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及中国港澳台居民在中国内地(大陆)的状况变动研究——基于201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人口社会学比较分析

2010—2020年,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及港澳台居民在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呈现出以下新特征:在自然结构上,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规模大幅增长,其中外国人、中国香港人以及中国澳门人的数量均有增长,但中国台湾人的数量有所下降;外国人是主要群体;高度年轻化;男女性别比从严重失衡趋于基本正常,但有显著内部差异。在社会结构上,在中国的外国人来源国遍布六大洲且来源国数量仍在增加,其中非洲国家数量增长最多;亚洲依然是外国人的最主要来源地;缅甸、越南超越韩国、美国,成为前两大外国人来源国;在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以商务为动机的人数呈下降趋势,就业、定居的人数显著增长;整体受教育程度有所下降;西南地区的外国人数量增长迅速;居留5年及以上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数量和比例均显著增长,中国内地(大陆)作为外国人和港澳居民的长期居住地的吸引力在显著增强。中国内地(大陆)的外国人和港澳台居民的持续增长以及在人口自然结构、社会结构方面出现的新变化值得高度关注。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及对策--非自愿移民与社会学研究的双重视角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针对农民的征地、补偿、安置和生计恢复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征地补偿标准偏低;征地补偿资金的使用管理严重侵害失地农民利益;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缺乏公众参与;失地农民的生计恢复、移民安置和社会保障的工作做得不细;没有建立失地农民抱怨与申诉的合理机制;没有针对征地、补偿、安置和移民生计恢复全过程建立动态的监测与评估。建立维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和合理补偿机制、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对策是:依法合理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加强征地补偿费用使用的规范管理;强化征地补偿与移民安置工作中的公众参与;制定和实施详细的征地补偿、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建立失地农民抱怨和申诉的合理机制;探索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的外部监测评估制度。

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研究

依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可借以分析我国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现状,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能综合考察影响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的多重因素。研究发现:虽然我国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总体身份认同状况较好,但认同结果与认同期望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个体因素、制度因素、社会经济因素、流迁因素和社会交往因素对就业青年流动人口的本地人身份认同均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促进就业青年流动人口本地人身份认同的政策建议: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青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体系;将青年流动人口全面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和城市社区体系,消除青年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的社群隔离。

中国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综合分析个人因素、健康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流迁因素对乡—城、城—城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状况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低龄老年流动人口普遍健康,但其就业率特别是城—城低龄老年流动人口的就业率较低。受教育水平、健康状况和低龄老年流动人口的类型是影响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因素。对此,政府应尽快出台低龄老年人,特别是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的社会支持政策;鼓励体制内企事业单位继续雇佣有专业特长的低龄老年人口,特别是城—城低龄老年流动人口继续就业,以提高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的社会贡献;继续提高低龄老年流动人口,特别是乡—城低龄老年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为乡—城低龄老年流动人口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欧洲的中国新移民：规模及特征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新移民是指1978年以后移居海外、居留一年以上的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拥有中国国籍或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中国人。在欧洲的华侨华人规模,包括留学移民和非法移民,在260万-320万之间。在欧洲的中国新移民的新特征是:中国新移民的移民类型多元化,其中投资移民成为新移民的突出特征;中国新移民的社团发展迅速;中国新移民的精英人群增加,社会融合程度提高;中国新移民的大众传媒意识和参政意识强烈,华人政治地位显著提升。从规模上看,欧洲已成为中国新移民增长最快的地区;从区域上看,中国新移民已遍及整个欧洲国家;从社会地位上看,欧洲的中国新移民文化素质偏低、社会地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欧洲非法移民现象为何愈演愈烈

欧洲的非法移民现象愈演愈烈是由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促成的。其政治原因是,冷战政治、后冷战时代的左右摇摆的移民政治、对待非法移民的不利政治因素和种族因素;其经济原因是,全球化发展不平衡、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外国移民;其社会原因是,完善的移民网络和国际人口走私集团的强力介入。

