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基础设施协同发展的基础逻辑、促进机制与实施路径

基础设施建设对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沿黄九省区之间存在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新型基础设施供需失衡等问题,在传统行政区划治理模式下,基础设施缺乏协同性阻碍了沿黄九省区间统一大市场的形成,进而制约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以黄河流域基础设施协同发展的基础逻辑为出发点,分析黄河流域基础设施协同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构建以基础设施协同发展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的联动机制,协同推进流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新型信息基础设施等推进黄河流域基础设施协同发展的路径建议。

将黄河三角洲打造成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的重要标杆:战略任务与主要路径

黄河三角洲的资源禀赋、自然景观和生态多样性功能具有全球性保护价值和国家代表性特征,已经具备了打造成为大江大河生态保护治理重要标杆的资源基础和战略优势。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在生态修复、湿地治理、环境保护、河水安澜、水资源配置、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社会民生改善等领域打造大江大河保护治理的重要标杆,为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推动人类走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之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数字化转型、平台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技术—组织—创新”范式的分析

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全球创新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加快数字化转型和平台化变革,塑造多元互动和整体进化的创新生态系统,是增强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在传统技术经济范式中引入数字要素和平台理念,构建“技术—组织—创新”理论框架,分析数字化转型促进组织平台化变革进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4—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平台化变革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普遍的促进作用,并且对数字化水平更高和股权集中度更高的企业效果更显著;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组织的平台化变革,基于数字平台形成创新生态系统进而增强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数字化对企业平台化的推动作用主要通过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互联互通实现,这是工业互联网平台发挥作用的两个重要维度。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平台化变革,充分发挥数字平台的创新基础设施作用,能够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转型能够提升产业链韧性吗?

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产业链韧性,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增强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也是保障国家产业安全的重要路径。本文分析数字化转型不同阶段对产业链韧性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从要素市场化和降低交易成本两大视角探讨如何提升产业链韧性。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DPSR)模型构建产业链韧性测度指标体系,并采用2002—2020年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和企业微观数据测度产业链韧性,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提升产业链韧性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整体上能够提升产业链韧性,二者之间呈现非线性的马鞍型关系;要素市场化程度在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韧性提升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影响市场渠道性交易成本和融资性交易成本对产业链韧性发挥作用,而监督性交易成本暂无作用。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韧性之间的马鞍型关系在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业链和产业链韧性不同维度均表现出异质性。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要素市场化程度、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升产业链韧性和现代化水平。

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控制血压效果研究

目的分析真实世界中高血压患者服用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控制血压的效果。方法回顾性选取2012—2019年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就诊服用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的高血压患者,设为干预组;并按照性别、年龄和BMI 1∶1匹配未服用该药但服用了其他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作为对照组。从电子病例数据库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用药和血压控制情况,采用线性、logistic和Cox回归分析服用该药与45 d血压控制和心血管疾病新发事件的相关性。结果共纳入4860例(干预组2627例,对照组2233例)患者,其中,3335例(68.6%)随访期内血压达标,360例(7.4%)发生心血管疾病新发事件。多因素线性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服用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会降低随访期末次收缩压(P<0.05),提高血压达标率(P<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服用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是预防心血管疾病新发事件的保护因素,心血管疾病新发事件风险可降低20%(HR=0.80,95%CI:0.65~0.99);规律服用该药能进一步降低心血管疾病新发事件风险,降低达34%(HR=0.66,95%CI:0.45~0.97)。结论服用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可有效降低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新发事件发生风险;规律服用复方利血平氨苯蝶啶片的降压效果和心血管保护作用更为显著。

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测度及来源分解

探究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对于推动区域经济提质增效、促进中国制造业公平且有质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以新发展理念为理论依据,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剖析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涵义与辩证关系的基础上,采用熵权法对2008—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运用加权Dagum基尼系数和分位数标准化方法,从空间和结构双重视角考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程度,并通过方差分解和计算子维度贡献率的方法探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结构来源。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呈现出“东高、中平、西低”的空间格局和“南强北弱”的分布特征;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程度趋于上升,中部地区不平衡程度相对较低,与东部地区相关联的区域间不平衡程度均较高,开放和创新发展差距是导致中国及各地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充分程度有所提高,东部地区不充分程度相对较低,开放和创新发展不足是导致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充分的主要因素。结论表明,缓解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需从地区和结构视角双管齐下,推进制造业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制造业创新发展联动机制。

