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基层法院推进诉源治理的实践与完善

人民法院在推进诉源治理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在中基层法院诉源治理实践中,存在合力不足、措施繁多、缺乏统一标准等问题。其根源在于部分治理主体对诉源治理的本质理解存在偏差,过于依赖法院主导模式。为完善诉源治理,应以“治未病”的传统智慧与系统功能理论为指导,坚持基层为立足点、党政为主导的原则,积极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常态化应用。法院应坚守本职、拓展功能,借助新一站式平台,完善机制对接,分阶段积极融入诉源治理的大社会系统,确保治理主体职责明确、优势互补、协同推进。同时,全面贯彻落实“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原则,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通过构建源头预防和化解纠纷的中国模式,整体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行政审判周期内法院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逻辑基础与路径构建——以《行政处罚法》减免条款为视角

对比刑事合规,企业行政合规可以凭借《行政处罚法》中的减免条款,获得更有利的激励空间。然而,行政机关在企业合规认定上同时面临着法律供给不足、适法困难以及难以认定企业主观状态的执法困境,导致企业转而寻求司法支持。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法律解释功能及终局性裁断属性为企业获取宽缓的行政处罚提供了正当性依据。对此,应明确法院于行政审判周期内的参与时机,界定法院监督者、引导者、组织者的角色定位,阐释合规启动方式,从审查次序、审理期限、证据审查、文书表述上构建“二层四步”合规审查机制,并根据企业合规事实构建“六阶段”诉讼审查流程,助力企业依规经营。

从案例到规则: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为视角

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的形成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将“违反法定程序”列为司法审查标准为重要标志,程序公正理念破茧为蝶,实现了中国法治化的蝶变。正当程序进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是司法的杰作,通过案例发现,正当程序标准从隐含适用到明示适用、从“规范空缺适用”到“利益衡量适用”,实现了域外规则的本土化,并让程序正义理念在我国司法领域得以完整体现,使得“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成为昨日黄花。从法定程序到正当程序,进而涉入“过程性审查”这一程序正义的新路径,中国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催发程序正义之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新时代人民法庭的职能定位与现实进路——以“一庭一品牌”特色法庭为样本

综观历史和现实,人民法庭职能定位始终与党的中心工作和国家治理密切相连。人民法庭的职能由国家根据社会发展和政治需要进行设计,但本质上由社会发展环境和群众生活需要所决定,也深受历史传统和地域影响。人民法庭处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前沿,在我国现行国家基层政权组织体系的基本构架中,加强人民法庭融入、促进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是加强基层政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在法治中国建设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新时代背景下,人民法庭的职能需要重塑,“一庭一品牌”特色法庭建设等现实可行路径需要推广,以更好地回应基层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司法需求。

通过判例创制规则:统一行政案件裁判尺度的中国式路径

行政案件裁判尺度即司法审查标准是行政诉讼的核心问题。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标准领域不断进行着付诸集体主义的规则创制,前期依托司法解释,后期以指导性案例辅之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等为主要形式,逐步构建出“合法性标准”“合理性标准”“程序公正标准”三元标准体系。具体而言,通过判例补充立法,合法性标准体系趋向完善和成熟;判例积极回应现实需求,推动合理性标准体系由辅助走向前台;判例突破传统,将正当程序本土化,进一步丰富程序公正标准体系。在此过程中,法院规则创制展现出司法审查能动性和司法审查案例制度规范化的特征,其实践样态既包括对成文法、司法解释的细化和增强,又涵盖突破现有成文法和司法解释框架的创新尝试。

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视野下不当诉讼行为的审视与规制

审级职能定位改革的目标是实现繁案上行、简案下行、事实审和法律审相对分离。实践中,受实体正义优先司法理念、法官避责行为逻辑和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价值追求等多重因素影响,行为人多采取恶意缺席庭审、寻租型上诉、“信访+”申请再审的不当诉讼行为,增加了法官事实认定难度。不当诉讼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证据失权制度缺位,应以适用相对缓和的“证据失权酌定主义”为突破,具体化、精细化适用条件、规则和流程。以此为基础,辅之以缺席判决制度和上诉(再审)筛查机制,合理适用惩戒措施,形成有效遏制不当诉讼行为的规制体系。