非法外国移民在中国的现状、症结与对策

非法外国移民问题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21世纪以来,中国已成为具有吸引力的一些欠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的移民目标国。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的"三非"外国人,主要聚集在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及东北地区。非法外国人在中国愈演愈烈的原因是:针对外国人的管控立法滞后;处罚标准过低;部门间缺乏有效相互支持;存在外国人管理盲区;遣送机制不顺等。解决在华非法外国移民问题的对策是:制定和实施完整规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移民法》;加大对外国人的"三非"行为的处罚力度,可直接入刑;组建移民和难民部门;尽快建立全国联网的、各部门共享的外国人信息管理系统;公安部门理顺遣送机制、培训与建立高标准的涉外管理队伍;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在华临时安置与社会救助实施办法》,将无法遣送出境的"三非"外国人和获得中国政府认可的难民,给予人道主义的安置和社会救助。

简论穆斯林人口移民英国的历史进程

穆斯林人口移民英国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二战结束后,英国经历了三次穆斯林移民潮:20世纪50-70年代,殖民体系瓦解、原英属殖民地数以万计的穆斯林进入英国,参与经济与社会的重建;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以家庭团聚为主要特征的穆斯林移民大量涌入英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当代,以难民和申请庇护者为主要特征的众多穆斯林难民和非法移民进入英国。由此,穆斯林移民族群成为英国外来族群中增长最快的族群。对英国政府来说,实现英国穆斯林的社会融合,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论法国移民社会问题的政治化--一种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法国移民社会问题政治化具体表现为:外国移民的社会政治权利问题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外国移民社会问题成为法国社会中下层政治选民关注的焦点和历次议会选举的核心政治议题;外国移民社会问题诱使反移民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在法国政坛上异军突起,改变了法国传统政党的群众基础;外国移民社会问题深刻影响着法国的某些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移民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涉及到法国政治舞台上的国籍法、公民资格、选举权利等政治问题。法国移民社会问题政治化的未来前景是:移民问题与法国政治的联系将更加紧密;法国移民社团组织的功能将越来越带有政治化的色彩;外国移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新公民资格"运动和以另类的方式反抗法国主流社会的行动,将进一步激化法国政治文化中共和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内在冲突。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居家照护服务供给问题研究——基于组织合法性的视角

社会组织参与居家照护服务供给是满足失能老年人居家照护需求的重要途径。从组织合法性的视角来看,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居家照护服务供给严重不足,面临着诸多合法性问题。在规制合法性方面,政府缺少清晰、明确的政策和激励措施;在规范合法性上,“他者”对社会组织参与居家照护服务的角色期待与实践存在偏差,社会组织缺乏主体意识;在文化—认知合法性层面,社会组织参与居家照护服务的老龄社会文化尚未形成。基于此,社会组织参与居家照护服务供给的合法性亟待提升。其途径是制定明晰的社会组织参与居家照护政策,构建社会组织参与居家照护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培育社会组织参与居家照护的老龄社会文化。

20世纪70年代以前法国移民政策的成功因素

20世纪70年代以前,以"共和同化模式"为特征的法国移民政策获得了极大成功。其主要因素是:法国以"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公民政治文化,是法国移民政策成功的政治因素;外国移民的"欧洲特点",是法国移民政策成功的人种因素;统一的宗教信仰,是法国移民政策成功的宗教因素;二战后人道主义、人权思想的高扬而形成的宽容、人道、大度的国民心态,是法国移民政策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论我国地震灾区移民安置与恢复重建资金的来源与运作问题

借鉴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在资金筹集方面,我国地震灾区移民安置与恢复重建资金应主要设定如下渠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国际社会和社会各界的捐款、转移支付的重建资金和利用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在移民安置与恢复重建资金使用方式方面,可以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重建领域,灵活运用计划模式和市场模式两种资金使用方式。

论中国投资移民的积极意义

以中国公民投资海外为主要形式的投资移民,已成为中国新移民的重要类型。我们应正确看待中国投资移民现象及其积极意义。中国投资移民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假投资、真移民"的实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进步,在一定意义上减轻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降低了巨额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经贸的国际化。中国投资移民不仅在国际经济与贸易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正重塑着中国移民和中国政府的国际新形象。