数字经济的降碳效应与作用路径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经验考察

本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然后基于全局基准技术的MinDS模型,对省际制造业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进而就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作用路径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考察期内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趋于上升,但存在显著的数字鸿沟现象,表现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而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中国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呈现逐年上升的演进趋势和“由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U型”非线性影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路径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提升—制造业碳排放效率提高”的劳动效率增进效应,以及“数字经济发展—能源强度降低—制造业碳排放效率提高”的能源要素节约效应,是发挥“数字降碳”效应的两条可行路径,并且后者的降碳效应更加明显。

东西差距、南北分化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在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中,中国依然面临着区域发展不均衡和不协调的问题,东西差距仍然存在,南北分化趋势明显。这既不适应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需要,也不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东西差距主要受要素禀赋、自然地理、产业政策、资本流动和生产效率等因素的影响,南北分化的成因主要集中在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价值观念以及所有制结构等方面。为了缩小东西差距、遏制南北分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引入创新思维进行制度设计,构建差异化区域发展战略。西部地区需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加快科技创新、推动陆海联动、促进对外开放;同时,健全要素市场体系,加快资本循环流通,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北方地区需要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提高市场成熟度,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同时,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经济发展活力。

黄河三角洲植被研究回顾与展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确定为国家战略。黄河三角洲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与恢复是黄河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保护的首要任务。植被作为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加强黄河三角洲植被的研究,探讨其形成、维持和演化机制,对提高生物多样性、维持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际意义。山东大学生态学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黄河三角洲植被研究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涉及植被分类、植被组成与结构特征、植被动态与退化、植被保护和利用、植被与土壤微生物的关系等多个方面,为黄河三角洲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为生态保护和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黄河三角洲植被在国家公园建设及黄河国家战略实施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未来山东大学生态学科将继续开展和加强黄河三角洲植被的形成、变化和维持机制等重大科学问题研究,为黄河生态保护和国家公园建设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

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实践与发展路径

2019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既体现出我国对黄河治理理念、策略及实践的持续探索与深化,也确立了黄河流域生态协同治理的方向和目标。从除害兴利到标本兼治、再到生态优先,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工作顺应时代发展要求,逐步构建起科学、系统、高效的治理体系。沿黄各地高效整合资源,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运用多种政策工具,进行政策创新和区域合作实践。随着生态文明建设和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迈上更高台阶。

流域治理中的跨边界合作类型与行动逻辑——基于黄河流域协同治理的多案例分析

黄河流域治理长期处于低效协同的状态,近年来在黄河国家战略的驱动下,出现诸多突破既有管理系统边界的协同治理实践。政策政体理论关注跨边界的复杂政策问题,为研究黄河流域中的跨边界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在此理论基础上构建类型学的分析框架,可以总结黄河流域协同治理案例蕴含的跨边界合作类型、剖析各案例的跨边界合作动因和协作过程。研究发现:在黄河流域协同治理实践中,共有三种类型的跨边界合作,包括属地管理系统主导的对接型合作、垂直管理系统主导的撬动型合作和超越水平管理系统的跨越型合作。对接型合作和撬动型合作为政治驱动下发起的,协同的范围和领域集中在某类行政事务上。而跨越型合作多是自发的,受经济和政治共同驱动,协同的范围和领域更大。

山东优化制造强省产业生态研究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基础,也是区域产业竞争力最直接的来源。能否形成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实力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山东在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迈进征程中,需要持续优化制造强省产业生态的“四梁八柱”,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聚焦优化山东制造强省产业生态的战略和路径,围绕机制体制、优化服务、金融支撑、创新平台、人才动能等多个维度提出政策建议。“十四五”期间,山东需要通过优化制造强省产业生态,让多种要素发挥最大效能,优化和重塑现代产业体系,为实现“三个走在前”目标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与培育路径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颠覆性突破、产业革命性变革、要素创新性配置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以驱动高质量发展为主要目标。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时期,新质生产力展现出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绿色化、高效化等发展趋势,具有较高的“含新量”“含智量”“含绿量”和“含金量”,包含着新的科学技术、新的劳动者、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形态、新的要素供给和新的制度环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科技创新的宏观引导、产业体系的中观支撑、企业主体的微观激励、有为政府的政策支持、有效市场的环境孕育和劳动者素质的持续提升。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在创新,重点在产业,潜力在要素,载体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关系。