权力制衡的博弈:行政诉讼管辖规则创制及其结构功能主义价值

行政诉讼管辖规则创制对诉讼结构转型有着重要影响。从历时态角度分析,行政诉讼管辖规则创制大体经历了多元化管辖规则创制、相对集中管辖规则创制、跨行政区域管辖规则创制三个阶段,并分别呈现出自下而上的地方经验、自上而下的司法政策、作为国家行动的顶层设计之结构功能主义特征。其功能结构则表现为:价值层次--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制度层次--审判中心主义的制度构建,集体层次--法官员额制的集体依托。

论买卖物之瑕疵的认定

出卖人所交付标的物的实际标准低于合同规定的应有标准,便认为标的物存有瑕疵,具体包括质量瑕疵、数量瑕疵、附带事项瑕疵(包装、安装、说明书、货物附件瑕疵)及异类物交付瑕疵四大类。未来立法应当继续确定主观为主、客观为辅的主客观相结合的判断标准,并明确不同具体确定方法间的适用顺序。此处的瑕疵仅限于发生在于风险移转时的瑕疵,买受人对此需要证明。而在消费者合同中规定6个月期限内的举证责任倒置及买受人一定期限内瑕疵通知义务履行后对瑕疵发生时点证明的免除则有助于减轻买受人的证明难度。

论“信赖保护原则”司法审查标准的规则创制

“信赖保护原则”是借鉴域外规则的典范之一。从立法层面看,由于信赖保护原则法律规范尚不完善,因此其规则创制更多地出现在司法案例当中。“周口益民案”是引入“信赖利益保护”理论比较典型的首起公报案例;“阿尔法拉瓦尔案”则创制了专利权司法审查中的“修改方式适度宽松”标准,以及“保护范围最大基准”标准。最高法院案例中,“饭垄堆案”通过创制“依法取得+不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标准、违法性继承的合法行为阻却规则、充分履行说明理由义务规则等,成为迄今在“信赖保护原则”审查标准规则创制领域最具法教义学价值的案例。信赖保护原则的引进和司法运用,标志着域外规则借鉴成为我国合法性司法审查标准规则创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迈向司法结构主义:以审判为中心诉讼结构的形成

中国传统诉讼是一种行政结构主义下的融合性诉讼结构,承担着统治型治理功能。新中国政法模式下,演化为从属性诉讼结构,法院治理功能呈现多元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动了中国诉讼结构的两次转型。迈向司法结构主义,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独立性诉讼结构——价值结构以公平正义为追求、制度结构以审判中心主义为核心、集体结构以法官员额制为依托——实现中立型的司法治理功能,是诉讼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

离不断 理还乱——当代婚姻纠纷案件透视

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受到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两方面的冲击,由此而产生的婚姻纠纷呈上升趋势。笔者从近年来的司法统计和审判档案中看出,纷繁的婚姻纠纷案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类: 因外遇而引发的婚姻纠纷案 从近年来审理的婚姻纠纷案情况分析,外遇是造成婚姻纠纷的一个重要根源。原因有四个方面: (一)客观环境的影响。一些人抵御不住外界的诱惑,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另寻新欢,导致家庭发生危机。这类婚姻纠纷最为突出。如我市某法院审理过这样一个婚姻纠纷案,一对青年夫妻,青梅竹马,同一学校上学,毕业后又分到同一工厂,不久便同结连理,生一男孩。这时,男方去外地进修,在学习期间结识了一女同学,由于学习、技术上配合默契,遂打得火热。从此。

