法学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联合组织制订的。法典的酝酿始自1940年，起草工作于1945年1月1日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