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黄河三角洲植被动态变化的影响

黄河三角洲是我国暖温带最完整、面积最大的湿地生态系统,其植被变化对于黄河三角洲生态功能和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植被覆盖度(fractionalvegetationcover,FVC)、叶面积指数(leafareaindex,LAI)、净初级生产力(netprimaryproductivity,NPP)3个生态参数,分析了2000-2017年黄河三角洲地区植被的动态变化,并以NPP为指标量化分析了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生产力的贡献.研究发现,2000-2017年黄河三角洲FVC(Slope=0.004,p<0.05)、LAI(Slope=0.011,p<0.05)、NPP(Slope=3.54 g·m^(-2)·a^(-1),p<0.01)呈显著增加趋势,说明2000-2017年黄河三角洲植被生长状况趋好、植被生产力提高.气温、降水和太阳总辐射对植被NPP变化的贡献分别为0.006、0.81、-0.03 g·m^(-2)·a^(-1),即降水对植被NPP变化的贡献最大,这主要是因为黄河三角洲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受降水影响大,当地土壤具有盐碱化风险,降水可以补充淡水资源并改善土壤条件,有利于植被生长.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植被NPP变化的贡献分别为0.79、2.75 g·m^(-2)·a^(-1),说明人类活动对黄河三角洲植被变化的贡献占主导地位.2000-2017年黄河三角洲耕地面积与植被NPP(>200 g·m^(-2)·a^(-1))呈显著正相关(p=0.01),黄河三角洲植被生产力提高与农业快速发展密切相关.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三角洲植被动态变化的影响,并为黄河三角洲及其它河口三角洲的植被恢复和生态系统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推进实体经济发展——兼论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影响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因此有必要围绕数实融合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行研究。在同时考虑数字技术的要素属性和技术属性的基础上,将数字型资本、一般型资本、技能型劳动和非技能型劳动均视为中间投入,构建生产部门和技术研发部门的两部门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实融合的两种方式即“要素型融入”和“技术型融入”对实体经济发展以及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要素型融入和技术型融入均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技术型融入表现出边际作用递减的趋势;异质性分析表明,“要素型融入”对地理条件优势地区、低人力资源地区、高市场化地区与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技术型融入”对地理条件劣势地区、低人力资源地区、低市场化地区与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实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实融合将导致数字型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和技能型劳动偏向性技术进步。因此公共部门应鼓励实体经济扩大数字技术“要素型融入”和“技术型融入”的范围;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及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以应对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化所导致的相关要素需求的上涨。

礼俗同构与礼俗互动传统的当代价值

礼与俗,都是人们物质生产与社会交往实践中的产物,因而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并贯穿于人类整体意义上的社会生活与意识形态之中。礼与俗的关系,在不同族群中有不同的表现,但在其要素置换和价值转换中趋于价值同构,则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华文明历史上的礼俗互动传统,体现出和谐共生、家国一体等深厚内涵。在当今社会转型期,如何准确把握礼俗重构实践的矛盾统一律,实现对礼俗互动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价值融通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时代赋予当代学者的神圣使命。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和创新驱动,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遵循和鲜明底色。论文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讨论了如何通过环境规制加快技术创新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取2009—2019年中国30个省份制造业面板数据,通过采用全面FG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面板工具变量模型和准自然实验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同时通过对轻中重污染地区分组回归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能够引导制造业加快技术创新,提高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轻中重污染地区,环境规制都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促进作用依次递减。根据产业差异分类制定多重环境规制政策,支持和引导制造业企业加快技术创新,能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对人类工业文明演化的多维思考

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带来了人口增长和财富增加,也引致了大国兴衰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最先发生在西欧,但它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共同孕育的结果,不能成为"欧洲中心论"的证据。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是多元的,这些因素之间是相互交融、相互纠缠、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像螺旋体一样共同推进工业文明的演化。探讨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采用理性思维、客观立场和科学态度对人类工业文明演化史进行多维思考。

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生动实践的经验总结。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体现新发展理念、重视实体经济根基、倡导生态文明底色、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思想。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发展中国家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实现自身发展指明了方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新方案,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了新动能,也为全球合作带来了新机遇,具有显著的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