司法治理的边界:行政诉讼受案规则创制研究

行政诉讼受案规则创制决定着司法治理的边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对行政诉权的保护经历了循序渐进的历程,并呈现出较强的规则创制色彩。受案范围规则创制领域,前《行政诉讼法》时期突出体现为司法权的自我限制和保护功能,从《行政诉讼法》出台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时期又呈现为“受案扩张”的鲜明特点,从信访潮涌起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2018)时期则以“受案限缩”为特征。立案审查规则创制领域,表现为选择性立案审查规则的生成、立审分离的形式主义两个方面。面对立案登记制改革在行政诉讼受案领域引起的较大连锁反应,相应的规则创制接续而来,主要表现为“必要审查”规则创制和“滥用诉权制止”规则创制。

民事电子送达疑难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司法审判全流程,从网上立案、电子送达、审判到执行等一系列程序的“智慧法院”的打造逐步兴起。作为衔接法院与当事人的重要一环,电子送达凭借其高效、便捷的特点逐步发展,但随之也出现了适用困境。电子送达案件适用率偏低且成功率较低,救济措施尚不完善。而以上困境的成因在于电子送达安全性难以保障使得有效送达难以确认;法律救济措施规定不完善严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破除以上困境,可以统一恰当的送达标准;细化电子送达操作规则并进一步完善电子送达救济制度。通过以上各方面来加以解决,坚持追求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双重导向,逐步在受送达人认可的基础上提高适用率,提升审判效能,满足当事人的诉讼期待。

司法审判如何对接道德方能让群众信服之冷思考——从于欢案“官民”互动和江歌案的中日舆论反差说起

以彭宇案、许霆案等判决引起轩然大波,到于欢案的终审判决赢得舆论赞扬,中国司法与道德舆论应如何对接方为妥善?中国近代西法东渐以来的司法(法治)现代化在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上是否迷失了方向?笔者认为,彭宇案等"缺德"判决是中国近代以来奉承道德与法律分离原则而导致的"毒"果。为防止"毒"果再现或恶性循环,一是理念上需确立新原则,抛弃与中华法系传统智慧相悖的道德与法律分离原则,秉持"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不成文的法律"及德法合治的习近平法治新理论,并分清"司法的公平正义"与"舆论的公平正义"等;二是实践中引"德"入法,把道德作为审判要件确立为德法合治的长效机制,以逐步提升全社会对"涉德"案件的共识。我们不能做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者,要借鉴域外德法较好结合的现代法治经验,推动司法在内的国家社会多领域的德法合治,从而推进中国现代法治文明建设。

从审判权力运行角度谈专业法官会议的功能定位

作为司改重要内容之一的专业法官会议制度目前仍处于探索进程中,但有效探索首先应建立在功能定位明晰的基础之上。在司法实践中,专业法官会议除作为法官办案辅助咨询机制、合议庭与审委会衔接机制以及发挥审判指导功能之外,同时也是体现审判权独立性及专业性特点,处于审判权独立运行与审判监管权张力边界的一点。其既是还权于合议庭、办案法官,尊重审判权独立性与专业性的会议组织,同时也是实现对审判权监管的重要方式之一。通过从案件信息不对称到信息相对平衡,将院、庭长的行政权力转化为辩论性权利,扩大内部监管范围实现多重监管,对院、庭长的特别赋权等四种方式,实现了有序而削弱行政化的监管。但为避免监管逾越限度,重新落入“行政化”的窠臼,应以专业法官会议制度对院、庭长的特别赋权为切入点,进一步细化疑难、复杂及社会影响重大案件的标准,发挥专业法官会议在审判权监管定位下作为审委会前置过滤机制的功能,使有效有限监管有的放矢。

“遵循先例”原则在法医鉴定中的应用

“遵循先例”原则在法医鉴定中的应用韩小勇（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济宁２７２１１９）“遵循先例”的原则是英美法系中判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根据判例法制度，某一判决的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该案，而且往往作为一种先例适用于以后该法院或下级法院所管辖的案件．只...