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分权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结构不断地进行着转型与升级,过去单纯的以GDP增长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转变为兼顾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模式上呈现出央地经济分权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央地两级政府在财政与金融权力上的分权。在经济结构转型期间,财政资源的不足促使地方政府转而寻求金融资源的支配权力,形成“金融功能财政化”。

能源转型的地缘政治影响研究进展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治共识的达成、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冠疫情后各国“绿色复苏计划”的陆续推出,可再生能源引领的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将对当前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之上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带来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能源转型不仅改变了国际能源市场供需结构与市场投资格局,而且带来了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权力格局的重塑。能源地缘政治涵义及其形态均相应地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为能源需求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性,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能源地缘政治竞争,但围绕关键矿物材料与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博弈可能加剧;能源转型将重塑能源秩序,化石能源出口国会受到显著影响,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者将获得更多的缘政治优势;电网互联及氢能可能成为未来地缘政治博弈的新领域,技术与标准的竞争将是博弈的重要内容。

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与居民幸福感

本文匹配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地级市层面的环境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等,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容忍和治理努力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运用可乘交互效应模型,检验晋升和财税收入双重激励机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容忍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环境治理努力与居民幸福感呈现倒“U”型关系,且环境治理工具的幸福效应迥异不同;异质性检验发现,中部地区与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变动对污染容忍较为敏感,而东部地区和高收入群体对治理努力更为敏感;晋升激励负向调节污染容忍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财税收入激励正向调节治理努力对居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使用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依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