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现阶段商业银行改革

在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开始进入构建公司治理层面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应该更客观、全面地吸收国际范围内公司治理研究的理论成果和经验教训,并与现时期客观现实条件相结合,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之所在。

城市商业银行治理有效性的实证研究——基于银行治理评价的分析

本文基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测算了国内城市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并分析了其对银行绩效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治理评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指标分值越高银行治理风险越低,从而银行治理水平越高,银行绩效表现越好;基于股权和跨区域经营差异的分组检验表明,城市商业银行在优化股权结构和规模扩张的同时,治理水平在治理环境和监督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而在风险控制和信息披露方面表现较差;在股东性质差异方面,治理水平的改善对非国有城市商业银行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

外部环境、治理机制与银行风险--第二届银行治理研讨会综述

为了更深入地解读我国银行业在此次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得以稳健经营的治理原因，建立健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建设的长效机制，并且进一步提升商业银行完善公司治理的观念和主动性，山东大学银行治理研究中心、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和《经济研究》杂志社于2011年7月2日在济南市联合举办了第二届“银行治理研讨会”，研讨会由山东省应用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基地和山东省金融风险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银监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武汉大学、广东商学院、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北京普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学者60余人汇聚泉城，共享银行治理研究的学术盛宴。

商业银行董事会结构的内生决定因素——基于中国51家商业银行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3～2010年51家商业银行的数据检验了银行董事会结构的内生决定因素及其对银行收益与风险的影响。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与银行规模正相关,与其贷款领域负相关,与以资产收益率衡量的CEO谈判力量显著负相关。在董事会独立性方面,董事会独立性与银行多样化经营程度显著正相关,与以资产收益率和行长年龄衡量的CEO谈判力量负相关。在董事会结构对银行收益和风险的影响方面,董事会规模与银行资产收益率负相关,董事会独立性与银行资产收益率正相关,但均不显著;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均与银行不良贷款率正相关。

近30年公司治理研究的演进路径与重点突破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公司治理研究到目前已经迅速成为多个领域共同关注的全球性热点问题,大批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文献的涌现正在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推动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本文对近30年来的公司治理研究从研究脉络、研究主题、研究逻辑等方面进行了回顾性整理,以期对国内相关的研究有所帮助。

强化大股东行为监管 完善中小银行公司治理

近日,中国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简称《办法》),对银保机构大股东的持股行为、治理行为、交易行为、责任义务等进行了详细规定。监管部门专门就中小银行大股东行为监管出台文件,足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程度。以此文件颁发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银行治理尤其是中小银行治理问题的认识,在了解现阶段中小银行治理一般性实践的基础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严格规范大股东行为、进一步提升中小银行机构的治理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企业家的资本运作情结

资本运作，这个在西方企业界并不存在的术语。却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被众多企业家奉为企业通往至境的圭皋，很多企业家在企业规模和知名度达到一定程度后，不约而同地专注于资本运作的游戏。

市场约束、政府干预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利用2001～2009年中国主要城市商业银行的财务数据，从价格机制和数量机制的角度分析市场约束的有效性，发现市场机制没有有效地约束银行风险，相反政府干预机制显著地增加了银行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干预机制替代了市场约束机制的作用。在制度环境差、政府干预强的地区，市场约束机制完全失效，而在制度环境好、政府干预相对较弱的地区，市场的价格约束机制显著地降低了银行的风险；风险程度和规模大小不同的银行所受的政府干预与市场约束效应不同。因此，为维持银行体系的稳定，在完善银行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的同时，要不断完善外部公共治理环境。

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基于治理风险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的关系入手,通过引入强制性和自主性治理的观点,在界定治理收益、治理成本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从公司治理整体的角度定义了治理风险。我们认为由于强制性的治理要求超过了公司自身最优水平,导致治理收益小于治理成本,从而引发治理风险的累积。同时治理风险也与法律环境有直接关系,越是强制性的法律越容易导致治理风险的发生和累积,但超越强制性治理的自主性治理不仅会避免治理风险的发生,而且能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治理收益。

地区法律环境与城市商业银行信贷行为

本文从地区腐败的角度探究法律环境与城商行信贷之间的关系,发现同一层面的官员腐败行为对不同性质城商行的影响不同,地市范围腐败程度越高,非国有控股城商行贷款规模越高、中长期贷款比例越高、房地产业贷款比例越高,最终银行风险越高,而对国有控股城商行的影响弱于前者;不同层面的官员腐败对不同性质城商行的影响不同,省范围腐败的影响主要在于省内跨市经营的城商行,对两类城商行贷款期限结构的影响相反,省范围腐败与国有控股城商行短期贷款比例负相关、与中长期贷款比例正相关,而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