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档案管理法制化建设论纲

社会保障档案管理的法制化,既是建立健全民生档案管理法规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要条件。文章从社会保障档案管理立法的基础及现状分析出发,着重探讨了实现社会保障档案管理法制化的推进路径。

新中国60年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

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社会保障行政机关的设置、职权的划分与运行等制度的总称。新中国建立60年来,社会保障行政体制大致历经了建立、调整、破坏、复建、劳动保障部组建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建等6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统一社会保障机构成为社会保障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保障从概念性的术语变为政府机构的名称用了13年的时间,而"统一"的社会保障机构作为一个概念性框架也已存在10年有余,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社会保障部"仍未建立起来。

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近代转型与道路选择

晚清以来,中国开始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初步的工业化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城市化进程冲击了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而劳资矛盾日益尖锐则加速了社会保障模式转型的进程。在此历史背景下,传统农业时代的社会保障模式转向工业时代的现代社会保障模式,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上半叶,世界上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模式主要有以英国为代表的福利型国家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模式。从理论上说,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转换存在着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但就工业化程度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福利国家型模式显然不适合中国。因此,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近代转型实际上就是从社会救济主导转向社会保险主导的过程。

解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社会保障思想

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奠基人,其社会保障思想可以概括为安全保障、政府责任、自我保障、积极保障、倾斜保障等几个方面。这些思想不仅直接指导着美国新政期间的社会保障立法,而且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保障体系内涵表述的嬗变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保障体系"的内涵在党的文献中经过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为主体的"小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展为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的"大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中体系",十六届六中全会将这一体系的发展目标确定为"覆盖城乡居民"。党的十七大明确将"社会保障体系"的内涵概括为三项基础制度、三项重点制度和两项补充制度,这是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内涵的科学发展。

从经济危机到社会保障:解读新政时期的美国社会保障政策

经济危机往往会引发社会危机。在1929-1933年大萧条的社会背景下,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不仅帮助美国走出了经济的低谷,而且通过推出了《联邦紧急救济法》、《紧急救济拨款法》、《社会保障法》等社会保障政策,避免了大的社会危机。当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蔓延的时候,从社会保障的角度解读罗斯福新政的"救世"经验,对于在确保经济安全的同时,如何确保社会安全,也许不无启迪。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保障体系”内涵表述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保障体系"的内涵在党的文献中经过了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党的十二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为主体的"小体系";十四届三中全会发展为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的"大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中体系";十六届六中全会将这一体系的发展目标确定为"覆盖城乡居民"。党的十七大明确将"社会保障体系"的内涵概括为三项基础制度、三项重点制度和两项补充制度,这是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内涵的科学发展。

我国广播影视业社会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国广播影视行业社会保障在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分割、编制内外双轨并行的制度格局,严重制约着广播影视行业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同时也面临着《劳动合同法》的严峻挑战。中国广播影视行业应当适应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大趋势,逐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广播影视人才流动中的社会保险衔接办法,积极探索建立广播影视行业的补充保障体系。

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社会保障政策经历了由重城轻乡到城乡并重的演进过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目标,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表明党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已经形成了比较健全的体系,主要包括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农村社会救助政策、农村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政策以及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农村军烈属和伤残病退伍军人的优抚政策。

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内涵辨析与厘清

厘清社会保障费改税的内涵是讨论"费改税"的前提条件。社会保障费改税实质上是社会保险费改税,且不包括进入个人账户的社会保险费,更不存在额外加税的问题。在当前情势之下,如果进行社会保险费改税,以由地税部门征缴并由中央与地方共享为宜。单纯的社会保险费改税既不会加重民众的负担,也不会加重单位的负担,如果善加运用还可以适当减轻社保负担。社保费改税可行和成功的关键在于确立为民众谋福利的改革目标。

关于中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双重考问——写于《社会保险法(草案)》通过二审之际