反移民、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何以能在欧美兴起

反移民、反欧洲一体化和反全球化是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两大核心支柱。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欧美兴起,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非传统安全和政治基础。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是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基础;外国移民急剧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快速下降、中产阶级的减少和地位下降,是民粹主义崛起的社会基础;伊斯兰教文化在欧美国家的传播及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的冲突,是民粹主义崛起的文化价值观基础;欧美国家所面临的恐怖袭击的威胁有增无减,是民粹主义崛起的非传统安全基础;全球化精英政治的失败,是民粹主义崛起的政治基础。阻滞民粹主义政治力量和社会思潮的蔓延,应成为当代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那些政治精英、主流政党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有识之士的共同使命。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迁特征及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国家卫计委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

受特定语言文化、宗教观念和风俗习惯的制约,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现出独特的流迁特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收入水平。依据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归纳和对比少数民族与汉族流动人口的流迁特征,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综合分析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迁特征对其收入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偏低,除受流迁主体的就业身份、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等基本因素的影响以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流迁动因、流迁时间、流迁地点和流迁范围均对其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非自愿移民公众参与政策及其在我国四川地震灾区移民安置中的应用

非自愿移民活动的公众参与,是非自愿移民、政府或移民实施机构和移民外部监测评估机构三方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公众参与有三种模式:政府或移民安置实施机构主动式、移民相对主动式和移民工作外部监测评估机构参与的、移民和政府或者移民安置实施机构共同对话与交流的交互式。我国四川地震灾区的非自愿移民活动的公众参与应体现在移民安置计划的准备、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非自愿移民活动的公众参与是保证移民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是保证移民安置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是保证移民安置工作决策民主性、科学性和实施进程中的公正性的有效保障。

欧洲难民危机的新进展、特征及发展趋势——基于德国移民与难民部2016年/2015年上半年同期数据的比较社会学分析

截止到2016年6月,在欧洲国家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以每月10万左右的速度延续。在欧洲地区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已达60.18万人,其中在欧盟国家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数量是58.55万人。欧盟已成为难民庇护申请的重灾区,而实施欢迎难民政策的德国尤甚。2016年在德国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规模在迅速扩大,1月到7月的总量已达47.96万人,与2015年同期相比增加了一倍。难民来源国家依然是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和阿尔巴尼亚。与2015年同期相比,德国难民庇护申请的处理量急剧增加,获得难民身份、受保护和免于驱逐的人数和比例迅速上升。由此可见,尽管进入欧洲的难民人数急剧减少,但提出难民庇护申请的人数却在急剧增加。展望未来,面对着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庇护申请,甄别、接纳合乎有关庇护法律的难民,并将其融合到欧洲国家的主流社会中,将成为摆在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政府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迫切任务。

论欧洲移民问题的成因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欧洲的外国移民问题逐渐成为影响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安全、文化价值观等领域的核心社会问题。这既是进入欧洲国家的外国移民由"欧洲特点"向"非欧洲特点"转变、移民文化变更因素的结果,也有欧洲国家自身经济衰退、政治与移民政策摇摆不定的原因。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受个体因素、流迁因素和职业背景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当前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就业率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医疗保障覆盖率较高;职业与行业分布较为集中,在高技术含量行业就业的比例较低;农村流动人口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需提升,权益意识有待加强;工资收入受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所从事的行业、就业身份以及流迁因素的多重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关社会支持政策,提高劳动年龄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监督用工单位贯彻执行《劳动合同法》,保证适龄流动人口的稳定就业和合法权益;加大对于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高适龄流动人口尤其是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增强流动人口的就业能力。

论居住特征对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研究

运用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卷),从社区城乡划分、社区类型、主要邻居构成和现住房属性四个维度,研究居住特征对我国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影响。分析发现,居住特征显著影响着我国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具体而言,居住在城镇社区、商品房社区、别墅区、以本地人为主的社区,或者拥有自购或自建住房的流动人口,其长期居留意愿较强;而居住在农村社区、单位社区、不清楚邻里状况和居住在免费住房中的流动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较弱。另外,现住房属性部分解释了不同社区类型中的流动人口之间长期居留意愿的差异。为此,从流动者、流入社区和地方政府三个维度提出了提高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