立法先行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一般规律,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也应遵循此规律。立法滞后是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困难重重的根本症结,尽快出台一部社会保障的根本大法是许多人的共识。但是仔细推敲后难免会有如下疑问:社会保障尽快法制化能否"包治百病"?立法先行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一般规律吗?尽快法制化能使中国社会保障改革彻底摆脱困境吗?尝试着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研究,期望能够引起学界更深入的思考。

基于人力资源外包的企业劳动保障责任承担机制研究

人力资源外包导致了雇主责任的分散化和多元化,劳动保障责任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同样面临着分散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在企业人力资源外包不断拓展并成为一种竞争战略的背景下,传统的单一企业承担劳动保障责任机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有必要探索企业承担劳动保障责任的新机制。因此,本文提出了外包提出方承担劳动保障责任、外包承包方承担劳动保障责任及外包提出方与承包方共同承担劳动保障责任三种模式,分析了每种模式的运作机制。

近代中国社会救济的理念嬗变与立法诉求

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主要源于儒家及佛家宣扬的慈善观念,基于这种理念的救济活动源远流长,体现出慈善恩赐、重养轻教、济贫救困的明显特色,但终究不能将社会救济事业导入法制化轨道。晚清以降,受到西方社会救济理念的影响,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理念开始向近代嬗变,慈善观念演进为国家责任观念,重养轻教的消极救济观念演进为教养并重的积极救济观念,道德色彩浓厚的济贫救困观念演进为“全民救济”观念。理念的嬗变为近代中国社会救济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并进而在民国政府颁布的有关社会救济法规中化为国家的立法诉求。

试论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立法

社会立法一词最早出现于德国,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英国的济贫立法、劳工立法以及德国社会保险立法。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立法活动从无到有、渐生渐长。劳工立法可视为民国社会立法的初始阶段,但完整意义上的社会立法实际上开始于国民政府社会部成立之后,社会保险法与社会救济法则是其主体内容。

新中国60年社会保险立法的回顾与展望——兼评《社会保险法(草案)》的立法模式

新中国劳动保险立法采取"诸险合一"的制度安排持续了40年之久。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保险制度走上了"五险分立"的改革之路。中国社会保险立法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以来,采取何种立法模式一直存在争议,而今历经14年之久,《社会保险法(草案)》终于进入了审议阶段。草案采取了综合立法模式,但在审议过程中却遭遇了"授权性规定过多"的责难。为今之计,应采取统分结合的立法模式,首先制定社会保险基准法,然后再分别制定各项社会保险单行法,最终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险制度。

我国传统社会的农荒救济制度

介绍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农荒救济制度,包括灾前的预防制度、灾中的赈济制度和灾后的复兴制度,指出在我国传统农业时代,围绕农荒救济问题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不能完全否认。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社会政策与立法诉求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争取改良劳动条件、改善工人生活和实现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并在随后领导召开的5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提出了更详尽的社会政策纲领。这些社会政策代表了劳工阶级的根本利益,成为当时全国劳工运动的斗争纲领,对民国政府的社会立法有所影响,并直接体现于苏区革命根据地制定的各项劳动保障法规之中。

新中国成立前社会保险立法评述

社会保险制度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开始由传统社会救济模式向现代社会保险模式转变。中国近代留下的几部主要社会保险法规,大致勾画了这种转变的轨迹。

城乡养老保险关系转续与制度衔接的路径思考

在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由于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目标尚未实现,我国城乡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现实地存在着跨地域转续和跨制度衔接两个层面的问题。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应尽快改革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对参保人员在不同养老保险制度下的缴费年限依法合并计算,对跨制度参保人员的基本养老金"分段计算、统一支付",同时对《社会保险法》中有关养老保险关系转接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

论新医改方案中政府主导与市场作用的厘定

我国新医改方案在设计过程中曾出现了"政府主导派"和"市场主导派"两种不同思路,新近公布的新医改最终方案明确将"坚持公平与效率统一,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确定为新医改的一个基本原则,显然是在折中"政府主导派"和"市场主导派"不同意见的基础上,努力探索一种"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医改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下,能否厘清政府责任和市场责任的边界,将成为新医改方案成功运作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